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对西方文艺思潮的译介

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整体发展概况而言，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动令其始终处于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中步履维艰，而试图突破港英殖民文化的局限性环境也使得它可以较少地受到观念和立场的束缚①，逐渐形成有容乃大的文化气质和兼容并包的世界视野，在吸收、融合各种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参与到世界性文化潮流的对话当中。另一方面，都市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改变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新一代青年作家们本着探索求变的现代意识，谋求以现代手法去表现“现代生活”与“现代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作家们也迫切地需要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中汲取养分来增强自身处理新问题、表达新观念的能力。

正是基于此，这一时期的香港青年文学刊物为他们及时打开了这个拥抱世界的窗口。所谓的“青年文学刊物”是指面向青年或由青年主办，且将文学青年作为主要受众的刊物，它们或以增强青年的文学欣赏素质为办刊宗旨，或以培植青年为文坛力量为编辑目标，以文学青年为重要创作力量②。它可以是青年文学作者的同仁刊物，也可以是一般出版机构、出版人士主持的刊物。具体而言，此时期香港的青年文学刊物类型多样、发行广泛，一直是孕育香港文学及培养优秀作家的重要园地③，其中有部分刊物是在左右观念对立下的产物，比如《中国学生周报》《海澜》《大学生活》受到相关基金会支持出版，而《青年乐园》《文艺世纪》等刊物则是由从内地南下抵港、偏向新政权和宣传爱国思想的左翼文人所主办;当然也有很多力图超越观念立场的束缚、追求纯文学理想的刊物，如《文艺新潮》《新思潮》《好望角》等，也都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刊物虽然背景不同、宗旨各异，但大都秉持着“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来沟通西方文学精神”的基本态度，以饱满的热情密切关注着世界文坛的走向，系统、多元并且及时地译介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及相关文艺思潮，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起到了有效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一、多样的译介方式和广阔文学视野

总览这一时期，香港文坛译介西方文艺思潮及相关理论的青年文学刊物不在少数，从20世纪50年代的《人人文学》《文艺新潮》《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新思潮》《文艺世纪》，到60年代的《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海光文艺》《盘古》等，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过程。50年代前期，由黄思骋、力匡等人先后主编的《人人文学》堪称“对青年学生最具影响力的刊物”④，在译介视野方面较为广阔，首期便隆重推出美国现代派作家威廉·福克纳，不仅将其195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会上的演讲词作为发刊词，还刊登了哈维·布莱特所撰写的《人类的心声、伟大的作家——威廉·福克纳》，以此来强调作家的时代责任⑤。总体来看，《人人文学》译介美国作家作品相对较多，有安德森的《鸡蛋》《我是个傻子》、马克·吐温的《画家之死》、凯瑟的《开垦的人》、海明威的《雪山盟》等，其中《开垦的人》同福克纳的小说一样强调困境中人性的尊严，也体现了《人人文学》的编辑方针，即在动荡的环境中坚持文学理想，以真诚的笔触去状写人性的光辉。除此之外，林以亮（以余怀为笔名）的《西洋文学漫谈》专栏也令人印象深刻，着重推介了济慈、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五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作品也比较容易为青年读者所接受和爱好。使他们在一开始不觉乏味和枯燥，这不失为一个合乎实际的方法。”⑥

《文艺新潮》的出现极大扩展了香港文人们的眼界，它以“新”和“潮”的先锋姿态横空而出，慷慨激昂地要去“采一切美好的禁果”⑦，大量推介或翻译西方文学、美术、雕塑等各种艺术领域的前沿思潮，囊括了意象派、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时兴流派，视野不仅触及欧洲、北美等西方大国，更是拓展到了中东、远东地区，为香港文坛了解世界文艺潮流尤其是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动向打开了一扇窗户，被视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擎大旗者和真正开端。自上海南来的主编马朗在谈及编辑方针时曾言，受政治格局变动、冷战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积极引介世界文艺潮流来推动自身文学发展的“火把”已经无人“接力”，导致香港如今“至少有十年读者已被蒙蔽”的文学生态，而要想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地文学发展余脉、“推动一个新的文艺潮流”，“需要借镜者甚多”⑧。也正是基于这种编辑心态，马朗延续了他之前在内地创办《文潮》《水银灯》时期的活动经验，对国外文艺潮流进行大规模、宽角度的介绍，“让大家看到现阶段国际水准上的新作品”⑨。

具体到内容方面，《文艺新潮》的译介常以“特辑”“专号”的形式出现，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例如第四期可以称为“法兰西专号”，除叶灵凤的《法国文学的印象》作为开篇外，其余篇目全部为法国20世纪以来小说、诗歌、散文的翻译和绘画作品的介绍，涉及保尔·穆杭、萨特、亨利·劳伦斯、安德烈·马松等一众艺术巨擘。编者在《向法兰西致敬》一文中首先认为近些年来领导世界文艺主流的是法兰西文化，“这才是我们应该依循的方向”。所以在文章选取的过程中为保证系统上的“聊具一格”，小说方面“用查尔·路易·菲立来代表20世纪初期和写实派方面，高列脱代表20年代和标准的罗曼蒂克，用保尔·穆杭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新感觉派，萨泰来代表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存在主义派，然后再以纪德的最后译作代表40年代和战后”，在诗歌方面也选择了“20世纪法国诗的最高峰”梵乐希的《海滨墓园》、“最新崛起的”贾琪·普雷韦尔的《塞纳路》和勒纳·舍尔的战时小品（译名均按原文），中间还穿插着十六幅绘画作品以作补充，可见编者的一片匠心⑩。除此之外，还有第七至八期的“英美现代诗特辑”、第十一期的“意大利现代小说特辑”等，编者都在有限的篇幅内精心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推介，鼓励读者从“管窥”进入更为广泛深入的阅读，推进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香港的进一步传播。

除了这些系统的专辑式译介，《文艺新潮》也大量向读者介绍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其中有很多在现代文学时期就对中国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如里尔克、横光利一、洛尔迦等;也有很多之前不为国人所知，但日后却彪炳史册的文学大师，如博尔赫斯：在第十二期中，思果就翻译了他的小说《剑痕》，并在文前附有简单的生平介绍，而在内地，直到1979年的《外国文艺》才出现了王央乐翻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等四篇小说，由此可见《文艺新潮》译介的前瞻性和专业性，令人赞叹。也正是基于此，《文艺新潮》为消沉冷清的香港文坛带来了一场现代的甘霖，打破了美元文化潮流为主导的整体格局;它力图避开政治漩涡和面向世界的野心也激发着香港新一代的知识青年勇敢地去突破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在都市文化环境中将文艺作为拯救人类灵魂的有力武器，怀揣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代意识去努力耕耘。正如崑南所言：《文艺新潮》“带领大家首次认识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的面目”，填补了文坛的空白;“至少，台港的各新锐诗人们都承认曾受《文艺新潮》的感召”11。以贝娜苔、罗缪等笔名刊发多篇翻译文章的杨际光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这本杂志时也将其称为“灵魂的工程师”，称赞它在指引青年文人“寻找脱出颓废死亡的道路”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灯塔作用12。

“1950年代译介西方文艺思潮的重镇无疑是《文艺新潮》，1960年代则有《香港时报·浅水湾》和《中国学生周报》。”13虽然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时报·浅水湾》只存续了两年零四个月，但在60年代初却接续了《文艺新潮》对于现代主义的倡导，王无邪、崑南、马朗等此前《文艺新潮》的核心作者群也继续在此进行译介和创作，推动西方文艺思潮在香港的进一步传播。恰如卢昭灵在回忆时所谈：“《浅水湾》是跟《文艺新潮》之后出现的第二名功臣;不但走在台湾之前，且直接影响和促成60年代初文坛之出现的现代主义运动。”14需要重点指出的是，《香港时报·浅水湾》不仅刊发了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等经典现代派的作家作品，更是香港较早介绍意识流理论的文学刊物：马朗在1960年3月30日发表的《失去焦点的现代小说》中首次以“思索的潮流”这个概念来较为系统地论述欧美盛行的意识流小说的发展动态;此后，在刘以鬯的主导下，又陆续刊登了卢因《意识流小说的理论与技巧》、山古子《心理分析派小说的三杰》《浅谈心理分析派小说的渊源》以及崑南翻译的《现代小说的意识流》《意识流的自觉心灵活动》等专论，大都是R.堪富利的《现代小说的意识流》一书的改写或译写15。紧接着，刘以鬯本人在《现代小说必须弃“直”从“横”——替“意识流”写一个注解》一文中也进一步注意到了法国反小说派：“今天，人家已经超越了‘意识流’技巧，将相对性的理论采入小说，树立了‘反小说’的理论，且已开花结子。”16在此后又陆续对学工的《法国新派小说》、戴家明翻译沙脱尔的《反小说派的新哲学》以及温健骝翻译格里莱的《新小说的立场》等文章进行更为深入的普及。这些新潮理论的译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艺新潮》在批判性的作家专论和建设性的技巧研究方面的不足，更是极大刺激了青年读者探求新知的文学欲望，推动了60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热潮的兴起。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学生周报》有意识地扩大西方经典流派及当代文艺思潮的引进，以专辑或综论等形式进行大范围、深层次的译介，引导、鼓励逐渐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学青年了解并参与到汹涌而至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之中。例如周伯乃在“80年来的西方文艺新潮”中介绍了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的主要作家作品，并以宏观的视角阐述了各流派的历史定位17;张爱伦（西西）在《今日诗坛的新思潮》中谈到“本世纪的诗坛和一切的艺术一样，进入了现代主义的潮流里”，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新潮的艺术形式以及美、英、法、西德等国诗坛的概况，最后谈及中国新诗的发展时作者认为“近年来以台湾为盟主”，“新诗至今日已向世界诗坛攀越，虽然，现在还是处于模仿、吸收时期，但总有一天会创造出面目崭新的中国诗的！”18诸如此类的文章在60年代的“读书研究”版块不胜枚举，单独介绍某位作家或某国文坛近况的作品更是丰富而多元，在此简摘一二的目的也是想说明60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在引导学生群体学习外国文学经典、关注世界文艺动向方面付出了巨大而持久的努力。另外，《中国学生周报》可以利用自身灵活的版面设置和广泛的读者受众来增强西方文艺思潮的传播力度，比如在“大孩子信箱”中回复读者关于阅读和写作方面的问题时，编者便会以外国作家作品或理论为例，鼓励他们拓宽视野、增强阅读，以更为自觉的世界性视野去面对文学与人生。

综上所述，香港青年文学刊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西方文艺思潮的译介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零散到系统、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以现代主义艺术为主，由作家作品的整理翻译深入到理论观念的批判性研究，从而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意识形态下美元文化的支配，以“不问政治”的纯文学姿态打破文坛的政治垄断，培养了新一代文学青年开阔的世界视野和独立的文学精神。

二、强烈的前沿意识和世界主义情怀

自《文艺新潮》开始，香港的青年文学刊物对于战后世界文坛动态有了更多的关注，在译介西方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世界主义的情怀，即“将对于自身所处时代与空间的关注扩展为对于世界与人类的关怀”，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发展样貌“可以提供世界文化之前景与人类命运之镜像，亦可提供另类想象，并由此反观自身之困境与出路”19。《文艺新潮》在1956年的总第三期刊载了由罗缪、齐桓、东方仪等八人共同执笔的“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专辑，介绍了英美、地中海和南欧、中东与东亚等数十国的文学发展概况。编者在前言中认为这个专辑主要目的是破除掉国人十年来视听的“蒙蔽”，“让大家多少看到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什么值得向往”，“追求真善美喜欢随意歌唱的人们是否有希望呢？”，从而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文坛的讨论之中，去寻找何为人类发展之正途20。《新思潮》在1960年的总第三期选登了崑南的《人类文化思想之转机》一文，作者立足于宏观层面细数了汤恩比、威尔斯、卜克曼等著名西方思想家对于人类未来或悲观或乐观的预言，认为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去克服时代困境，追求真善美21。可见这些青年文学刊物有着极强的前瞻性和开放意识，以世界主义的情怀和打破政治壁垒的热情勇敢地去拥抱西方文艺思潮，并且逐渐能够与香港本土人的思想现状紧密结合。

存在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最为流行的文艺思潮，也是香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战后的香港在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阴云笼罩之下步履维艰，而殖民统治的存续更是给本地居民带来强烈而持久的“弃绝家园”的放逐感和荒谬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存在主义关于世界和人性的新解释、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探讨都极易引起香港知识界乃至普通市民的关注与共鸣，正如卢昭灵所言：“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不但成为当时年青一代生活理想的基石，甚至像‘现代派’所带来的讥讽揶揄一样，进一步成为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术语和口头禅，影响超过三十年。”22据相关学者基于“香港文学资料库”的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间，共有近三十种的青年文学刊物涉及了存在主义的翻译、讨论和创作，并且主要集中于1956年至1969年，从加缪、萨特、尼采等明星学者作品的翻译逐渐深入到整个思潮的评介与反思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