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罗马的“元人类”光辉

废墟的美学

（2024年5月22日）

从伊斯坦布尔飞往罗马，我闭上眼睛，感受着从“东罗马”飞往“西罗马”的历史幻觉。空中飞行时间约三小时，我继续读布朗肖的《最后之人》和沃茨的《模仿》。我此前就说过，这是两本读不完的书。这不是隐喻，这是真实情况。但读不完的书，往往带有极大的后劲，就像酒厂的原浆酒，度数极高。

我很早就在构思一篇名为《最后之人》的小说，里边的主人公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作家，他坐在博物馆表演写作，文学已经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距离构思这篇小说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小说还没有完成，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在这个过程中，先是在那场特大号流感中知道了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最后之人》，这位《弗兰肯斯坦》的作者居然也是不折不扣的预言家，一样的全球性灾难。后来又看到了布朗肖的《最后之人》，尼采哲学意义上的“末人”，一种历史的真正终结，来自古老而神圣的否定力量的彻底消失。这怎能不让人想道：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就是“最后之人”？我不知道完成这本小说后，还能不能叫这个名字。与布朗肖的作品重名需要一种强大的心理力量。对了，我还想过叫《最后的人与最初的人》，结果也被人叫过了。

而科幻小说《模仿》原本在我心里与《最后之人》毫无关系，我当时只是想多带一本复杂的科幻小说罢了，但谁知这本书写的就是“最后之人”：22世纪前夕，一个生物学已经变成计算科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逝者能够从天堂寄来明信片，传道者通过出神获得科学突破，基因工程改造的吸血鬼能够解决基准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士兵们在战斗时会关闭自我意识的僵尸开关，而这一切都在外星人的监视之下进行的。——显然，下个世纪将不再属于原有的历史结构。尤其是这部小说里边提到的“进化断点”的概念也很有哲学意味，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历史进化从量变到质变，质变就是那个断点。质变之后的历史将是新的历史。

在即将抵达罗马的时刻，这些想法的重要性已经弥漫在我的脑海中，它们带给我的思想与情感的力量，远远超越了我的预计。

从飞机舷窗可以看到一道笔直的海岸线，然后，飞机徐徐落地。我还记得这个机场的名字，因为那就是达·芬奇的名字：费乌米奇诺。时隔五年后，我第二次来到这里，但感觉就像第一次一样陌生。没想到从飞机落地到出来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人实在太多了。从落地点到取行李处，还需要乘坐一段地铁。我跟随人流走着，在整个机场里只有一处有中文的导航。

走出机场的到达出口，我赶紧给雪莲老师打电话，接通后，一转头，发现她还在刚刚的出口处等我：一种老友会面的快乐在心间洋溢。跟随雪莲老师的还有一位典型的意大利帅哥，精致的小胡子，腰杆挺拔，皮鞋锃亮，他热情又矜持地抢过了我的行李。雪莲老师解释道，她租了一辆车，送我们去住宿的地方，这个帅哥是我们的司机。说真的，在中国乃至其他地方，有这种时尚感的司机确实不多。

路上跟雪莲老师一边聊天，一边看窗外的风景。我很有些感慨：罗马就是罗马。废墟也依然呈现着盎然向上的气势。罗马似乎没有伊斯坦布尔的惆怅，断壁残垣的罗马被人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想象一下，如果罗马还是一座完整的城，那它所带来的秩序感和压迫感该有多么强烈。

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光靠着这两句话，罗马就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里。第二次到罗马，跟第一次的印象不一样的是，感觉这些废墟是如此的崭新。第一次到罗马是冬天，寒冷加重了废墟的历史感。而这一次是初夏，废墟原本应该展示出来的沧桑感，被周围生机勃勃的环境——绿色的树木，涌动的人群——给稀释了。

崭新的废墟，不断能带来滋养的废墟，这样的废墟还能称之为废墟吗？

宾馆名叫“美国宫殿”，这让我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里的一个场景：意大利移民坐船前往纽约，在看到自由女神雕像之后大声喊道：“亚美利坚……”但我们的海上钢琴师1900不敢下船，他觉得下船之后，他的一生就被确定了，而他不下船就保留了各种可能性，因此他一生都住在船上。

入住房间之后，独自安静地放空了一会儿。

这房间跟其他地方的房间当然没有本质区别，但如此鲜红而富有质感的窗帘让这房间获得了独特性，最重要的是，这种审美用心良苦：鲜红色平衡了窗外那些废墟的灰白色，犹如火焰平衡了增熵。

我找出了一件绿色的衬衣，在国内很少穿出去，但觉得在这里很合适。

在罗马可不能待在酒店里。休息一会儿后，雪莲老师带我出去散步。她先带我去看赛马场。赛马场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向公众开放，满目断壁残垣。数千年前的沙地跑道上如今已长满绿草，只有少数地方露出原貌，所幸那里没有被人为地种植覆盖。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古罗马的赛马场也是相当恢宏，帝国的气象依然可观。前往场地的斜坡上，三三两两坐着许多游客。有一对年轻的情侣沉浸在忘情的接吻中，还有一个孤独的人选择坐在广场的最中央，从我这里远看过去，他只是一个小黑点。但那个小黑点占据了核心位置，反而更引人注目，仿佛他在启动一种古老的仪式。

我们继续向前走，走到街上，我看到中国人的面孔也多了起来，在罗马的中国游客比在伊斯坦布尔的要多得多。

细观罗马的这些遗迹，我震撼于它的建筑细节。第一次来时，我被它古老而巍峨的气势震撼了，而这次我更关注它的细节。那些雕刻在石墙上的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与人像，每一处都展现出非常森严的权力秩序。

我和雪莲老师坐在赛马场边一处石阶上，面对着斗兽场，随意聊着天。

我不再是一个在内心高举“感受天线”的行者，我松弛下来，把自己充分融进周末午后的美好时光。

雪莲老师聊起了她跟中国的缘分。人与一个地方之间的缘分，在她身上体现到了极致。

她本名叫费沃里皮克，雪莲是她给自己选定的中文名。她从小就对中国充满兴趣，在她上高中时，具体来说是1993年9月，她的母亲专门带她去中国旅行，让她亲眼看看中国，再决定今后的学习道路。想象与现实总是存在距离，我记得在清末时期，有很多日本汉学家非常推崇中国，但他们的中国之旅，击碎了他们的想象。所幸的是，雪莲老师这次中国旅行并没有让她失望，反而让她更加坚定了学习中文的梦想。她成功考入威尼斯东方大学，接受了欧洲顶尖的汉学教育。此后，她一次次深入中国的腹地。她尤其喜欢云南，多民族的丰富文化令她心醉。那是她的福地，她一度定居在那里。她跟中国也结下了情缘，她的美丽女儿也是中国与意大利的结晶。她用意大利文写过多部关于云南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红玉》《侗族的糯米时光》等。另一方面，她又将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成为了中国与意大利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

“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们都渴望来到罗马，但在罗马也有人向往着长安。雪莲老师的个人故事让我非常感动。

由于雪莲老师对麸质过敏，因此在餐饮方面要非常小心。在国内，我身边似乎没有一个人对麸质过敏，但在西方这是非常常见的。过敏，是现代性在身体上的具体体现，我的鼻炎就很严重，身边的朋友也大多有鼻炎，但在欧洲，鼻炎患者的比例又少了许多。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身体的免疫系统也变得越来越敏感。

我们吃完饭后，又在黄昏柔和的光线中漫步。

罗马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它的空间能够让所有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

那些古老的建筑材料，如红砖、大理石、砂岩等，加上几千年的风化和阳光的照射，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暖色调。特别是黄昏时分，阳光洒在罗马的建筑上，古老的斗兽场、万神殿以及那些蜿蜒的小巷，都会泛出金色的光辉，色彩的饱和度特别强，让人感受到一种梦幻的美。

再次经过了罗马斗兽场。这里的各种面孔比在伊斯坦布尔看到的还要更加多样化，更加展现出人类的多样性。面具在这种面孔多样性的空间中已经破碎，种族面具原来是他人目光的建构之物。

人们为了罗马的遗迹，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惊讶于帝国荣耀的影响力。自罗马帝国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是某种召唤的象征，这种召唤直到帝国消亡多年后，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人们惧怕帝国，又向往帝国，这就是个体跟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

晚上，我回到宾馆房间里看意大利电视节目。节目内容显得轻松随意，大多是谈话类节目，还有两三部好莱坞电影（我发现自己都看过），配了意大利语音之后播放，想到国内的译制片，译制影视作品，真是全球通行，尤其是在电视的领域，要照顾大量的受众。但很多频道打不开，操作界面也相当不便，存在延迟感。很显然，全世界看电视的人都在逐渐减少，但我每到一地为什么还要研究电视呢？因为我觉得电视内容正是因为观众的流失，反而更能反映主流价值观。曾经，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媒介，而如今，网络成为新的大众文化载体，电视便不得不承担起更多价值输出的作用，背后闪现出更多的官方色彩。

我拉开一点点红色窗帘，从缝隙里往外看。相似的城市街景，心情却是极为不同。在物理学的意义上，人所置身的空间并无太大区别，是匀质的，但实际上，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匀质反而是权力建构的秩序，真正全然的匀质是不存在的。作家就是发现和体验差异的观察者，在虚构时间的历史中发现差异，在虚构空间的秩序中发现差异，是差异具备了可能性，是差异勾勒了逃逸的隐秘路线。

此刻，我的思绪越来越无法停歇。

罗马被称为“永恒之城”，但永恒的不是城市，而是废墟；永恒的不是后来者的废墟，而是帝国的废墟。

罗马的废墟是特别美的——能称为美的废墟其实并不多，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废墟是让人害怕的，是让人想逃离的，但罗马的废墟是美的，令人亲近和崇敬。这是因为罗马的废墟印证了过往的辉煌，没有过往的辉煌，假如是全然失败的痕迹，则无法让人感受到美，至少不是崇高之美。

这也是长安之美跟罗马之美的深层的相似之处。我的祖籍在西安，所以我对此印象极深。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都城，特别是在达到了辉煌顶点的汉唐时期，它的废墟也承载着帝国的荣光和文化的繁荣。比如大明宫遗址，即便如今只剩下部分残迹，但这些废墟依然缓慢释放着大唐帝国的恢宏气势和盛世繁华。

伊斯坦布尔的崇高之美有所欠缺，不是因为奥斯曼帝国不伟大，而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在时间上离我们太近了，我们如此清楚地目睹了它的溃败。我们跟它的失败之间没有距离，而罗马和长安的失败被千年的时间稀释了，这千年以来，罗马和长安的繁盛却被不断发酵，成为一种文化的根本认同。

我的思绪还飘到了不远处的梵蒂冈。

我上次到罗马还顺便去了梵蒂冈，因为是第一次去，便停留在了那种宗教的震撼体验中。这次，我尽管不去梵蒂冈，但因为距离很近，很多体验又被重新激活了。梵蒂冈位于罗马之内，虽然是独立的宗教国家，但它的所有根基都深植于罗马的土壤中。罗马废墟的辉煌和持久为梵蒂冈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支撑。我觉得梵蒂冈至今仍然能够作为宗教中心，是因为罗马的废墟之美环绕着它……

就这样，置身在千年废墟中昏然睡去。

回到身体的尺度

（2024年5月23日）

上午，雪莲老师带我去参观国家博物馆马西莫宫，这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由建筑师贝鲁齐设计，兴建于1532年—1536年。现在这里收藏和展览1870年在罗马考古出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物，包括雕刻、铜像、镶嵌画等。其内部共有四层，分别展示雕塑品、壁画、马赛克艺术制品、钱币和珠宝资料等，通过这些作品展现出罗马共和国晚期古罗马人的历史、神话和日常生活。

这里的重要展品太多了，我在这里只能略微提及一二。

首先是《掷铁饼者》。“掷铁饼者”几乎每个人都熟悉，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这次得见原作，绕着他参观良久。平常只看到正面，这次站在他背后看了个仔细。可以说，所有的肌肉线条都是如此丝丝入扣，无比逼真。

然后是希腊时期著名的雕塑作品《休息的拳击手》，雕塑高约128厘米，为青铜原作。这个拳击手留着大胡子，年龄已经不小了，他脸上有多处伤痕，鼻子被打断，嘴型奇怪，牙齿也已被打掉。嘴唇、面部瘀伤、左肩、手臂和大腿镶铜，营造出伤口还在流血的感觉。

还有著名的《赫尔玛弗洛狄托斯》，世界上最美丽的“双性人”雕塑。这个雕塑的作者贝尼尼是个传奇。他的创作才华从八岁开始便展露无遗，当时他被带到教皇面前，即兴创作了一幅圣保罗的肖像素描，教皇因此认定他将成为第二个米开朗基罗。直到八十岁高龄，贝尼尼的创作从未停歇。有人说，如果你在17世纪的罗马街头漫步，你会发现道路、喷泉、广场、教堂，乃至路边的雕塑和绿化，都是贝尼尼的杰作。他不仅规划了城市的道路，设计了喷泉和广场，还改造了教堂，创作了雕塑，进行了绿化。更令人惊叹的是，如果你去观看一场戏剧，你会发现从布景、剧本、音乐到机械装置，以及整个戏院的建造，都出自贝尼尼之手。因此，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曾对贝尼尼说：“你为罗马而生，罗马亦为你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