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前期小说中的“新英雄传奇”倾向

“新英雄传奇”是解放区小说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类型。较早对此类小说作出这一命名的黄修己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第二十章“新的天地新的风格”中，分析了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之后，对“新英雄传奇”出现的原因及其代表作作出了论述。这意味着，在他看来，“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将“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和“英雄传奇的传统联系了起来”的“新英雄传奇”发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①。他对于此类小说出现时间的判断得到了学界的公认。在其作出这一判断二十年后，有论者指出，它“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是解放区作家学习、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积极实践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主张的重要文学成果”②;直到近四十年后的当下，还有人回应这一判断，认为：作为“‘革命叙事’的派生物”，“新英雄传奇”的诞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是“新的文艺政策”“催生”的结果③。自然，章回体形式的“新英雄传奇”是在解放区后期文学中出现的，但是，它也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渊源有自，其渊源就是解放区前期小说。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从抗战全面爆发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解放区前期的许多小说已经显现出了与后来“新英雄传奇”一脉相通的特征;这说明，在解放区前期小说中，“新英雄传奇”倾向已然出现。本文拟以一手材料为依据，从精神品格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对解放区前期小说中的“新英雄传奇”倾向作出考察，这不但有助于从一个方面切实地把握解放区前期文学的某些特征，而且以此为视点可以管窥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

一

在精神品格上，解放区前期小说中的“新英雄传奇”倾向主要表现在：通过勇敢、机智的英雄人物的塑造，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彰显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并以此来激励民众、为抗日救亡服务。1939年初，周扬曾撰文倡导一种“表现抗战的现实主义”，指出：“它并不拘于外表的写实的手法，而同时也可以包含浪漫的描写。”他强调在“写实”的同时还要以“浪漫的描写”来抒写“火一般的民族解放的热情”，表达“最后胜利的信念”，从而使作品具有“英雄主义和诗的成分”④。周扬所主张的通过“浪漫的描写”来表现的这些“生动的内容”，正构成了“新英雄传奇”倾向的核心内涵。这一倾向极大地影响了英雄人物的塑造，或者说，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中，这一倾向也正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在具有“新英雄传奇”倾向的小说中，其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是类型化的，其性格也是单一化的。因此，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与那些性格丰满、内涵丰富的圆形人物相比，这些扁平化人物的审美价值自然显得要稍逊一筹。但是，因为这些单一化的人物性格为当时抗日救亡情势所急需，所以，能给当时的接受者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从而发挥其砭顽起懦之作用。

由于处在激烈的民族战争的环境中，相关作品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首先突出了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的勇敢。赵克的《钢铁故事》共由三则小故事组成，其中前两则记述了英雄人物向敌人发起进攻的故事。在攻打彭城皇协军团部时，参加过长征、已经六次挂彩的二营六连连长宁纪书率全连健儿负责正面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又挂了彩，“血沿着草绿色的军服滴在地上”。但是，他“虽负伤亦坚决不下火线”。他的勇敢极大地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他们发出了“比钢铁还坚强的声音”，向炮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与宁连长一样，十二连三排排长李清文率二十余人攻打敌人炮楼时也“极为勇敢”。冒着敌人机关枪的疯狂扫射，他把手榴弹一颗一颗地向炮楼掷去，它们准确地从那四四方方的小洞里钻了进去。向炮楼逼近时，他“真走得迅速，似乎子弹都得给他闪出一条道儿”。最后，在架梯攻打炮楼时，敌人的手榴弹接连落下，他“弯下腰把冒着烟的炸弹从四四方方的小洞口一齐送到炮楼里去”，自己则毫发无损、显得神勇无比⑤。

英雄人物的勇敢表现在他们力克顽敌的攻坚战中，也表现在以少胜多的遭遇战中。雷加的《一支三八式》和荒煤的《塔》所写均为抗日士兵与强敌不期而遇，他们不管敌众我寡，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前者中的“故事也许是偶然地，但是它却表扬了一个军人的性格”，“高扬了中国军人自发的忠勇精神”⑥。故事起因是一个排在撤退时，带着一支最新型的三八式枪的六班长没有退下来。战士曹清林自告奋勇，只身再次爬上那个山头，找到了阵亡的六班长，也找到了那支枪。但就在这时，他与敌人遭遇了。他孤身与敌人英勇战斗，用手榴弹炸死了六个，用这支枪打死了五个。他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在无意中以一人之力阻击了敌人，掩护了右翼兄弟连队的撤退。他英勇牺牲时，手榴弹的丝绳还“残留在他的右食指上”，并“狠狠地陷进了肉里”⑦。后者写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八路军侦察员受命到镇上侦察敌情，与敌人四个骑兵狭路相逢。他爬上了镇上西北角的塔向敌人射击，弹尽后，又“用尽了他全身的力量，抱着敌人从那几十尺的塔上滚了下去”，与敌人同归于尽⑧。

此外，还有不少作家将关注和赞许的目光投向了新战士、小战士们，通过对他们深入虎穴抢夺胜利品的描写，既凸显了他们的勇敢，又显现出了在抗日队伍里勇敢者后继有人。在梅行所写“一个人和两支枪”的故事中，其貌不扬的新战士杨成兴身上多处中弹，还“摇摇摆摆的（地）”将两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背到部队驻地，因失血过多，第二天英勇牺牲⑨。梅行以如此结果写出了新战士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而没有交代其夺枪的过程。对此，黄钢的《倔强人》则有所弥补。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是“我们共产党底（的）队伍根本就是倔强的，什么都不怕——而又能战胜一切”，因此，其中所用“倔强”一词实有“坚强”“勇敢”之义。故事写五连通信员和司号员“年纪不大，胆量倒不小”，冒着弹雨“去抢胜利品”，结果，他们抢到了一匹马，马身上还驮着手枪、望远镜等。故事对于整个过程有较完整的交代。在战斗尚未结束时，他们就不听劝阻、跑下山去。那时，敌人躲在苞谷地里疯狂射击。面对那些像蝗虫一样的子弹，为了从敌人那里有所收获，他们不顾一切地向着苞谷地“冲上前”去⑩。

由于当时的抗日斗争还处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中，所以，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不但需要勇敢，也需要智谋。缘此之故，不少小说一再描写了英雄人物的机智。梅行和林伊乐各写了一篇与“水”有关的故事。前者的小标题即名为“水葬”，写一个八路军便衣队员出长治城后到村子里找水喝，恰遇七八个日本兵洗澡，便向池子里扔了手榴弹，为之安排了一场喜剧般的“水葬”11。后者写马家村妇救秘书刘桂英奉命率两个小组长到袁家庄开展工作。在路过由日本兵驻扎的苏店时，她们遭到一个日本兵的尾随。最后，她们设计让日本兵放下枪，并合力将他投进了麻池12。在与敌人遭遇时，抗日军民凭着智慧消灭了敌人;而在与敌人作战时，他们也如吴伯箫所作《青菜贩子》中的总队长所言做到了“以智取坚”。作品写一支游击队的指战员化装成青菜贩子一早进额穆城侦察敌情，在他们发出信号后，埋伏在五里外的旷野中的队伍迅速赶到，里应外合消灭了敌人13。赵克《钢铁故事》中的第三则故事写一营一连派出两人利用黑夜袭击赵店。他们的“武器很简便”，每人只带了四颗手榴弹。他们向着距赵店一里半路的敌军堡垒，把手榴弹甩了出去，引起了赵店和黎城附近七里店的“异国兵”的恐惧和混乱，以至于“把空山当作枪炮的靶子”胡乱射击。他们以自己的智谋愚弄了敌人，也极大地消耗了敌人。

综上，对于英雄人物勇敢、机智这种类型化性格的塑造，突出地显现了这些小说的“新英雄传奇”的倾向。它们将这种类型化性格从英雄人物的性格系统中抽取出来，予以“浪漫的描写”和单一化的呈现，使之成为黑格尔所说的“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4，其意就在于以此来提振民族自信、彰显必胜信念。它们向接受者强烈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民族有了这些智勇双全的英雄，一切敌人最后必然会被战胜的。为了强化这一乐观的格调，不少小说在凸现英雄们的勇敢机智品格的同时，作为对比，还一再有意状写了敌人的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以上所述及的作品大多表现出了这一倾向，这里不妨以严文井的小说为例再作一些集中分析。他的《一群曾是战士的人们》据称是“后方残废病院的一个写实”15，是作者在后方采访伤病员时所得。其中第一则故事写八路军120师的一连人“在汽车路傍依着的一座山上埋伏”，袭击鬼子的汽车辎重部队。我军占有地势之利，人数也应该略多于敌人（我军一连人有一百多人，敌人则至少有八九十人）。最后的结果是“得着七十多个不会做（作）声了的皇军，三十多辆车同汽油”，敌人只有七辆车逃走;而我军只“牺牲了五个，伤了十一个”，甚至“这数目”他们还“以为是多了一点”。应该说，这样的叙写显然带有极大的藐视敌人、轻视敌人战斗力之“浪漫”色彩。更具有夸张意味的是第三则故事，写四百个日本骑兵在追击中国队伍时又被中国队伍追击。我军两个连共两百多人“悄悄尾随”日本骑兵，不要说在兵种上是步兵对骑兵，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就是在人数上也只有敌人的一半多。在尾随的五天当中，他们只吃过六次饭，而敌人嘴上却沾满了油。所有这些，都表明敌人在客观条件上是占着上风的。但是，他们占领山头向敌人发起攻击，仅三小时就解决了战斗。其结果是：敌“四百人冲走了一百多，其余的都在黑夜里长眠了”;而“在袭击者这面”只有四十几个负伤。在讲述过这两个故事后不久，严文井又在《儿子与父亲》中对敌人的不中用、不经打也作出了相似的描写，同时还写出了敌人的意志脆弱以至束手就擒、当了俘虏。小说的主要情节是父亲廖长贵为惨死在日本人刺刀下的儿子廖文运复仇，拿棒子打死了一个日本俘虏。在交代俘虏的来历时，作者特地以张闾长之口叙述了这样的背景和战果：“前七八天，日本人骑了马来，在前面五花沟里给咱们×××师打了个败仗，一两千人，稀里哗啦的（地）一下打死了大半，捉到了不少。”16而被廖长贵打死的那个日本俘虏就是头天上午被老百姓抓到的两个俘虏中的一个。

那么，严文井这些小说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呢？这须将它们的叙述与抗战初期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作一对照分析。据时任国民党将领陈诚随从秘书的郭大风后来回忆，“当时日军战斗力甚强。前线兵力部署，敌我对比悬殊，几乎是十比一。即当年日军如果是一个连，我方则必需配备一个团防守;如为一个师，我方则必须以一个集团军对待，而且常吃败仗”17。那时，日本士兵的武士道精神很强，所以，抓日本俘虏也颇为不易。“在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消灭了几百日本士兵却未能俘获一人。林彪曾想捉个日本俘虏到太原游行的愿望也没有实现。”18直到1937年11月4日，八路军才在广阳地区由115师第343旅参谋长陈士榘俘获了第一个日本俘虏。与抗战初期的这些真实情况相对照，应该认为，严文井的这几个作品所作的如此叙述是具有较大的传奇性的。“传奇对我们显示了一种理想”，“总是关心着愿望和满足”19。为了表达战胜敌人的“愿望”、激发人们的斗志，严文井与其他相关作家一方面凸显了英雄们的勇敢机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敌人的无能无用，并使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流露出了一种乐观的格调、具有了一种很强的理想化色彩。这是解放区前期文学中“新英雄传奇”倾向在精神品格上的重要表现。

二

解放区前期小说中的“新英雄传奇”倾向，表现出了以“浪漫的描写”为抗日救亡服务的精神品格;而在艺术形式上，其最大特点则是向民族叙事传统的回归。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了宣传、动员广大民众，解放区掀起了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思潮。在如何使小说通俗化、大众化问题上，较早作出探索的是1937年冬抵达延安的欧阳凡海。次年初，他以继承民族叙事传统为前提，以“说书与谈故事的两个旧形式”为“现成的基础”和“良好的历史遗产”20，提出了“小说朗读”这一重要的概念，认为这在当时“是将抗战的具体形象，用艺术方法传达到文盲及半文盲大众中去的良好武器”。“小说朗读”的要义是让听众听懂，因此，就必须对作为“蓝本”的小说作出调整，即“将小说中的文句加以语言化（即口语化——引者）……小说的结构，有不适于用语言好好传达的时候，也不妨加以修改”21。他对于语言口语化的强调，对于包括具有“新英雄传奇”倾向的小说在内的所有解放区小说的创作都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它一方面推动了“小说朗读”在延安的“试验”和“实践”22，另一方面也推动解放区作家去创作适合朗读的口语化的小说。但是，由于他强调“朗读小说”要“以小说为唯一的蓝本”，所以，他对于“说书与谈故事”的继承也主要限于语言（口语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