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的记忆

铁 轨

孩子对火车始终充满好奇心，那庞然大物和《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做派一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它老远就发出“呜——呜——”的声音，声音拉得很长，如果是在空旷的山谷，定然还可以听到更幽深的回音。我们县城的孩子都很熟悉绿皮火车，它在黑夜中疾驰的时候，带着被顶灯点亮的车窗，就像由一系列连续的画帧构成的电影胶片快速闪过。等到它跑近了，声音便显得杂乱：哐当、轰隆隆、咔嚓、呼呼，有些虚张声势，但又来势汹汹。这样的时候，爸妈在身边的话，会握紧我的手，让我站得远远的。其实火车像巨型的莽山烙铁头，驰出了排山倒海的霸气，但比起汽车、摩托车这类机动车，它可规矩多了，只在铁轨上奔驰、冲刺。爸妈警告说那“呼呼”的风声会把小孩儿吸过去，我倒觉得那是他们看《聊斋》看多了。

县城新旧城区以铁路为界，姑婆家住在铁路北侧的“新区”，我家与她家隔着一条铁路，在南面的老城区。铁路两旁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大家都习惯从县政府背后那段铁路穿行，就像过马路一样，在新旧城区之间随意往返。二年级的时候，爸妈有事，要离开县城一个月，把我交给姑婆。姑婆不放心我过铁轨，每天要掐准时间，在铁轨旁接我。姑婆五十多岁，在我眼里算得上老人，因此我拒绝姑婆接送。她依然不放心，还是准点出现在铁轨旁。我的同学徐凯这时候站出来了，拍拍没有肌肉的胸脯，“阿婆，您就放心啦，我住在你家对面那栋楼，我每天可以保护这不会过铁轨的‘笨蛋’”。

我成了“笨蛋”，理所当然地跟着徐凯穿越铁轨。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了火车头靠电力或柴油机作为动力源，牵引整列火车前进，但焕发着未经过人工处理的蓝色系珍珠的色彩和光泽的铁轨，仍然让我们好奇。我们用尺子测量，铁轨不过十几厘米宽，它向远处延伸出去，细长，望不到尽头。很难想象它是如何承受比自身沉重千百倍的车身，并带着它奔向远方的。我们还多次跟随养护工人，看他们拿着钯镐、大头镐等工具，对钢轨、夹板和枕木进行调整、更换，或补充、铺平道砟。有些废旧零件被遗弃在铁轨旁的杂草堆里，已成为废铁，彻底生锈了，像被细菌感染，涂着碘酒，又干燥结痂的皮肤。

徐凯的注意力全在刚补充的道砟上。他怀疑他爸被坑了，收藏了一枚和道砟差不多外观和重量的陨石，还视若珍宝，不让他触碰。我建议他来一回“狸猫换太子”，试探一下真假。他当场拒绝，“儿子忽悠老子，我不想活命了？”但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徐凯还是一时“想不开”，听从我的提议，用一块道砟和那“陨石”掉了个包。他爸带着朋友到家里赏石，闹出了“花岗岩当陨石”的笑话，他自然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还被罚一个月不许看《大风车》节目。他自我反思：“自从和你这‘笨蛋’玩在一起，我的一世英名就彻底消失了。”我这才想起自己只顾着幸灾乐祸，忘记了谁才是策划者。

我们听说火车即将到来时，铁轨以及铁轨下的枕木、路基都会产生振动，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细微、绵延的声响。我不敢尝试，我对火车排山倒海的气势还是敬畏的。我只敢在火车远离后，用指尖触摸一下铁轨因摩擦而产生的微热。徐凯胆子大，他掌握了列车时刻表，算准列车到达的时间，叫了我一起提早五分钟趴在铁轨上听。不一会，他说他听见了那朦朦胧胧，有点像给耳道挠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声响。我没有听到，刚想静下心听得更清晰些，徐凯却猛然拉起我的手，扯着我跑开了。我没有反应过来，只顾着喊：“自私鬼，我还没有听到声音呢！”等我们跑了一小段路，耳边传来汽笛声，突兀、尖锐而又嘶哑，仿佛一根火柴棍捅进了耳膜。随之，脚下传来震感，先是轻缓，继而强度、幅度越来越大，与车速对大地产生压力时的起伏频率高度一致。

“真是笨蛋！”

我自知理亏，只好傻傻地冲他做鬼脸。

一个月后，我们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道，我回到铁轨南侧的家中，而徐凯在铁轨北面。但偶尔放学早，我们还是会约着重走铁轨，一前一后，踏着枕木，夕阳拖着无限延长的铁轨，消失在天边。

有个阿姨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妈找我“谈话”了。我妈知道徐凯，也相信我们只是“走走铁轨”而已，并没有其他问题，但她也提醒我，说人言可畏。我一直被“童言无忌”的宽容保护得很好，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来自“好事者”的压力。我妈拒绝透露是“哪个阿姨”，我只好把满腹的委屈迁怒于徐凯，决定从此视他为陌生人，对他不理不睬。

年少的决定冲动又固执，亲密的伙伴渐行渐远。我会独自在火车驶过之后，追到铁轨旁，望着远去的火车发呆。那是火车孤独的背影，铁轨孤独的背影，也是我孤独的背影。我的童年没有手足相伴，好容易有了投缘的同龄人并几乎将他当成自己的兄弟，但最终却又不得不把他视作路人。火车轮下同样孤寂的铁轨能够读懂它的心声，它便一直沿着铁轨奔跑，不离不弃，但我呢？

一晃就上大学了。大一寒假，我乘坐的那趟列车凌晨四点才到站。天气寒冷，又是深更半夜，我不忍心让爸妈去接，就没有告诉他们抵达的具体时间。出站时，竟偶遇徐凯。我们很自然地拖着行李顺着铁轨边的小路行走。聊起之前没有互不来往日子，才发现我们一直熟悉对方的生活。他说起初二那年，有个男生骑着自行车从我身后经过，故意大吼一声把我吓到了，他当天就把那男生自行车的气门芯拔了，把轮胎的气给放了。我也说高一体育课上一千五百米中长跑，他总是跑最后一个，是不是想故意偷懒，少跑一圈？那时我们都有一种错觉：那个“好事者”根本不存在，我们也从来没有“断交”。徐凯还分享他的大学生活，还包括他那位清纯养眼的学姐。我鼓励他，开学后马上去追学姐。

“没有成功，别回来见我。”

“怎么追？”

“反正不是压铁轨、送道砟。”

“哈哈，你这个笨蛋！”

我们并肩行走在铁轨旁，脚下是与铁轨依偎相伴的道砟，沿线两侧是绵延的野草。我们一直向前行走，就像两道平行的铁轨，没有相交，但可以一直陪伴。

卧 铺

表姐在重庆读大学，要乘坐二十七小时的火车才可抵达。舅妈要给她买卧铺，她坚持要硬座，说硬座票省钱，只要卧铺票的三分之一。母女俩还是各自做了妥协，约定中途要是表姐觉得疲劳的话，就加点钱，改乘卧铺。舅妈并不知道“高峰期”卧铺票很难买，我们县城只有途经的火车，并不是始发站点，售票窗口处几乎是买不到卧铺票的。

去重庆的火车到达我们县城的时间，准点的话是凌晨两点五十分，但常常晚点，表姐通常要三点半之后才能上车。但舅妈还是带着“以防万一”的心态，一点多就准备送表姐出门——万一这次准点了呢？

表姐只喜欢有人接，不喜欢被人送。接，是被惦念，是迫不及待的相见。送，是离别，是难舍难分却又不得不分开。其实还有一句话，她可不敢说，她不想让舅妈送，是受不了舅妈“锅边糊”的性格。舅妈在哪都能游刃有余地和别人聊起来，哪怕是在凌晨两点的候车厅，也能找到相谈甚欢的陌生人。舅妈把这视为“人缘好”，是本事；表姐偷偷一个白眼，这无非是小县城里常见的攀谈套路——主动找对方提个简单的问题，对方如果有理睬的意思，再针对这个问题自问自答，以此引起话题。

“等车啊，去哪呢？”

“重庆。”

“真巧啊，女儿也要去重庆，不过她到北碚就下了，不到终点站。”

“哦。”

对方似乎困意来袭，不想搭理舅妈，但舅妈还是招呼表姐过来。表姐本不想配合，又害怕舅妈执拗起来，不顾场合连名带姓地喊她，只好硬着头皮和对方打了个招呼。

“你好……”

“这是我女儿，读大一。你们认识一下，都是去重庆，又是老乡，路上也算有个照应。”

才刚认识，就交代人家“照应”，这有些唐突，表姐为此向对方赔笑。对方看起来比表姐大不了几岁，比起表姐自毁形象般地把自己裹成糯米团，他倒显得利落了许多，只穿一件毛衣，外搭棉夹克。火车到站，对方走向卧铺车厢，表姐忽然有感：卧铺和硬座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硬座车厢像个巨型的摇篮，随着火车的运行轻微摇晃着。座位是早就坐满了的，过道中，甚至靠背上、座位下，躺着、坐着、站着、蹲着都是人。每个乘客都尽力随着车厢的晃动，尽可能地把自己调整到舒适的状态。表姐的座位被一个老人占着，老人闭目打盹，她不忍心喊他醒来，在车厢连接处找到了空隙站着。看着这些乘客在狭小的车厢中寻求片刻安稳，她有些心酸，又有些欣慰，毕竟这煎熬是短暂的。

天亮后，乘客们逐渐苏醒。有人吃着泡面，老太给孙子剥橘子，年轻妇人给怀里哭泣的婴儿喂奶，年轻人们开始围着小桌子打扑克，姑娘戴着耳机听歌，还有大叔给邻座讲着自己的传奇经历，引来众人倾听……表姐回到自己的座位，屏蔽四周，把注意力集中在窗外飞驰而过的巨幅风景画，时间长了有些无聊，又拿出寒假还没看完的小说翻起来。

火车开了许久，忽然停下，说是前方遭遇暴雨袭击，发生山体滑坡，预计要两个小时后恢复通行。这支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却因着偶尔相同的一段旅程汇聚到同一列火车上的“迁徙”队伍，都彷徨失措起来，叹气声此起彼伏。表姐想起候车厅被迫认识的老乡和他的卧铺，突然有点羡慕。

说是两小时，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火车还在原地，大家都显得不耐烦，但又无奈，有些乘客甚至已从车窗爬出去透气了。

天色晚了下来，表姐突然听到熟悉的方言，“你是去北碚的吗？”

表姐怔怔看着这位在候车厅才认识的“老乡”，他换了一件棉质大衣，头发有点凌乱，胡茬微露，反而增加了野性的魅力。

“我在卧铺躺着累，和你换个位置，明天早上八点再和你换回来。”

表姐觉得不适合，觉得这有贪小便宜之嫌，但她似乎被他的笑容催眠了，好像时间都为之停止。她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车厢顶灯照在她贴身的毛衣上，照在残留着他的体温和气息的棉被上，她呼吸平稳，但双颊滚烫。

这个“老乡”后来成了我的表姐夫。我说他俩是一见钟情，初次见面就间接“同居”了，表姐只是笑了笑，并没否认。他们的故事发生在故乡和重庆之间，一千六百公里，具体一点，就是在往返两地之间的火车里，仅有七十五公分宽的卧铺和拥挤的硬座座位。他们交往后，因为经济能力有限，也还是采取相识之初的办法，一张卧铺票两人轮流睡，另外再买一张硬座票。这有点原始社会家庭模式的意思，男人在家里停留的时间很短，天一亮就外出狩猎，女人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后来他们条件改善了，就像步入了现代社会，两人都有了卧铺票。表姐喜欢睡上铺，狭小而逼仄的空间相对独立，避免产生被窥视的不自在感；表姐夫喜欢睡下铺，宽敞明亮，起身方便，可以看窗外风景和邻座聊天，也可以看管行李。

表姐在和表姐夫相识五年后结婚了。表姐夫事业稳步上升，我们这一辈中，他们是第一个买车的家庭。他出差是常态，搭乘动车、高铁、飞机，但这仅仅是工作需要，并不影响绿皮火车在他心中的地位。那几年，他还会和表姐相伴，买两张卧铺票，乘坐着绿皮火车，去西部旅行，像许多人怀念小人书、无声电影、黑胶唱片一样，寻找着一种情怀和旧日时光。又过了好几年，表姐夫拼事业，把家都交给了表姐；表姐工作之余，除了日常家务还要和家里一对儿女斗智斗勇。他们都没有闲暇再去旅行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事物的发展，从过去到现在再延伸至将来，都存在惯性的作用。若干年后，表姐的一对儿女长大，表姐和表姐夫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能力，他们又可以搭乘着绿皮火车一路走走停停了。表姐爱写随笔，表姐夫喜欢摄影，到时候他们可以出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火车慢游》。

但他们毫无征兆地，成了家族中我们这一代第一对离婚的夫妻。离婚的真实原因我不知晓，表姐只和我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或许，他们是交汇编组站上两道相交的铁路，短暂的汇合之后，终会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我突然想起他们初遇时，舅妈说的那句话：“她到北碚就下了，不到终点站。”

车 站

火车站距离我家有两公里。那里既不是商业街，也不是县城中心，但每天都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或者从从那里奔赴全国各地。读初二那年的暑假，我妈带我去车站接亲戚，我才体会到火车站的热闹。那是夜里十一点，火车站门前依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踏着人力三轮车拉客的，挑着箩筐贩卖山货的，在街边支起几张折叠桌卖豆浆、油条、锅边糊、拌面、芋饺、扁肉、牛肉粉的……闻着那香味，我就想，若干年后，我从外地回到故乡，出站的第一时间一定要在这里吃上一碗牛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