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遥洞

二十五天，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像贴在眼睛上，一眨，就能看清它散发光热的那细微而迅疾的刻度。再也不会回去。饮地下泉，捕海鱼虾蟹，每天用三小时练习说话，把晒干的水藻当成被子。

被压住了，鼻子、嘴巴，说不出话，这是自然的，但我并不知道我的确不说梦话。手脚动弹不得。为何要动弹？我看到我，看到我那张睡了七个月的单人床以及躺在床上才能看到的门外的景象。什么人躲在客厅里那扇打开的落地柜门后？安静，却总有些闷响。是那门后之物发出的吧？我努力找到我的所在——我并不完全躺在那里，说是灵魂出窍也好，说是梦也好。我好像被压成了负片，存放在额头。我想起半个月前的一天，对门邻居的狗咬伤了我，那只面相凶恶、獠牙很长的斑点狗。“咚咚咚”，开门的是个戴眼镜的男人，很瘦，不高，有点秃顶。我说你的狗咬了我。什么？他说。我伸出手腕给他看。的确有个伤口，红色的印迹足够显眼。他说他根本没有养狗。我说不可能，我每天都听见有狗的叫声。我又说，你养了一条斑点狗，是它咬的。男人往后退了半步，将门重重地摔上了。我盯了一会那扇门上褪了色的福字贴，回到家，在水龙头下搓掉了手腕上那团红色的颜料。我怀疑门后藏着的是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和他的斑点狗。颜料是柯凡留下的。大学同班同学柯凡前不久来Y城出差，我们见了一面。他的头发染成了彩虹色，餐厅里的所有人都在看他。他很享受，头颅高昂。我对柯凡说他变了挺多。柯凡说那是我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我朝嘴里塞了一小块牛排，火候太老，一直咀嚼，最后还是生咽了下去。临别前柯凡送给我一份礼物，我没准备回礼，只好临时在饮品店点了两杯咖啡。在公司的卫生间拆了柯凡送我的礼物，是一盒水彩颜料。我从没告诉柯凡我会画画，实际上，从小学的手抄报之后我再没碰过画笔。我略带吐槽意味地跟大学时期的舍友王刚说起这件事，王刚问柯凡是谁。我说是我们同班同学。王刚说他不记得班里有这个人。晚上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我从包里掏出那盒颜料，找出组成彩虹的七种颜色，对着镜子朝头发上涂抹。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的枕头和被子上都是黑色。王刚两天后在手机上给我发来电子喜帖，他要结婚了。我说我不记得我认识他。他说这并不好笑。时间恰好合适，我说我会去参加的。婚礼当天，早晨乘最早的一趟动车抵达Q城，将近三个小时，抵达酒店时已过十一点。进入酒店大厅，服务员热情地迎上我，我说我来参加王刚的婚礼。服务员摇摇头说今天酒店没有婚宴，他依然笑容满面。我找出手机上的电子喜帖，拿给服务员看，服务员笑了笑，跟我说，您再仔细看看。再一看，电子喜帖上的新郎名字变成了饶威，我的发小，婚宴的时间是前天。我打给王刚，问他的婚宴订在哪儿了。王刚却说他连对象都没有，结哪门子的婚——你比我妈催得还急！挂断电话，我只好离开酒店。我打给饶威，接通后，我破口大骂，问他为什么结婚不通知我。饶威问我是谁，他说他换了手机，号码没存。我沉默了几秒后说我打错了。电子喜帖是共同的好友转发来的，我跟饶威因为多年前的一件事而分道扬镳了。那时我的外号叫“笑面鬼”，不知从谁的口中流传起来的，源于我那根坏死的神经时不时发来的信号——右嘴角上扬。为了让别人不觉得奇怪，我总会让自己的左嘴角也保持上扬。这样，就在笑了。但那是丑陋的微笑，我在镜子里见过几次，问医无方，我自己又无法控制那该死的嘴角。洗脸、刷牙，我都不再看镜子。我尽量避免与人直视，通常，我会用那正常的半张脸来面对对方，在礼貌上肯定是疏忽了，但只能如此。我和饶威上学放学通行的一段路上，他会给我讲一些新听来的笑话，我笑了，咧着嘴笑。我的笑声最开始很小，甚至不出声，即便有的笑话真的非常好笑；但渐渐地，我沉迷在那些声情并茂的笑话里，笑声越来越大，有一次甚至让途经的胡同里的人家养的狗狂吠不止。这些笑话让我的嘴角上扬成了自然的弧度，那天晚上刷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饶威的笑话，于是把嘴巴里的牙膏沫喷了出来，喷到了洗手台上，也喷到了镜子上。我看着镜子上散开的白色斑点，镜子中的嘴角似乎也有了优美的曲线。那一刻，我像是有一些接受眼前这个自己了。直到几天后我从饶威家门前经过时，看见他和一个男孩儿站在那里聊天。饶威又说起了笑话，也许是他最近新听来的。我停住脚步，在一辆货车后偷听他们的对话。饶威说起了我，这令我既紧张又喜悦。成为好朋友日常提起的对象，这像是对友情的肯定。饶威说，对啊，所以他跟美芳接吻的时候美芳一定要把脸侧成三十度角，美芳一定随身带着三角板——哈哈哈哈哈哈哈。他们的笑声听起来比五月午后的阳光还要晴朗，但却彻底把我心里的那扇窗锁上了。美芳，那个毕业就断了联系的女生。我和美芳的传闻一时在学校的小卖铺、操场、厕所过道里传播起来。饶威装作一脸愤怒，让我千万不要把他们的话往心里去。我说我没有。美芳坐在第二排，听课时我经常下意识地往她那里看。她扎着马尾辫，头发乌亮，但她的右边眉毛上有一颗鹌鹑蛋大小的黑痣。每每与她擦肩而过，我都避免与她对视，仿佛她的黑痣和我的嘴角是两个死对头，而我更怕因此招惹上一些男生的关注。物以类聚啊，眉目传情啊，在他们嘴里，种种说法都有可能。为何这一天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下课后，美芳几乎不离开座位，她就坐在那里，低头忙着些什么。放学后我还是会跟饶威一起走，他依然会讲笑话，可我已经知道，这些不过是饶威的本能，就像膝跳反应，他一张嘴，就要讲笑话。我也还是会哈哈大笑，胡同里的狗偶尔也会吠叫。那些萦绕在周围的事物依然保持着它们的外壳，直到那天早晨我去到饶威家门口，饶威的妈妈告诉我饶威已经走了，等我抵达教室，便看到后墙的黑板报被擦掉了一大块。残碎的语言和标点被一幅新画上去的粉笔简笔画击溃。画中的马尾辫女孩儿眉心是一颗用蓝色粉笔涂画的痣，而短发男孩儿右边嘴角扭曲，被拉扯到了女孩儿的嘴上。这幅画没有写明人物的名字，但班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和那个永远低垂着头的背影。几十个人的笑声很快招来了值班老师，饶威不知从哪儿突然钻了出来，他朝着那余音未尽的笑声大喊，都别笑了！饶威试图用黑板擦擦除这幅画。我突然身体不受控制，几步上前，一下打掉了饶威手里的黑板擦。黑板擦掉落在地，崩散出细密的粉末，像一次微不足道的山崩。我大吼着让饶威给我们道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的是——“我们”。伴随着一阵起哄的嘘声，一只温暖的大手落在了我的肩膀上。老师让我们先回座位。班会持续了十几分钟，虚弱无力的问询，在上课铃声里终止。我和饶威的友情就这样悄然结束了。美芳中午吃西红柿炒蛋，她也是一个人，站在食堂最后一排餐桌旁，俯身吃饭，又直起身咀嚼、吞咽。她飞快地吃完，提着餐盘走出了食堂。由于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三排，几乎每次进教室我都是从后门走，这次我变了选择。我在前门门口站了一小会儿，美芳的座位是空的。大部分时间她总是待在座位上，温习功课。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从美芳的座位旁经过，把那张折叠起来的字条飞快丢在了她的桌上，然后回到座位，等待。美芳在一分钟后走进教室，坐下，又是同样的背影。十几秒后美芳抬头张望，她看向的正是饶威的座位。美芳站起身，往饶威空空的座位走去。在她即将把那张字条丢回饶威桌上的时候，意料之外，美芳来到了我面前。她注意到我在偷看，在多看了她一眼之后，我便匆忙垂下了头，可依然能感觉到她的影子蛰伏在两座书山之上。接着，我听见她用一种微小的声音轻轻从口中泌出三个字——谢谢你。重新抬起头的时候，美芳已经朝后门走去了，我看见她朝垃圾桶里丢了什么。那被撕成碎片的字条，一小片一小片，如雪花样。字条上写了五个字。其中两个是“饶威”——我以饶威的名义向美芳致歉。至今我都不知道美芳怎么会发现字条上的字是我写的。母亲替我求医问药的决心从未削减，民间的偏方试了不少。有次副作用剧烈，呕吐物里混着血，胃疼反复，逐渐加重，连夜叫了救护车。人生里第一次洗胃，我败退了，母亲也是。在胃部难以忍受的翻江倒海中，我被折腾到凌晨四点。我有气无力地跟母亲说，就这样吧。我甚至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倒显得坚强。那个死里逃生的夜晚，我想了很多。身体麻痹甚至停滞，思维却异常活跃。或许这就是梦的源头，梦从苦难开始。我想到我那死去的父亲。八岁时的一场大火，悄无声息地被点燃，从梦外烧到梦里——是母亲朝我脸上用力扇了两巴掌。昏乱之中我没听清母亲说了什么，意识还处于朦胧中便被母亲拽着胳膊拖出门外。三伏天只穿了一条内裤的我，在逃跑时依然想着冰箱里那仅剩一根的“大白兔”。父亲从卫生间里拽出几条湿毛巾，一条捂住了我的口鼻，另一条披在我的身上。我和母亲先逃了出去，等我们逃离火海，回头时，却不见了父亲的身影。医生说父亲是触电而死的，然后身体被大火烧毁。母亲并不像我，她渴望弄清父亲的死因，对于她来说，父亲死了，半个家就塌了。我想起那个从回收站捡回的废旧鱼缸，那还是父亲帮我抬回来的。当时鱼缸破裂的边角划伤了他的胳膊，血流了一地，现在，鱼缸里的水却又要了他的命。我的脸像永远笑着，对此事绝口不提。父亲的保险金被用来整修房子，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和母亲借住在三姨家。实际上，大火之后我再没踏入过那间房子，想象中，它应该完全变成了黑色。我曾想去看看，看看什么被烧毁了，什么又奇迹般地留存下来了；可我害怕走进客厅，我怕我一眼就会看到那个鱼缸真的碎了。再去学校，我很快察觉到在我身上吸引了太多的眼睛。同学们都知道我没有爸爸了。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流传开的，这些眼睛比之前多得多，我甚至怀疑我的嘴角是不是已经上扬到了颧骨。接纳生活里突发的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姨女儿的孩子，一个四岁半的名叫梦瑶的小女孩儿，时不时会到家里来。梦瑶第一次见我便亲切地喊我舅舅，母亲说梦瑶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点头表示认可，可当梦瑶把她画的画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却突然改变了想法。我毫不留情地撕碎了它。梦瑶的哭声引来了大人们，她们只能看到满地的碎纸片，像那张被美芳撕碎的字条，无效的证据无法还原事实的真相。我被母亲训斥了一顿。她要我给梦瑶道歉。我二话不说道了歉，说“对不起”三个字并不困难。那天，大人们拥着梦瑶离去，我看着那幅被撕碎的简笔画，心里空落落的。其实，梦瑶没说那画上的人是我，甚至他的脸上都没有画上嘴巴。一个没有嘴巴的人，却似乎浑身长满了刺，从纸面蔓延出来，刺痛了我。美芳转学前一个周，饶威出了车祸。飞速扩散的传闻里饶威有许多种遭遇，断了胳膊、断了腿，甚至有人说饶威咬断了自己的半条舌头。我决定偷偷去医院探望他，说是探望，不如说是证实那些传言的真伪。路上，我想要是饶威真的缺了半条舌头，那他可就再也讲不了笑话了，也再也没法用笑话掩饰谎言了。这种卑鄙的念头从踏入医院大楼的那一刻就彻底消散了。我闻到了那股无处不在的消毒水味，随之想起医生几乎要把我整个胃翻过来清洗的晚上。我问护士骨科有没有一个叫饶威的病人？护士噼噼啪啪敲了几下键盘，抬起头看着我说，有倒是有，不过不是骨科。那是什么科？我问。肿瘤科……不过你是他什么人？肿瘤。脑袋里只剩这两个字。难道……连车祸也是传闻？我的大脑中预设了越来越多关于饶威的厄运。我说，我是他的同学。同学？护士终于抬起头正视我，我虽然下意识地低头，但护士仰视的眼睛，毫不留情地从我的脸上攫取到了什么。她顿了顿，又问了一遍。我点头。可这个病人五十多岁了。第二次对视，持续得更久一点。我仓皇跑出医院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感到脸颊发烫。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愚蠢。我痛恨传闻，却又因为我和饶威那名存实亡的友情而相信了它。半个月后，饶威出现在班里，他没有跟我打招呼，甚至都没看我一眼，拄着拐一蹦一跳地回了座位。或许是由于行动不便，他变得和美芳一样，课间几乎不外出了，下课铃一响便趴在课桌上。我就坐在后面，看着那两个背影，一个柔软中包裹着坚硬，另一个坚硬中透着柔软。放学后，饶威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是他父亲的。直到那辆面包车开走了，我才从校门里走出来。我像是畏惧着什么，有意回避与饶威碰面。如果没有那辆面包车，我或许会走上前，热心地护送饶威回家。要是饶威还会讲笑话，我或许也能大笑几声，可干燥的笑声并不能弥合我们的友情。下一个学期开学那天，美芳眉上的痣消失了。我不是第一个发现的。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注视美芳的背影。是同桌王凯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的，他嘴巴吹出的热风弄得我耳朵很痒，数学课上我控制不住笑出了声。自然，我被老师点名叫站了起来，老师问我在笑什么。那一刻，有许多张脸转向我，其中一张属于那个我注目最久的身影。痣的确消失了。美芳与我对视的那一眼，竟让我重拾了信心。她可以改变，为什么我不可以？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觉得我和她实质上是一样的。母亲为我的改变喜笑颜开，她说我们不能再病急乱投医了，去大医院，去大医院看看。请了五天假，我和母亲坐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小城去往外地。我们住在一家招待所，我的那张床中间凹陷了一大块，可我没有跟母亲说，就这样在上面睡了四个晚上。实际上，我喜欢这张塌掉的床，它紧紧包裹着我的腰背和屁股，我从不担心它会继续下陷。辗转跑了几家北京的大医院，开了几个药方，母亲像握着新生活的希望般连哭带笑地连连感谢。走出医院大门，我问母亲我们可以去了吗？母亲眼泪涟涟地看着我。父亲的葬礼上母亲都没能流这样多的眼泪，我知道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但我还是感到了某种哀痛。讨价还价，最后骑三轮车的老大爷极不情愿地收下了十五块，说了一声，上来吧。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们坐在三轮车上所游览的不是故宫，而是地安门。我被母亲骗了，又或者连她自己都没能弄清楚。沁凉的风从我们周身吹过，嘴巴、鼻子、耳朵被反复浣洗，我和母亲紧紧挨着，生怕从那窄小的车厢里摔下去。在决定去往南遥洞的前一天，我去看了母亲，我说起在地安门的那个夜晚。我说我当时怀抱着开始全新生活的希望——嘴角可以下落到原本的角度，可以毫不畏缩地正视所有人，鱼缸和自责，玩笑与友情，都可以坦然以对。不到一个月，药吃完了，不见效，母亲托人又买了一个月的。我早该料到的，我得的是一种不致命的绝症。药还是吃着，我不想让母亲失望。第二个月的药还没吃完，我却又听到了另一个传闻。饶威和美芳好上了。就这样，我再一次被传闻扰动。那个曾把美芳当作笑话素材的人，何德何能跟她出现在同一句话里？或者，他过于擅长掩饰，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把笑话当作真理，笑过，也就过去了。从那时起我更加关注他们两人的举动，无论是课上的小组讨论还是课下，他们几乎没有过交流。美芳依然留给更多人一个神秘的背影，而饶威由于成绩退步严重，座位被往前调了两排。他和美芳只有一排之隔了，而我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局外人。内用外服，没有让我的嘴角下落，反而让我身上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同桌王凯最先闻到，他问我是不是早饭吃了臭虫。我垂着头，不作回应。然后王凯一跃而起，他再回来的时候，脸上多了一个医用口罩。药最终还是没能继续吃下去，并不是因为王凯，而是美芳在半个月后转了学。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纷纷杂杂，对我来说美芳的突然离开却让心里悬着的疑问落了地。美芳依然是无从接近的背影——有时候想起她，眼前出现的依然是那张眉上带痣的脸。少年时代就此过去了，因为那颗始终清晰的痣，我终于在高考结束后认识到，其实那本就是我早已接受的事——虽然有些时候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扬起左边嘴角，使得脸上的笑是完整的。听闻美芳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家乡小城遭遇了一场浩大的洪水。洪水吞没了大部分的田地，街道的泄洪工作进展缓慢，足足一周，水深依然保持在成年人腰部的位置。原本的暑假打工计划被搁置了，我和母亲被困在了家里。和我们同样遭遇的人家还有不少。第三天，家里的蔬菜和肉类都被吃光了，母亲变着花样地用面粉做各种食物，但好景不长，隔日开始停水停电。我想我们的末日就这样降临了。母亲站在一楼楼梯上用脸盆舀水，然后再用毛巾和海绵过滤。她先喝了一口，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那个晚上，我和母亲谈到了此前从未说起过的一些事。最先，我们讨论该如何继续接下来的生活，确实是一筹莫展，连母亲都无法在这样的境况下满含信心地承诺，我们绝对会挺过去的。我和母亲都不识水性，更何况眼下人人自危，眼前的路，只有自救。在一种漫无边际的忧惧里，我们竟然出奇安定。母亲和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意外地提起了美芳。当然，母亲不知道美芳的名字，她或许只是想说一些可以振奋人心的事。母亲说我们村里出了一个大学生，光荣啊，光荣。母亲脸上的神色丝毫不像我被送进医院洗胃的那天晚上，同样面对未知的死亡，当我们真正合而为一的时刻，却并不会被死亡的恐惧所击溃。我想了解更多一点关于美芳的事，母亲却转移了话题——她的话很密很紧，似乎要在生命被耗尽之前将更多心里话说给我听。母亲说起被火烧水淹的老房子，随之说起了我那死去多年的父亲。她面无表情，眼眶里漫出了泪。你知道你爸是为啥死的吗？突然的发问，又将那沉入记忆湖底的鱼缸渐渐打捞起来。母亲说，按摩仪。按摩仪？我问。记得吗？你爸托人从美国捎回来的，都说有用，那时候只给你用了一次。母亲哽咽。验尸的时候他们说的，你爸手里握着的像是什么机芯。妈对不起你，要是当时再试试……你爸的保险金……母亲抬头看了看头顶的水晶灯，那是火灾后新装的，晚上打开后会散出暖黄透亮的光，母亲很喜欢。然后她又把头低了下去，当那个我曾无比熟悉的姿势出现在母亲身上的时候，我突然对我那无数次的低头感到羞愧。我在想，要是母亲能在此刻抬起头，她就会看到我那扬起的两边嘴角，右边无法控制，左边发自内心。洪水在次日凌晨退到了小腿的位置，母亲接到通知说居委会在发放救灾物资，我穿着拖鞋蹚水赶去时，人们已排在了居委会门口。两包青菜，提着回了家。又过了一天，洪水彻底退去，电力系统在一周后也恢复了。

压缩饼干一包分成四部分。洞穴里的淡水有种水锈味。母亲认不出我的一年半当中，也曾说过她喝的水有奇怪的味道。母亲把杯子碰倒在地，杯子碎了，她却笑了。在南遥洞的二十五天，有时候一个梦会做很久，睡着做梦，醒着做梦，已成习惯。我有时在想，这些梦会不会变成一个个种子，萌芽、成长，带我重新经历那段并不算美好的过去？它们一个个被栽种在清醒历上，沉睡，也许会沉睡很久。

母亲说，现在该把他送过去了。母亲说的“他”指的是我。精神科主任医师也在旁边，他看着我们坐上出租车，挥了挥手。我跟母亲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的脸是这样的——说着，我用右手食指推动右嘴角，因力度过大露出了几颗牙齿。母亲轻抚着我的脑袋，让我忘了那些。车子没开出多远，我一拍大腿，我说我的包还在那里。哪里？母亲问。南遥洞，我说。现在就要去那儿呢，睡吧，一觉醒来就都好了。母亲话音未落，出租车在红灯前停下了。一只斑点狗正横穿马路，那辆货车与它对撞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播送笑话节目，司机师傅的笑声掩盖了骨骼碎裂的声音，那时，我看到单人床上的我突然睁开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