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弟弟的沙漠之行

他们终于来了！这是我的主意，其实是对他们的强求，还有诸多的不得已。

那些年，每次由西北回到南太行老家，我都要和父母亲、弟弟说很多的话。那时候，我的空军中尉命令已经下了，长期以来，父母和小弟在南太行老家生活艰苦而又缺乏必要的“依傍”，总是受人欺负，而更可怕的是，受了欺负和不公，还无法申辩，无处申冤。其中，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比如个人性格问题，处事的能力，对人情世道的判断偏差等；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个别人为维护、发展自身利益，在处理群众事务的时候，通常所采取的“让强压弱”“无谓幽昧”“怕强欺弱”等方式，也使得弱小者冤屈无处申诉。

父母亲和刚结婚的小弟一家，总在频繁而又剧烈的邻里摩擦中受到各种欺负。父亲一辈子活得卑微而屈辱，弟弟一家也是。母亲性格倔强，处处要强，凡事不妥协，不忍让，明知道自己是一枚鸡蛋，在石头上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退让。她虽然身在乡村，但根本就不知道，乡村社会也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既有互助的和谐与必要性，也有利益和资源之争。一个人和一家人在其中生存，必须时常变换处事做人的“角度”和“方位”，才有可能避免受到伤害，保护自身利益。母亲心直口快，常常口无遮拦，抓不住要领，明明有理有据，但因为说话漫无目的且经常跑偏，前因后果拉扯成一团“乱麻”，不具备抓主要矛盾的意识，以至常常有理变没理，讨不到任何公道不说，还会被对方甚至个别村干部羞辱。

村干部这种基层社会管理者，非农非工。有的在处理乡村事务的时候，采取非亲非故看势力、权位、资源，亲戚和本族人看颜面，进而采取相应方式办法的解决策略。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他所说的这种“可预见性”“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熟人社会，但都是基于相互之间形体、语言和生活能力和所处社会、自身环境的了解，从而作出的直观性的判断。但在一些基层管理者那里，更多地是对事务双方或多方所拥有的经济能力、已经存储的资产，以及已经掌握的社会资源，和家庭人员下一步的发展可能（如子女考取大学、进入公务部门、经商获得巨额利润、声名大到可以影响某些方面的决策）等方面进行快速式的综合考量，进而作出所谓“恰当性”的决定。

这种“恰当性”的决定，并不代表任何形式和意义上的法律、规定，甚至传统的、明确的道德约束，只是一种运动性的“恰当”和“貌似正确”的主意、判断而已。因此，在处理乡村事务时，有的管理者采取的态度和方式中所包含的，基于人情、自我利益综合权衡的成分浓郁且深重，从前“乡绅”与官府共同治理下的乡村世界实际情况就大抵如此。传统乡绅虽然在财富、社会关系和政治能力上，超出了一般农民，但其长期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与影响，个体的思想意识中多少还有一些“仁义道德”以及“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的君子之德存在，在做事和处理事情上，往往怀有“不畏人，不畏人间，但会畏惧‘天命’‘天道’”的心理成分，对自我的行为及其可能的后果，自觉加以“反求诸己”式的约束。

“敬畏心”“天道”之说，尽管不可能真正起作用，但“畏”天命与圣人之说，也是一种“律令”与“规诫”。可当乡绅协助或共同参与治理乡村的传统绷断之后，而今乡村干部的选拔任用来源，或是当地口碑和人品突出者，或是和其他群众身份、地位相差无几，但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和协调能力的乡村精英。在新的历史时期，行政能力延伸到乡镇一级，以农民管理农民，或者农民自治的做法，必须订立一套具有强制性的制度措施，进行严格公正的约束、限定、考核和监督。

乡村的熟人社会性质导致了其有时会倾向于情大于理，这是乡村管理当中最大的难点，同时也是乡村社会人和人相互维系各种关系，进而“保卫”和“拓展”各种利益的必要方式。

在乱如麻的乡里乡亲的巨大关系网和人际勾连之间，面对诸多头绪繁乱、牵扯甚广的各种邻里之间的冲突、矛盾和利益需求不一的公共事务，乡村干部必须巧妙而“恰到好处”地进行研判、处理和解决，要达到各方都满意或者基本满意，难度极大，不仅仅需要相应的口才、能力，更重要的是具有智慧。

父亲为人木讷，极少参与家里和村里的任何事情，面对各种矛盾冲突，他大多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他似乎永远在劳动，出去打工，回来以后再下地干活，从没消闲的时候。对于邻里之争，他主张听之任之，别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去抗争，颇有些“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之能争”的道家意味，可别人并不会理解父亲的态度或者说处事原则，反而认为其懦弱无能，进而变本加厉。

生存，尤其是现实生活的不断向好，对于每一个农民来说，都是极其紧要、迫切的现实问题，谁都渴望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他们比任何群体都迫切地需要“日新月异”，至于几十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好，只能寄托在自己的子女后代身上。

在乡村人看来，“眼前”才是真正的现实问题，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起，穿得暖，过得好，那才是真的。他们以为，“眼前”就是一切，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面对的一个“天大的问题”。父亲其实也不识字，对于老庄哲学更是从未听闻，但他的个人性格却很“道家”，在人世生存，他无意中采取的就是“无为”“不争”的生存策略和处世态度。这使得母亲很是生气，每次受了别人欺负，就拿父亲出气，或者打或是骂，即便如此，父亲依旧坚持岿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

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对于父亲的态度，母亲即便咬牙切齿，“恨”屋及乌，但也无可奈何，遇到事情，受到别人的欺负和侮辱，自己抗争不过，她只能用最廉价的方式哭告天地。可“神灵”并不负责处理人间的具体琐事，很多次受了欺负，母亲只能连哭带骂地斥责父亲无能、没用，以此纾解内心的不甘与委屈。

巴丹吉林沙漠，离家很远，从巴丹吉林沙漠到河北太行山，其间的关山河川何止万千？距离太远，又是一个和“地方”毫无干系的人，即使我反映这些情况，最终可能也还是会不了了之，最大的“力度”也就是把我的反映信件转给他们来作一个回复。

每次在信件、电话里听到母亲和弟弟的哭诉，我只能干着急，对着空气怒吼，但即使吼破嗓子，内脏出血，也无济于事。

每遇到家人受欺负求告无门，我就会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觉得特别解恨，但也只是心理上的，而且还只是我一个人的。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哪里知道鲁迅？鲁迅先生还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虽然刻薄一点，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鲁迅先生是看透了人性的，但残酷的是，很多事情和世情，人心和人性等却都不会因为有人发现和严厉指出了就改变和消失。在那时的乡村，诸如此类的大小事情，可谓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从小，我就深陷其中。

我从军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的鼎新绿洲，人口少，地面广，且长期有容纳外来人的传统，父母亲和小弟一家如果迁过来，有这么多的田地，再加上我也在这里，应当是一件好事。我坚持不懈地劝说，一口咬定“银窝金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的母亲终于松了口，允许父亲和弟弟弟媳妇先来“体验”一番，看具体情况之后再作最后决定。这“体验”，一是看能否适应沙漠戈壁的气候环境；二是看看在这空旷的沙漠绿洲，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把日子过好一些；三是让父亲和弟弟夫妇自己感觉一下，到底是继续在老家生活好，还是举家搬迁来这里会更好。

这一年秋天，西风长驱直入，整个河西走廊陷入了一年一度的酷冷之中。我从巴丹吉林沙漠出发，在酒泉火车站接到父亲和弟弟、弟媳。当时，大侄女湉湉仍在襁褓中，冷风吹得她的小脸像是一只烤熟了的大红薯。父亲胡子拉碴，两鬓斑白，像是冻僵了的野草。他腰身佝偻得好像一张弓。那一年，他才五十六七岁，却已俨然八十岁老翁了。我帮他拿行李，其实就是两个装满衣服的化肥编织袋，鼓鼓囊囊，很沉重。父亲说不用，他自己用一根长棍挑起两个大编织袋，弯着腰，下了出站口门前的水泥台阶。

我帮着弟弟抱着女儿，然后打了一台车到市区，在一个餐馆里，一人吃了一碗当地的炒面片，再乘车回鼎新绿洲。一路上寒风凛冽，戈壁冷清而瘆人，从弟媳妇的表情看，我就知道，她肯定不喜欢这里。到家里，我问父亲：“爹，你觉得这里好不？”父亲苦笑一下说：“我没有意见，你说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看着他条条皱纹如深沟的脸，还有因为瘦而显得高的颧骨和额头，我眼含热泪，有些哽咽，什么话也说不出了。因为房间小，父亲睡在沙发上。他爱抽烟，我儿子还小，他也不管，只管抽烟。我没阻止他。

第三天上午，我带侄女，让父亲、弟弟和弟媳妇体验在鼎新绿洲的劳动生活，刚收了棉花，洁白的大地瞬间暗淡，玉米也被砍掉了秸秆，周遭的杨树和红柳荆棘、杂草，也都在肃杀的西风中萧索惨白。父亲、弟弟和弟媳妇的任务是，拔掉棉花秆，用拖拉机或毛驴车拉走之后，再把田地翻松一遍。

仅仅半天时间，弟弟和弟媳妇就说：“哎呀，可不行！这农活儿干不了，灰土大，田地还那么多，别说几个人，十个人也种不了这么多田地！”说着话，他们一脸决绝。尽管都是以土地为生的人，各个地区的人们对于劳作的看法和承受力也不尽相同。

他们态度坚决，我则有些失望。相对于南太行山高山低坡的崎岖，粮食、化肥和土粪等，都要人肩扛背背，鼎新绿洲田地多而且广阔，到处平坦，可以用拖拉机代工，相对要轻松得多。可弟弟和弟媳妇觉得在这里种田太苦，受不了这种农活，表示要回去。我叹息一声，看了看正在低头抽烟的父亲，说：“爹，你觉得呢？”父亲一脸平静地说：“我没事儿，这里也差不多，老家也差不多，你说在哪，我就在哪。”

弟弟和弟媳妇要回去，父亲也只能跟着走。我起初想让父亲住几天，可要带那么多东西，还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弟弟弟媳妇两人肯定不行。送他们走的时候，我拿出了我仅有的几百块钱。确实，那时候，我也没什么钱，虽然有工资，但也只有两千多块钱，结婚和生孩子的借款都还没还完。为了省来回的车费，我都没到酒泉送父亲和弟弟一家。那是一个早晨，旷野和村落里到处打了白霜，柳树和杨树叶子冻得烂在了树上。我送别父亲和弟弟、弟媳妇，看着他们上了去往酒泉的班车，哭得眼泪止不住——要是不怕人看到，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人有时会处在绝境中，这种绝境并非生死考验，却比生死考验还要折损人的尊严。后来，我一直想请父亲再去巴丹吉林沙漠住一段时间，让我好好孝顺他一些日子。他们那次回到老家后，在母亲极力主张下，弟弟开始养鸡，大部分的活儿都是父母亲帮着他们干。特别是父亲，掏运鸡粪，每天半夜起来喂鸡，无论寒风刺骨的下雪天还是滂沱的暴雨之夜，他都要起床，打着手电，去做这些活计。

2008年春天的一天，父亲胃疼得直不起腰来，想歇一会儿。母亲看到了，让父亲用担子往田里挑鸡粪。父亲说：“俺歇一会儿！”母亲说：“歇着能挣来钱？”父亲叹息一声，挑着两篮子，共一百多斤重的湿漉漉的鸡粪，弓着腰往山上走。走不远，父亲“哎呀”了几声，对也在用铁锹抛鸡粪的母亲说：“俺干不了了啊！”一辈子争心要强的母亲大声对他说：“干不了咋办，干不了也得干！”这个细节，是父亲罹患癌症，做不了手术，卧床不起的时候，母亲自责地对我说的。我莫名愤怒，忍不住狠狠瞪了她一眼。

2009年3月10日凌晨1时30分，父亲走了，终年63周岁。等我赶回，他的左眼还睁着，已经失去光泽的瞳孔，依旧盯着门口。我欲哭无泪，其实也哭不出来，直到把他送往坟地的路上，我才开始放声痛哭，哭得鼻涕眼泪混在一起，哭的是这一个苦了一辈子的农民，连他儿子的一点孝心都没体验过的凄凉和悲哀，哭的是一个平凡之人在人间世的辛苦劳作与最终归于虚无的卑微与轻飘。

父亲去世十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虚伪，很不孝。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在这个年代，一个普通人活到七十多岁，应当是没有一点悬念的。而且我潜意识里觉得，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大致如此。可没想到，人和人千差万别，谁也不可能因袭他人的命运，也相互不可替代。父亲竟然这么早就没了。他活着的时候，我总以为还有时间孝敬他，不着急，等明年。这么想着，一拖再拖，慢慢地就放下了。再次让他来我这里的时候，母亲却说：“家里这么多事儿，你弟弟还养着那么多鸡，他们夫妻俩顾不过来，恁爹去不了！”我也觉得这是实情，也以为，等到弟弟不养鸡了，再请父亲来也可以的。

王九龄诗句说“世间何物催人老，半是鸡声半马蹄”。对于世间的诸多事情，人总以为必定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未来很虚妄，即便明日也不可靠。佛家的“活在当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严肃命题。

因为父亲的死，再加上原有家庭的变故，惨烈程度可以用“妻离子散”来形容。从2011年到2019年，我罹患抑郁症，各种不适、疼痛和恐惧，让我的身心到了极其脆弱的地步，可谓九死一生，现在想起来，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那种淋漓尽致的煎熬，真可谓五阴盛苦，哀哀欲绝。

但对于父亲，我还是虚伪的，没有好好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没有让他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这是我一辈子的罪过，而且是不可自我饶恕的。许多年后的现在，每次想起父亲，常常浮现在脑海中的除了小时候和他一起打柴、放羊的一些情景，就是那年在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他和弟弟、弟媳妇先后上车的样子——一个瘦瘦的、身形如弓的老人，站在路边。他弯腰下蹲的那种卑微、可怜、痛苦的模样，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在这世上最无奈和悲催的人生。

寒风吹彻大地，不见一个人影。正在这时候，班车来了，父亲佝偻着腰身，蹲下去，嗨呀一声挑起两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颤颤巍巍，弱不禁风地爬进车厢。不一会儿，就被那一台破烂的班车载着，徐徐消失在巨大的戈壁滩里，也消失在了人世间的尘埃与苍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