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版本的巴黎

语言与生活秩序

（2024年5月27日）

前往巴黎，每个作家都向往的城市。一个作家没有去过巴黎，好像就缺点什么似的。我也想补上这个缺，但是我也格外警惕。我一直记得有个故事：一群极度向往巴黎的日本人到了巴黎，发现巴黎的现状和他们的巴黎理想之间差别太大了，到处破破烂烂，以至于晕倒在巴黎街头。后来，人们把这种病叫“巴黎综合征”。

中国人一般不会得这种病，但是呢，把巴黎当作“文学首都”的一些中国作家还是容易得这种病的。所以，我尽管读了那么多关于法国和巴黎的书，可我放弃了任何期待，心情相当平和。

在飞机上，前后左右都是印度人，而且他们是一家人。他们不断分享食物，也看不出是什么食物，但在四处流传的过程中，撒在了过道上，一大堆。我旁边是一位父亲，因为他的前排坐着他女儿，她一直回过头来朝他笑，把手塞进他的手里，但他一直面无表情，一直看手机。我不希望全世界的父亲都是这样。

飞机落地，我的行李也被他们的行李包围了。他们中的一个拿起我的行李，递给我。他的表情很憨厚，像是老家的一位表叔。

在巴黎奥利机场，每一个指示牌上我都看到了法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尤其还是简体中文，令人倍感亲切。作为中国人还是感到了些许自豪——民族自豪这个东西很奇怪，我想美国人甚至英国人可能不一定有了，因为英文太普遍了，到处都是，他们不会觉得自豪，会觉得理所当然。就像在古代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里面，中国人跟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进行诗文唱和的时候，就觉得理所当然一样吧，他们共享同一种文明，共享同一种语言符号。

这个世界上语言太多了。人类在交流的时候，不得不采用更加强势的语言。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人类有一个古老的梦想，就是建立巴别塔，共享同一种语言，从话语权当中挣脱出来。人类曾经失败了，但现在，人类又在人工智能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朋友为我安排了一辆车到机场来接我。司机是中国人，老家在新疆吐鲁番。我跟他聊起我去过交河遗址，当时觉得是多么令人震撼，他良久才回复了几句，他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然后，他说，他来法国巴黎已经几十年了，现在专门做接机服务。

他把我送到了小区门口——这次我预订了一家民宿。打开小区门需要密码，我正在手机里找密码时，房东就出现了。她对我说：“我是克莱尔，你是威廉吗？”我说：“是的，真的太巧了。”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在哪里监控着小区。

然后，她把我带进小区，里面全是白色的房子，道路也是铺的白色石砖。虽然有些微雨，但一些窗户开着，里边摆着红色的鲜花。她的房子在三楼，一房一厅，一应俱全，很温馨。她怀孕了，挺着大肚子，但依然不厌其烦地给我交代了很多事情，包括给我一张手绘地图，让我步行去先贤祠参观。

她的英语非常好，因为她实际上是个英国人，只是嫁给了法国人，所以她半年在伦敦，半年在巴黎。她还打开电视，打算从电视里给我选一个英文频道。我想这有何难？一路上都是英文频道。但没想到的是，她找来找去全都是法文的，居然没找到英文频道，只好作罢。我说没关系，实际上我也很少看电视。这个时候，我已经感到了法国人对自己语言的热爱。

克莱尔摊开双手，深表无奈，然后，我送她到楼梯口，她挺着大肚子慢慢离开了。她是个认真负责的房东。

收拾好行李，肚子饿了，出门去寻找好吃的。雨后的巴黎之夜，天气凉爽，走在街上比较惬意。离我最近的是土耳其餐厅，看到那些熟悉的食物，不免感到亲切，仿佛已经是故乡美食了，但我要寻找巴黎味道。我看到了一家人气很旺的法式餐厅，兴冲冲赶了过去。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气氛还是有些微妙，可能是我身上的“外国”气息还很浓厚，还没多少“巴黎味”吧。我往里走，穿过众人，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就跟在伊斯坦布尔一样，我尽量保持一个观察的视野。这是一家老头老太经营的老式法餐厅，老头向我走来，跟我说了一堆法语，虽然我听不懂，但我明白，他是让我坐到前边去，跟其他客人之间不要隔这么远，后面来的客人是一点一点往里蔓延的。我第一次在餐厅就餐时遇到这么强的秩序感，但只能入乡随俗，坐到了他指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其实更好，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餐单没有英文，面对纯法文，我只能连蒙带猜，老头对我的英语则是完全不接茬，好不容易才点了想要的牛排。不一会儿，食物端上来了，味道居然很好吃，这会儿也就不在意什么秩序感了，先填饱肚子要紧。吃完之后，整个人松弛下来，觉得他们态度冷漠，尤其是面对我说英语的情况时。因此，我买单之后，说了法语merci（谢谢），老太太一下就高兴了，朝我挤了个大笑脸。

这个时候，我才痛切地意识到法国人是如何努力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自尊，尤其对老头老太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肯定更是如此。

习惯性饭后散步，我一个人走了很远。人们神情冷峻，脚步飞快，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息，真的就像是太阳即将落山，吸血鬼马上出动的样子。在国内除非很冷的户外，才会是这种景象。所以，我也不敢待太久，赶紧回到房间保平安。

回到房间里面，还是不死心，把电视打开，又找了一遍英文频道，还真是没有。但是很多电影和娱乐节目显然都是来自美国的，只是被配上了法文。有些电影我看过，有些娱乐节目加工得不够彻底，嘴型对不上。总而言之，法语就像颜料一样，想把这个世界都涂抹成它的颜色。

中国好多年前也是这样的，但是背后原因不同。那时，所谓译制片，就是里边的“老外”说着外国腔调的中文，这样的腔调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特别有意思。假如你没受过训练，你还真说不出来。现在，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英文。大部分人都喜欢看英文原版电影，即便是一边看着字幕，一边同时看着画面（我自己就是）。据说是因为中文足够简洁才能做到这一点，其他语言很难做到，我对此并不确定。但中文已经不再想着用自己的颜色涂抹世界了，而是想要冲破自己的屏障：中文就像古老的砖头一样，别人似乎很难冲进来，所以我们就想主动冲出去。就连街边小店都给自己准备了英文名，比如我家楼下卖麻辣烫的小店叫“美食先生”，在中文名的下面还专门加上英文名Sir Food。至于“老外”观感如何，他们似乎已经不关心了，反正我已经尽力了，不是吗？

而且，很多中国人潜意识里认为“老外”都是说英语的，我的名字“威廉”就经常被大家拿来开玩笑，觉得可以畅行天下，可实际上，也就是英语和德语国家的人才会对这个名字有感觉。我这一路上，从俄罗斯、土耳其、意大利到法国，没人对我这个名字表现出任何亲切感。

权力流动的血压

（2024年5月28日）

既然克莱尔告诉我可以走路到先贤祠，那么为什么不呢？因此，简单吃了早餐之后，我就开始用脚步测量巴黎。

巴黎还是挺干净的，至少比罗马干净，也比罗马安静。而且巴黎的房屋都喜用白色，城市有一种宁静的氛围。天空又飘起了微雨，也不用撑伞，走在小巷里，倒是想起了戴望舒的诗《雨巷》。这里是巴黎的拉丁区，民国时很多中国留学生集中在这里，戴望舒肯定也走过我此刻在走的路，我并不孤单。

即将走出巷子，忽然间，一座散发着威严气息的古老建筑闯入了视野。难道先贤祠这么快就到了吗？走过去一看，果然就是。排队的人很多，就不急着进去了，而是在外面慢慢欣赏。这座殿堂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品，弥漫着古希腊神庙的高贵气质。

先贤祠原本是教堂，是皇帝路易十五为纪念圣女热纳维耶芙而建的。这个圣女不得了，她生活在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王国前期，当匈奴王阿提拉即将到来的时候，巴黎乱成一团，她让大家都不要怕，稳定下来，然后奇迹出现了，阿提拉放过了巴黎。从此，她就成了巴黎的守护者。差不多一千年后，法国又出了一个类似的女性，圣女贞德，抵御了英格兰的军队。

法国大革命时期，这座教堂被改为世俗纪念场所，用来安葬为法国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卢梭、伏尔泰，以及雨果、左拉、居里夫人等等，都在里边。可另一方面，圣女热纳维耶芙的遗骨据说却被焚烧后丢进了塞纳河里。

如今，先贤祠旁边的圣埃蒂安教堂里边，据说还有她的碎片或遗物。

这时，雨大了。我没带伞，只得走进先贤祠旁边的咖啡馆里躲雨。一位壮硕的黑人女服务员问我要什么，我要了一杯咖啡。发了一会儿呆，想上厕所了。我问那个女服务员：“WC在哪里？”她摇摇头，听不懂。我愣了下，换了个词，说toilet，这次她立刻明白了，给我指明了方向。

我到了卫生间，看到门上的法语，发现跟英文的差不多。我重新坐回位置后，看着雨中的先贤祠，忽然想到，曾经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英语里面有30%多的单词是来自于法语的。这句话如一束光，让我豁然开朗，法语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就类似东亚历史中的汉语。

因此，所有的语言都是有历史的，AI巴别塔也许能够建成，但建成的部分也是有限的，还有很多隐藏的部分，是属于历史的幽暗部分。我们无法彻底去掉这种幽暗，因为这是人性认同的一部分，即便一开始并没有，人性也会把它制造出来。

雨停了，我要继续行走。我决定步行前往卢浮宫，这一路的细节，都非常值得一看，我不想错过。

最让我震撼的是巴黎的书店非常多，每走几步，就有一个书店，书店的窗户里面有不同的展示品，非常艺术，看起来很小，但是走到里面之后，却发现别有洞天。尤其是独立书店和二手书店，它们不仅仅是贩卖书籍的地方，更是城市文化和艺术灵魂的体现。这么说好像非常正式，但我的的确确是发自内心。一个作家在当代最焦虑的事情就是眼看着书店渐渐落寞——那个空间原本是他施展天才的绝佳之地。如今，在巴黎，密布的书店似乎给了我这样的写作者以信心。

当然，这跟法国的文化政策也是息息相关的。书店不能随便打折，即便电子书也一样，最多不能超过5%的幅度。还有，政府会直接资助一些独立书店，甚至会评选出所谓“最佳书店”，给予奖励等等。

不过我还是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这种政策的支持，不知道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全球大势所趋，电子书在未来将大规模地代替纸质书籍。衷心希望未来的巴黎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本色。

走着看着，就来到了塞纳河边。为了迎接巴黎奥运会，法国花了很大力气治理塞纳河的污染，但亲眼所见，还没有达到我们对于“清澈”的基本判断标准。河水是淡黄色的，游船从上边驶过，人们照例朝着岸上欢呼，我也回之以欢呼。河水虽不算清澈见底，但这一刻心情还是有些兴奋的。我并没有“巴黎综合征”，只是在这一刻，法国文学所带来的那些想象特别需要一个现实的出口。

再往前走，就是卢浮宫了。还没有到达核心区域，人流就很明显多了起来。有一些精瘦小哥，居然爬到宫殿的栏柱处，朝里面张望，也不知道能看到什么。我这次并不打算进去参观。自从我在冬宫参观到眩晕之后，就暂时对这些帝国主义时期的皇家博物馆有了一种恐惧，一想到卢浮宫有七十万件艺术品，我竟觉得看还是不看，好像都没区别。

我对“蒙娜丽莎”也没什么执念（各种复制品太多了，加之能够想象真品被人海包围的景象）。不过，正是顺着这幅画的线索，我才知道达·芬奇晚年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之邀，到了法国创作了许多名画，并在法国去世。那会儿卢浮宫估计正在修建中——原本它是一座中世纪要塞，用来防御巴黎北部的入侵，直到16世纪，这位弗朗索瓦一世才决定将它改造成一座王宫。更有趣的是，1911年，《蒙娜丽莎》曾被一位意大利人从卢浮宫偷走，他觉得达·芬奇的这幅画应该“回到意大利”，直到两年后，它才在佛罗伦萨被找回。这也让这幅画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画之一。

话说回来，法国人可不是用暴力抢夺到的这幅画，达·芬奇过世后，弗朗索瓦一世花重金买下了这幅画，大约为四千金币。

终于置身于卢浮宫的广场了。卢浮宫的照片看得多了，但第一次把自己放进去，那种空间的尺度还是很让人震撼和着迷。

所有的古老帝国，都会努力建造出一个权力的心脏空间，这个空间要足够大，才能承受权力流动的血压。这就是古典政治学的奥妙，它希望人们看到权力；而现代政治学则将权力隐藏起来，不让你看到它。这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古典时代，权力的血管网络是有限的，只有几条大动脉通往它所作用的躯体，越远越细，血脉就越无法抵达了。而在现代，这个权力的血管网络在科技的帮助下，已经具备了毛细血管的功能，它可以轻易抵达任何一个遥远空间中的个体，甚至让这些个体毫无察觉，以为是自己的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