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讲述历史

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陈福民一直以“述而不作”著称，在他为数不多的文字里，一篇与青年评论家项静的对谈《文学内部的自我循环与自我圣化，于真正的文学见识并无补益》值得注意。尽管对谈的起点是讨论当代文学发展和研究现状，但在很大的篇幅里陈福民谈到了对于历史的看法。可见文学研究与历史思考在他人生里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和很多人一样，陈福民的历史启蒙源于《史记》，早年的历史知识和文学感情都来源于此。他把“列传”当作一篇篇精彩的小说阅读，惊叹于司马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伴随着不断成长与阅读，他开始反思中国历史与文学相互交融这一特色：“轴心时代的文史哲——经史子集四部，内容上重叠交互，在义理与辞章两方面彼此借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文学部分后来虽然从中间分离出来，但在知识类别的区分上并不鲜明，观念方面的植入式影响一直是持久而深远的，这也是民间史学认知严重影响文学写作的原因之一。”①他认为这一特色严重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塑造，史学家的纯正历史讲述，往往敌不过文学家的历史演义②。一些故事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却鲜有人去考证真伪。

历史演义的重要形式就是小说。小说作为平民阶层兴起的文学形式，虽不以言志抒情见长，但依靠绘声绘色的讲述方式在官方的历史记录之外，建立起一条新的历史线索，也融入叙述者大量的主观感受。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底层民众，他们难以接触到精英阶层的正规历史叙述，只能依靠戏曲、小说等平民文艺形式了解历史，并且伴随着不断地传播、演绎又投射进自己的情感。叙述者和接受者的双重演绎“潜在地赋予了小说某种不自觉的承担，使得小说时而又变得‘大说’起来”③。陈福民举例：“《三国演义》的影响远远大于《三国志》，《隋唐演义》的影响远大于新旧《唐书》，《说岳全传》则几乎取代了《宋史》，等等。上述演义在历史掌故、叙事立场、人物评价等方面已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却仍始终占据民间认知的主流。”④进而影响了民众的历史观，至于以小说为底本的戏剧，对于善恶忠奸的刻画更为脸谱化。

这种影响也深刻地体现到陈福民所从事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一种是当代文学直接套用民间故事结构，谱写英雄传奇;另一种是作家在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形成历史判断时，融入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尤其是1980年代后期伴随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历史的反思、解构也在凶猛推进，“重写历史”浪潮兴起。张炜的《古船》就是标志性作品，陈福民在评论时谈道：“它不再把权威历史话语奉为圭臬，不以把诠释主流历史图景当成文学写作的最高法则。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的冲击，使作家获得了对历史的个人性的新认识和新体验，他们试图将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体验写入作品中。”⑤这种“不同以往”在于虽然仍描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和伦理生活，但开始以凸显个体的存在价值来表达对历史、政治压迫的反弹。

1980年代“个人性”虽然尝试挣脱但仍被包裹在强烈的整体历史观之中⑥。到了199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彻底沦为个人表演的背景，以碎片化、偶然化、欲望化的小历史颠覆大历史。迈入新世纪，写作者的知识分子启蒙地位开始陷落，文学面临影像等多媒体形式的冲击，作家想通过重返历史来重新建立和时代的关系，历史变为“方法”被再度整合起来。只不过他们在历史叙述中投入过多的情感附加，这种情感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调动的知识储备，使得他们的历史叙述虽有一腔热血却显得单调简化，只能以文学的笔触将历史变得风景化、奇观化、本质化⑦。这种“虚构的自由”和“情感的真实”成为作家处理历史题材的尚方宝剑⑧。当代文学的写作者不再像现代文学的开创者那样具有与历史同构的主体性⑨。相反一些人依靠追求与历史背道而驰来彰显存在的价值。

与此同时，历史言说在大众媒介始终作为热门话题，既有“百家讲坛”这类类似于说书的电视节目，也有“煮酒论史”等网络论坛，喜欢历史的普通民众济济一堂，以通俗的方式读解历史。这些历史言说的特点是着力于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描述，将史料以逸闻、传说的形式加以演绎，用“故事”吸引受众，力图讲出“趣味性”⑩。但在史实上不尽准确，充满了夸张与想象，也缺乏历史逻辑的梳理和宏观的视野。近年随着新媒介的发展，一批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通过互联网崛起，他们更具有公共关怀，“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到诸多的争议”11。

文学和大众媒介的历史叙事深刻影响着21世纪以来人们的历史观，而正统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变成一种专门化的学问。民国以来强调材料考证、方法科学和学术规范的史学转型尽管取得进步，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研究者的叙事能力却逐渐丧失12。研究对象越来越精细化，知识呈碎片化罗列，缺乏宏观把握和体系建构，导致历史研究逐步退出公共空间。西方的后现代史学虽然对叙述、符号、修辞、书写形式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越来越关注13，但又将历史全然视为虚构的产物，失去了一个历史叙事的立足点。

中国人大多喜欢历史，也喜欢在历史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想从前人的生命经验中，寻找人生困惑的答案。但当历史研究越来越成为精细化的学问，历史的真相被文学化的表达所覆盖，如何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来讲述历史？《北纬四十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在这部作品里，始终凸显一个问题意识——“中国历史讲述与文学叙述的不同价值取向何在，这种不同缘何形成？为何构成历史实践的重要因素并不能成为文学家必要的参照？”14陈福民以《史记》对于李广、卫青、霍去病截然不同的描述为例，发现叙述者本身所处的位置与代入的情感严重影响着历史叙事。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获罪而受宫刑，所以他对于李广的描写，无不打上这种身世之感和悲情烙印，而忽略了李广在军事乏善可陈的成绩，突出的是他“怀才不遇”的遭际和“爱兵如子”等仁德品质，国家的生死存亡和战争胜负的严重性质被司马迁强烈的情感投射遮蔽掉15。同时对于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卫青、霍去病，由于他们皇帝亲戚的原罪身份，司马迁竟将他们放入“佞幸列传”。在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里，司马迁的历史价值观竟不能一以贯之，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影响了重要的历史判断，这种人文情怀对历史的干扰，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屡见不鲜16。后人对于这种历史叙述更是缺乏反思甚至加以演绎，把李广当作“子不遇时”的代表，为自身所遭受的怀才不遇带来心理慰藉，严肃的史实变成“向失败者灵魂致敬”的艺术17，却使得人们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文学和历史由此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文学以其强烈的抒情气质和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影响着历史叙事，这种文学化的笔法虽然使得历史变得“和蔼可亲”，却遮蔽了历史客观，抹去了历史复杂，把人的道德作为单一衡量标准，缺乏对于生活、政治、经济、环境等客观层面的深入考察和对人类、民族命运的宏观思考。当知识被文学化地落在辞藻和修辞层面，“文学性”也就取代了专业性。由此形成的历史叙述又反作用于作家思考和文学创作，造成脸谱化的描述和非黑即白的认知模式。

《北纬四十度》想要做的是在文学化表达和历史真实之间寻求平衡。陈福民以基于大量史实，又不乏文学笔触的方式对围绕着北纬四十度的华夏民族交融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和阐发。他选择从人物入手加以“重新塑造”，赵武灵王、李广、卫青、霍去病、王昭君、安禄山、朱祁镇等人物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被贴上鲜明标签，虽让人印象深刻，但也遮蔽掉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为了还原这种复杂，陈福民先从梳理人物的身世开始，例如指出安禄山是一个失去部落庇护的单亲家庭孤儿，连姓氏都是冒认的。明英宗朱祁镇年少丧父，无人交流才会与太监王振结下异乎寻常的友情。在回溯人物成长过程中，陈福民并非局限在人性维度，避免以“同情之理解”为他们日后的荒唐行为开脱，而是逻辑性地梳理他们的成长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历史决断。比如《渔阳鼙鼓何处来》一文，陈福民认为幼年的漂泊混居使得安禄山在不同少数民族族群之间穿梭，反而锻炼了他的灵活应变能力，显示出超人的胆识和洞察力，最后正是通过一面以“纯诚”的民族身份做伪装获取唐玄宗信任，一面又利用民族宗教动员掀起分裂叛乱。

除了成长环境，陈福民还看中历史人物如何处理复杂局面、应对各类人际交往。最典型的一个情境是当君主要做出重大决定时可能会遭遇一众人的反对，这时君主选择强制推行还是想要说服对方？在《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一文中，孝文帝眼光深远，孤注一掷迁都洛阳，对于即将面临的群臣反对，他需要一个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可与他拥有着相同文化信念和政治抱负的拓跋澄，一时没能理解他的选择，两人在大堂上发生冲突。孝文帝并没有以君主身份施压，也没有讲一番大道理，而是显得十分焦急。陈福民参照《魏书》《资治通鉴》以一种幽默风趣的口吻还原当时情景——“拓跋澄进到门口，孝文帝顾不上应该有的君臣礼仪，《魏书》说‘未及升阶’，《资治通鉴》说‘逆谓之’，意思都是说孝文帝亲自冲出来迎接，老远就嚷嚷起来：刚才的‘革’没说完，现在接着说。明堂之上我发火并不是针对您，只是担心文武群臣都跟上您的节奏一起七嘴八舌，我就没法弄了。所以假装生气震慑一下让他们闭嘴，希望您能体谅。”18这种有进有退的处理方式足见孝文帝的智慧。

只有被放置回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加以考量，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和特质才会浮出水面。比如吕后面对冒顿单于的嚣张和“流氓成性”时所表现出的隐忍。再比如鲜卑族出身的孝文帝亲生父母都死在冯太后手里，被“仇人”抚养长大的经历更对他的性格和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在推行汉化过程中遭到群臣反对，后来还遭遇妻子和儿子的双重背叛，以一杯毒酒赐死儿子，离开妻子和洛阳宫殿，死在南伐前线。单以人生来论，他充满了悲情色彩。但他继位后仍遵从祖母冯太后对朝廷进行的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吸纳汉族文明的精华，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全方面改革鲜卑族旧俗，不顾群臣反对执意迁都洛阳，最终影响了中华文明史的走向。他将成长中的不幸转化为强大坚韧的意志，福祉于百姓。所以陈福民这么评价他：“作为君主，他的人文修养和文明理解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在个人道德上，他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心中只有国家民族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把改革当作宗教的‘改革狂人’，为此，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斗士。他所信仰的事业与他的民族，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坚韧不拔的奋斗历史中。”19可见陈福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不局限于道德修养，还拓展到是否有利于民族国家甚至是人类发展的范畴。

贯穿《北纬四十度》始终的历史情境就是数千年来围绕这一分界的民族交往史。不同民族之间不只是为争夺生存空间、生活资料而爆发冲突，更是不同文明在碰撞下的相互竞争、融合，既有游牧民族向中原更先进文明的主动靠近，也有中原定居民族向游牧民族学习“胡服骑射”进行军事改革。相互交融下被重新塑造的中华文明庞杂而多元，远非单一的儒家文明可以囊括。不同民族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对抗、防御的姿态下相互转化，当成功冲击北纬四十度一线后，他们又要担负守护的重任，应对更北边民族的不断冲击20。他们开始尝试把自己变为对方，保护他们先前不懂的事物21。

《北纬四十度》无意中回应了海外“新清史”思潮，与其过分凸显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反对“汉族中心主义”的激烈态度相比，《北纬四十度》尽管也把研究空间转移到内陆，但视野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历史长河，通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白登之围、卫青和霍去病击退匈奴、昭君出塞、刘渊永嘉之乱、孝文帝迁都、安史之乱、澶渊之盟、土木之变等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说明中国内部多样性文化的碰撞更大意义上是促成交流与融合，汉族与异族都向彼此敞开了怀抱，共同参与到华夏文明的建构中来，使得北纬四十度成为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凝聚团结民众、塑造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力量22。

再谈《北纬四十度》的创作手法。在“历史非虚构”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的当下，陈福民依然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文化大散文”：“我不是在做历史研究，我的写作始终属于文学，对此我很清醒自知。因此我从未放弃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和手法，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23

对于“文化大散文”，评论家谢有顺在20年前有过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在作家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史料的帮助，使得这些本该是背景的史料成为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象空间就显得十分狭窄”24。但陈福民依然非常重视史料的作用，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占有史料，在同类史料间反复对比甄别以保证史实的准确性，这些史料不光包括“二十四史”中与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25。如对高粱之战，《宋史》对此的记载只有简短的一句“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败绩”，屏蔽了所有细节，但《辽史》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留26。他尊重史料和历史的真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此基础上梳理历史的线索，探求历史的宏大意义。这固然与他专业学者身份有关，更多的史料支撑才能使复杂的事件被拨开迷雾，同时他有着对于运用史料的自信，一是对于史料甄别的眼光，对于史书上的记载不迷信;二是转述史料时出色的叙述组织能力;三是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如此才不会被史料淹没，把历史知识变成对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