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陵

一

松陵镇是吴江县城。吴江后来撤县设市，再后来又成为了今天苏州市的一个区。尽管如此，吴江人还是觉得自己是吴江人，苏州人也觉得吴江人就是吴江人。苏州人和吴江人都并不觉得吴江人就是苏州人了。这有点奇怪，不知道别的地方情况怎么样。比如南京，住在江宁那里的人，他们当然觉得自己就是南京人，不会说自己是江宁人。

话休絮烦。我在进入县文化馆工作之前，也是曾经在松陵待过的。那是1980年代中期，我任职于吴江县非常偏僻的一个乡镇学校，那个地方名叫八都，整个镇子一共只有三五家小店，最大的单位，就是中学和小学了。学校里白天还算热闹，下午一放学，学生都回家了，老师们也都回家了。因为学校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他们是不住在学校的，所以晚上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校长和教导主任两家，还有一个我。那是一段非常寂寞的记忆。由于我跟校长关系不好，他便想方设法要把我调走。他几次三番到县城，跑去文教局，就是专门为了要把我调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文教局并没有正式将我调到别的学校，而是通过借调的方式，让我暂时离开八都中学，去了位于县城的湖滨中学，也就是今天的松陵一中。那时候年轻，更没有城府，对此安排无法知其所以然，也不想深究其中原委。走就走吧，管它是调动还是借走，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那时候松陵镇不大，湖滨中学位置相对偏僻，跟商业繁华的三角井地区隔着很广阔的农田。记得正值春天，我经常走过这片农田，看到菜花金黄如海，不免诗兴大发。是的，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诗，并在一些报刊发表了作品。我还自己油印装订了一本《荆歌的诗》，书名脱胎于《志摩的诗》。不过，路过农田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为春天写一首抒情诗，而只是在诗情涌动之下，斟酌出了两个句子，那就是：“春风风人，菜花正花。”我很为这两句话自鸣得意，并越发感觉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的精妙。你看呀，两个风，两种词性，第一个风是名词春风，后一个风成了动词，风人，就是风把人吹得麻酥酥暖洋洋的意思。而“菜花正花”的第二个花，在这里也名词动词化了，是菜花开放、绽放、怒放的意思。这多有意思嘛！

湖滨中学语文教师办公室，是一个欢乐的地方。

教研组长赵安民，是一位语文功底超级扎实的老师。他的绝活是，解释词语往往跟《现代汉语词典》相差无几。我们都不相信他会没事就抱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逐条背诵。他的本事就是对词义吃得准，说得精确。这样的人，无需去背词典，词典一定就是由这样的人来编写的。

谢钟老师因为名字里有一个钟字，我们就经常在背诵惠特曼的诗《船长啊！我的船长》时，把那句“响吧，钟！”吼得仿佛要把屋顶掀掉。这时候的谢钟老师，就会笑眯眯地说：“诗人与精神病，果然就是一步之遥！”谢老师这样的反应，并不表示她就是一个少见多怪的保守的人。恰恰相反，她非常开放。她生了一个儿子，居然既不随父姓，也不随她姓，而是选择了不要姓，直接就叫“天然”。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深究，她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她爹妈是不是答应，她公婆是不是答应。即使她公婆爹妈都答应，派出所报户口的地方又是不是能够答应。

小钱是一位比我还小一岁的年轻女教师，我们因为年纪相仿，并且办公桌挨着，所以关系也就特别好。学校里的老师们，都以为我们有可能成为一对，这种猜测，甚至还在学生中流行。但我们却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同事关系，并且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那时候我经常去她家里玩，她的妈妈特别慈祥，每次都会留饭，又特地多做几个菜。小钱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家里很是热闹。小钱绝对是个“文青”，不仅读很多书，还拉小提琴。《围城》和《写在人生边上》当时都是她借给我读的，我因此对钱钟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去买了《管锥编》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发现看不太懂，于是就明白了小钱老师为什么不把它们推荐给我读。我们那时候在办公室，有事没事都会比赛背诗。背徐志摩，也背戴忘舒，舒婷北岛顾城的也背，还有洛尔迦、金斯伯格、海涅和泰戈尔等等。

如此文艺的气氛，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我们的办公室，更因为有着另外一位特殊人物而有了更加浓郁的文学氛围。此人就是王宗轼，我们都叫他阿轼。

阿轼的父亲，是苏州大名鼎鼎的文人王西野。王西老不仅是有名的画家，还是一位精通造园艺术的高人。苏州许多颓败甚至废弃的园林在1980年代的恢复修葺，都有王西老的贡献。王西老与周谷城、陈从周、何满子、邓云乡、杜煊等当时显赫的名流过往甚密。沾了阿轼的光，我至今还藏有王西老的花鸟画和邓云乡的书法。在当时，阿轼这样的人物，实在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让我们知道了许多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事情。阿轼没有辜负他的书香门第出身，他年纪轻轻，就一肚子学问。在苏州大学读书时，他是跟着钱仲联教授研究清史的。他对五四时期的文学和外国现代派文学，也都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虽然他与我们是同事，但实际上他是我们的老师，是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他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文学的倒流》，开启了文学界对除鲁迅柔石等少数作家之外的大量五四作家的关注和研究。沈从文、张爱玲、废名、陆蠡、施蛰存、徐志摩、陆小曼，这些名字在当年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陌生和新鲜，但是在阿轼的嘴里说出来，却如数家珍，仿佛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和邻居。

阿轼还做得一手好菜。这菜，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厨师菜，而是李渔、张岱、袁枚、汪曾祺、王世襄之流的名士手艺。在湖滨中学他的宿舍里，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他亲手在煤炉上做的菜。我至今还记得一道鱼鳞冻，是用青鱼的鳞片以小火煮出胶质来，掺入陈皮、姜丝、松仁和料酒轻盐，进冰箱冷冻后切成二厘米见方的精致方块，入口鲜美，咬上去弹牙，是妙品。

那时候我跟苏州城里的诗人车前子、陶文瑜、叶球等已经有了来往。二十出头的年纪，精力充沛，他们到湖滨中学来看我，竟是骑自行车而来。来了之后，自然要见阿轼。阿轼也就免不了做一顿饭招待大家。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煤炉有点刁钻，火力不济，阿轼做得很不顺手，估计也是有点累了，只听他轻声抱怨道：下次不做给你们吃了！

阿轼轻易是不生气的，总是红光满面，一团和气，面容酷似弥勒。他的人生乐趣，除了读书做菜，就是跟同事们在一起说笑。我们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办公室，不仅谈诗论文，还在地上用粉笔画了线，比赛立定跳远。玩得嗨了，竟然还翻起了跟斗。有次忘记把门锁上，一名女学生进来交作业，看到几位老师竟在地上翻跟斗，惊得尖叫了起来。

阿轼在苏州大学读书的时候，与范小青是同学。毕业后，范小青留校任教，阿轼却被分配到了吴江县里。我们有缘，能够有半年快乐的相处。我借调结束，正式去了震泽第二中学，阿轼也调回了苏州城里，后来进到陆文夫挂帅的《苏州杂志》去了。当年我也想去杂志社工作，但是陆文夫不要我。我和车前子，他都不要。他曾几次对我说：“你上了人家的当！”有一次在饭局上，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道：“陆老师，我听不明白，我到底上了谁的当？”陆文夫见我来者不善，便笑笑说：“现在好了！”其实我心里是清楚的，他指的是我的写作。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他总是觉得我和车前子是“现代派”。而他是很看不惯“现代派”的，所以就说我是上了别人的当，上了卡夫卡和乔伊斯他们的当呗！

陆文夫不要我，他要了阿轼。他是有眼光的。把阿轼这样的人弄去办《苏州杂志》，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阿轼不仅自己肚子里有货，而且人脉广，组稿自然不是问题。

可是阿轼不久就得了白血病。据说是因为家里装修了新房子，甲醛没有散去，就匆匆住进去了，而且是冬天，门窗又紧闭着。可怜他这么一个妙人，英年早逝，真是叫人恸哉惜哉！

借调湖滨中学短暂的一个学期，是一个快乐而充实的学期。我一面向阿轼学习文学，一面也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里。

学生受了我的影响，也都弄个本子，抄录一些诗歌。他们的小脑子里，也都装进了艾略特和波德莱尔。后来一位姓金的学生，高考居然语文成绩全县第一，上了复旦。消息传来，真是让我扬眉吐气。这位金同学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企业家，和我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我结婚那天，他还和阿轼、小钱老师一起来参加了我的婚礼。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旅行，两次自驾去青藏，所经历的奇异和惊险，写出来的话又是很长的篇章。

二

1988年5月，我调入吴江文化馆工作。县文化馆坐落在葱郁的松陵公园内，是一幢民国小洋楼。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吴江县城的中心，因为，在我们的小楼后面，就是一个隆起的土包，它的名字叫七阳山。说它是山，实在勉强，它是连丘陵都算不上的，也许只是当年公园里挖池塘挖出来的泥堆成的，就是一个大的土墩墩。然而它又确实有着山的气息。一座方亭建于七阳山顶，它是县城甚至整个吴江县的最高点，虽然海拔只有一二十米。七阳山上有一片松林，古木参天，极有画意。我每次独自走上七阳山，步入松林，即使是白天，都会想起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松陵镇的得名，想来就是因为七阳山和这片入画的松树林吧。

我对这幢小洋楼的感情应该说是极其复杂。我爱它，因为我在其间工作了整整十二年。后来的某一天，在我离开它当了专业作家之后，听说它有可能被拆除，便着急得马上给县领导写信，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一定不要将这幢房子拆掉。我的理由是，它是有历史的建筑，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它与身后的七阳山，与那片松林，构成了美妙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这幢楼的后边没有七阳山的松林，它看上去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美；而七阳山一旦失去了这幢漂亮的小楼，也将会形单影只，失了魂似的枯燥无味。

后来当然没有拆，至今也没有拆。也许当时要拆只是一个谣传。松陵公园至今依然是全吴江最美的地方。费孝通先生仙逝后，就安葬在这里，可见他也是爱这里的。他是吴江人，他和我一样爱这座公园，爱这小小的七阳山。

人们都以为，文化馆就是负责群众文化，唱唱跳跳之类的。其实除了音乐舞蹈曲艺小品之外，还有一个创作组。确切些说，是创作辅导组。我们组最早只有三个人，几乎也是三代人，我是最年轻的。我们三人有明确的分工，组长徐文初先生负责曲艺和民间文学，张明观先生负责文学，我负责戏剧小品和歌词什么的。

不过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写小说。开始是在本子上写，埋头写，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也许他们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也不说什么。后来好像是1990年，我有了电脑。在家用电脑写，到了单位再手写，感觉有点接不上，于是又买了一台电脑，放在办公室。这样写作效率就高了。那是我产量最高的时期，我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打印出来四处投稿。我比较有野心，觉得自己的小说已经够得上全国一流水平，于是向所有的文学大刊投稿。《人民文学》是“国刊”，我给它寄了中篇小说《太平》，于是收到当时的编辑李敬泽长长的回信。他夸了我的小说，并且说：“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这个话太让我激动了！回想起来，整个1990年代，我都处在一种写作的亢奋状态。《收获》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殿堂，我把短篇小说《口供》寄给他们，后来便接到了程永新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们考虑发表这篇小说，只是要我作一些修改。修改当然没问题，改十遍都没问题！后来我知道，《收获》就是有让作家修改作品的传统的。进入新世纪，因为要发表我的长篇小说《鸟巢》，主编李小林跟我通了四十分钟电话，这种对作品认真的态度，既让人感到痛苦，又不得不感动和崇敬。我还给当时的“四大名旦”《当代》《十月》《钟山》《花城》投稿，这些刊物也都相继发表了我的小说。《花城》主编田瑛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你的作品跟为数不多的几位当红作家比，丝毫都不逊色。”我给《钟山》寄的是一组散文，发表出来之后我也不知道编者是谁。后来认识了苏童，他对我说：“你的散文是我编发的。”程永新不止在一个场合提到，甚至在他回忆录式的《一个人的文学史》里，都把我作为《收获》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作家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像弹奏钢琴练习曲一样，每天埋头写作。噼里啪啦地打字，偶尔抬起头来，看一眼窗外的绿色，听几声婉转的鸟鸣，觉得世界很不真实，但是世界很美。

我的长篇《粉尘》，开始打第一个字的时候，天气正好入梅。等我写完最后一句，抬起头来，张明观先生说，今天出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