儿童与儿童文学的精神深度

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米切尔·伊根认为，“儿童文学的严肃研究或许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因为正是他从民间故事和童话中发现了支撑其无意识理论的证据”①。肯尼斯·纪德则认为，尽管我们很难把儿童文学与精神分析直接或简单地联系在一起，但可以确定的是，“整个为儿童写作的规划都被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儿童精神分析的见解改变了”②。他在《精神分析与儿童文学》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儿童文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两者都为彼此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方法的启迪③。

这一关系的确立有着多方面原因。首先，“童年”是儿童文学研究与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关联的重要结点。自弗洛伊德以降，童年成为现代心理与精神分析学的重要范畴，其研究发现既常常建基于儿童或以儿童为对象的叙事作品，也对这类作品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儿童与童年在大部分精神分析理论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儿童文学与精神分析批评之间的选择亲和度比之一般层面心理学与文学的亲和度似乎更为自然。”④其次，不论儿童文学还是精神分析都可以理解为朝向个体“发展”的某种探询。从精神分析层面得到揭示的成长的秘密，往往与儿童期或类儿童期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这一话题也构成了儿童文学书写的核心。再次，精神分析擅长从日常话语及文学叙事的符号表层进入，从看似平常的表达中发现深藏的心理机制与精神原型，这一方法恰恰高度契合了儿童文学的文类特性。由此，儿童文学研究不但从精神分析理论中受益良多，也为这一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典型的文本案例。

一、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与阅读治疗

在精神分析方法与儿童文学研究的早期结合中，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出版于1976年的《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⑤。该书继承并发扬了弗洛伊德以降童话心理分析的传统，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解读童话故事中蕴含的有关个体精神成长的深层内涵。在他看来，“童话故事比任何其他读物更深刻地道出了儿童精神与情感存在的真相”⑥。书中针对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话如《三只小猪》《小红帽》《亨塞尔和格莱特尔》《杰克与豆茎》《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青蛙王子》《美女和野兽》等的心理分析，意在帮助读者领取童话背后的精神教益。作者用于剖析童话故事的术语，如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替代性满足、人格整合、自我统一、幻想的慰藉与修复功能等，均体现了心理与精神分析的典型特点。《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批评著作，但儿童文学与民间童话之间的深厚渊源，以及精神成长与儿童发展之间话题的高度重合，使它成为1970年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

沿着这一研究的方向，一是针对民间故事的心理学解读与精神分析持续发展。代表研究成果如玛丽亚·露易丝·冯弗朗兹的《童话中的个性发展过程》（Individuation in Fairy Tales，1977）、J.C.库柏的《童话：内在生命的寓言》（Fairy Tales：Allegories of the Inner Life，1983）、罗伯特·布莱的《铁约翰：一部男性之书》（Iron John：A Book About Men，1990）、露西·罗林的《摇篮与其他：童谣的文化与精神分析研究》（Cradle and All：A Cultural and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Nursery Rhymes，1992）、艾伦·B.知念的《从此以后：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In the Ever After：Fairy Tales and the Second Half of Life，1989）、《童话中的男性进化史》（Beyond the Hero：Classic Stories of Men in Search of Soul，1993）、谢尔登·卡什丹的《女巫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The Hidden Meaning of Fairy Tales，1999）等系列著作。在《铁约翰：一部男性之书》中，布莱运用贝特尔海姆的方法，对主要取自格林童话的《铁约翰》故事做了男性成长隐喻的精神解读。在他看来，铁约翰象征着男性气概与男性力量，也是男性的自我原型。在《摇篮与其他：童谣的文化与精神分析研究》中，罗林提出了童谣在儿童精神成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歌谣既包含了理解世界的渴望，也传递出人类无法控制自然力量的困惑与失落，因而有助于教给孩子一种更真实、完整、充满矛盾的世界图式。

二是针对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精神分析方法得到探索。“童话从精神分析话语中发现其新的身份和意义之后不久，分析者们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儿童文学经典。”⑦这一方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米切尔·伊根对于詹姆斯·巴里代表作《彼得·潘》的分析（Michael Egan，“The Neverland of Id：Barrie，Peter Pan，and Freud”，1982）、马克·I.卫斯特关于《木偶奇遇记》的解读（Mark I. West，“Pinocchio’s Journey from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o the Reality Principle”，1999）、露西·罗林关于莫里斯·桑达克图画书的弗洛伊德解读（Lucy Rollin，“Childhood Fantasies and Frustrations in Maurice Sendak’s Picture Books”，1999）、苏珊·C.沃恩、瑞贝卡·亚当等针对莫里斯·桑达克的图画书《午夜厨房》的分析（Susan C. Vaughan，“In the Night Kitchen：What Are the Ingredients of Infantile Sexuality？”，2017;Rebecca V. L. Adams，Eric S. Rabkin，“Psyche and Society in Sendak’s In the Night Kitchen”，2007）等。伊根明确表示，其《本我的永无岛：巴里，彼得·潘与弗洛伊德》一文沿用的正是贝特尔海姆的弗洛伊德分析方法。伊根之前，已有不少针对《彼得·潘》隐藏的潜意识内容的研究，但其关注大多指向作家本人，亦即旨在揭示巴里本人的精神状态。伊根的解读则试图站在贝特尔海姆的立场上，将《彼得·潘》的故事视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原型。他认为，巴里在《彼得·潘》中创造的“永无岛”，乃是儿童本我的象征隐喻。永无岛的旅程是一场弗洛伊德之梦，在这里，本我脱出超我的管控，进入潜意识的世界。而永无岛上的彼得与他的对手霍克船长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俄狄浦斯情绪的投映。故事最后，彼得战胜霍克，正如俄狄浦斯杀死父亲，取代了他的位置。伊根认为，《彼得·潘》之所以会在儿童和成人读者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它触及了儿童精神成长中的重要原型⑧。在《莫里斯·桑达克图画书中的童年幻想与挫败》一文中，露西·罗林解读了弗洛伊德所说“每个人内心的孩子”在桑达克图画书中得到的诠释。而在《〈午夜厨房〉：幼儿性意识的构成》《桑达克〈午夜厨房〉中的精神与社会》等文中，性、快感、菲勒斯等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术语，构成了相关研究的关键词汇。作者认为，儿童文学文本提供的此类故事经验，为儿童的精神理解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撑。

总体上看，一方面不论从精神分析视角切入民间童话还是儿童文学名著的研究，都倾向于搁置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将特定的文本作为某种精神的隐喻，谈论其文学内涵与阅读意义。这一方法的长处在于文本符号解读的细致入微与别出心裁，短处则在于忽视文本自身的文化生产特性。例如，贝特尔海姆式的精神分析方法对民间童话作为一类始终处于自我改写进程中的文本的历史特性及内在的驳杂性，并不加以区分或细析。1980年代起，该研究方向在儿童文学研究界受到的最大批评，即指向其悬置历史、架空语境的研究方法。玛丽亚·塔特批评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研究毫不考虑儿童生活的现实。作为西方童话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杰克·齐普斯也对这类童话批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针对布莱就《铁约翰》童话所做的精神分析解读，齐普斯不无揶揄地批评道：“布莱试图利用由荣格和坎贝尔所发明和发展出的原型将男性均质化，而这两位学者关于神话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恰恰忽视了真实情况下各类人的特性，模糊了文明进程中社会发生与心理发生两股力量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却鼓励人们对于那从未占据过重要位置的返祖基因模式的怀旧与渴念。”⑨在他看来，童话批评的当代意义和方法，恰恰是要揭示其诞生和演变的历史语境，进而揭开其文本与意义作为永恒“神话”的谎言。

但另一方面，这种从精神发展角度解读民间童话与儿童故事的趋向，又在新兴的儿童阅读治疗（Bibliotherapy）探索和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发展。这是一个最初在图书馆学与阅读推广领域得到关注的童书理论与实践方向。1981年，贝丝·欧弗丝塔德在《阅读治疗：通过书籍帮助孩子》（Bibliotherapy：Books to Help Young Children）一书中将阅读治疗定义为通过文学达到促进精神健康的目的，或治疗意义上的书籍运用。1983年，玛丽·瑞克·加隆果在《阅读治疗：通过文学促进社会情感发展》（Bibliotherapy：Literature to Promote Socioemotional Growth）一文中，主要结合儿童文学在儿童社会适应与情感发展中的运用可能与探索，阐述了阅读治疗的基本观念及其实践策略。在加隆果的研究中，阅读治疗的概念与儿童成长中的各类精神问题隐在相关。她提到了通过儿童阅读促进残疾、病患、离异家庭、暴力受害等状况下儿童情感治愈与社会发展的既有实践。这一倾向或许与阅读治疗活动最初诞生于医院、诊所并被用于病患治疗的事实有关。在同年发表的《危机导向图书的儿童阅读运用》（Using Crisis-Oriented Books with Young Children）一文中，加隆果一方面强调了阅读治疗用于解决儿童生活危机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提出了将它运用于更广泛的儿童生活适应如自我认同、情感控制、同胞竞争等问题的建议。这就进一步将阅读治疗的观念从狭义的“治疗”推向了更普遍的儿童社会性发展干预。

事实上，前述针对民间故事与经典童书的精神分析解读，几乎都隐含了阅读是一种广义的精神治疗的命题。从多萝茜·巴特勒以其残障外孙女的阅读成长为素材的《卡索拉和她的书》（Cushla and Her Books，1979），到弗朗西斯·斯巴福德自传性的《书本塑造的孩子》（The Child That Books Built，2002），人们见证了童书和阅读如何拯救处在身体和精神压迫下的儿童。杰妮·普拉斯脱主编的论文集《故事与自我：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视野》（The Story and the Self. Children’s Literature：Some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2008），很大程度上正是关于广义上的儿童文学精神疗愈功能的探讨。米切尔·霍华斯的著作《床底下，无声地爬行着：儿童文学中哥特元素的精神分析》（Under the Bed，Creeping：Psychoanalyzing the Gothic in Children’s Literature，2014）同样是关于文学阅读与精神治愈的研究。该书运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解读儿童文学中的恐怖元素，阐述儿童读者如何从具有象征性的哥特元素的阅读中，克服生存恐惧，建立自我身份，进而理解自身与世界。2001年第4期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组织了围绕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怪异”（uncanny）范畴开展的儿童文学批评，包括专栏主持特瑞兹导言在内的五篇论文，探讨儿童文学文本如何表现、传递儿童对“怪异”的体验及如何接纳、克服这种体验。此外如埃伦·汉德勒·斯皮茨的《图画书中》（Inside Picture Books，1999）、大卫·纳什的《理解图画：教给交流障碍青少年的推论与叙述技能》（Getting the Picture：Inference and Narrative Skills for Young People with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2011）等著作，均关注图画书的儿童心理与精神疗愈功能。如果说根据弗洛伊德以降的精神分析理论，“故事讲述是像呼吸一样基础的人类生命程序”⑩，那么这一方向的研究者们相信，借助这一故事的通道，儿童期的许多精神发展需求与问题，都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决。

二、潜意识与儿童文学文本中“隐藏”的秘密

1990年，美国重要的儿童文学学术期刊《儿童文学》第18卷以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研究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重点探讨精神分析理论在儿童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杰克·齐普斯在其收入专栏的论文《通过精神分析批评否定历史与男性幻想》开头明确指出：“针对文学的精神分析批评想要有效，它就必须不再否认作者心理与想象的历史，而从作品诞生的时代语境来考察作家及其作品。”11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儿童文学精神分析批评的发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齐普斯的批评。相比于早期批评的“非历史”特性，相关批评开始有意识地转向作者及作品的历史，探讨文本背后深藏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