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期本栏目推出了明清史专家柏桦先生等撰写的《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及明清史专家常建华先生撰写的《清雍乾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考略》两篇大作。前文详细叙述了明代四类“幸乱之民”的表现特征、明朝官府针对“幸乱之民”的制度与法律，以及明朝长期不能解决“幸乱之民”问题的原因。此文对于深刻认识明朝社会的有关真相大有帮助。后文利用满汉文奏折和清朝的有关实录，对过去缺乏全面深入研究的雍正、乾隆时期的天津满洲水师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该营在雍正三年的设立过程、军备与操练状况、城堡建设情形、兵丁生计状态、乾隆三十二年建置之撤销等。此文对于世人深入了解这一段军事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摘 要：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关键词： 明代；幸乱之民；律例；社会治理

明人吕坤认为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乱世若能够善用之则成为取天下的资本，治世若是能够善驭之则成为安天下的根本。无论是取天下之所资，抑或是安天下之所本，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能够收取“幸乱之民”的人心。乱世群雄收“幸乱之民”心在于争天下，因缺少稳定的制度，没有明确的法律，故其采取的是应急策略，“收心”重点乃是争取。治世国家收“幸乱之民”心则在于安天下，这就要求必须有稳定的制度，细密而明确的法律，采取的是长治久安政策，“收心”重点则是安辑。社会不可能总处于乱世，社会稳定是人类的愿望。实现国家治理、稳定社会秩序，就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对他们予以管控，这是实行社会有效治理所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一、“幸乱之民”的定义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刑部左侍郎吕坤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固结人心”为主旨，上疏言救时要务，提出世间存在四种“幸乱之民”：一是“无聊之民”，就是那些无以为生者，他们“温饱无由，身家俱困；安贫守分，未必能生；世乱兵兴，或能苟活；因怀思乱之心，以缓须臾之死”。二是“无行之民”，乃是不务正业者，他们“气高性悍，玩法轻生；或结党而占窝开场，或呼群而斗鸡走狗；居常爱玉帛子女，为法所拘；有变则劫掠好淫，惟欲是逐”。三是“邪说之民”，乃是能够妖言惑众者，他们“白莲结社，黑夜相期；教主传头名下，成千成万，越乡隔省；密中独往独来，情若室家，义同生死；徜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四是“不轨之民”，则是不遵法度而心怀叵测者，他们“怀图帝图王之心，为乘机起衅之计；或观天变而煽惑人心，或因民心而收结众志，惟幸目前有变，不乐天下太平”。在吕坤看来，这四种“幸乱之民”乃是社会客观存在，关键在于能够收拾其心。动乱之世收拾其心可以夺取天下，治平之世收拾其心可以稳定天下，但二者截然不同。乱世用之可以夺天下，治世抑之可以安天下，马上得天下易，马下治天下难。在吕坤看来能够收拾“幸乱之民”的心，全在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圣王约己爱民，损上益下，则无聊者归恩，无行者守法，邪说者无所售其奸，不轨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堕其计，四民皆我寇雠”。（ 以上引文参见（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八《缉奸·前言》，《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1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幸乱之民”是社会客观存在，也是社会现实，而使之为“赤子”，不能成为“寇雠”，则关系到国家根本国策与社会有效治理。

以“无聊之民”而言，“饥馑无聊，必多盗贼”。（ 《明宪宗实录》卷二一，成化元年九月癸酉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27页。）在乱世之中，经群雄号召，许多“无聊之民”投到他们麾下，或占山为王，或割据称雄，或夺取天下，成为各路豪杰的基础力量。如朱元璋刚刚拥有自己的队伍，便有感于“四方割据称雄者众，战争无虚日，又旱蝗相仍，人民饥馑，死者相枕藉”。因此祈祷上苍“苟元祚未终，则群雄宜早息”，在他看来，能够在群雄中争胜，其根本在于“无使生民久阽危苦”。（ 《明太祖实录》卷一，甲午年十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9页。）

以能够免除人民危苦为号召，就能够使这些“无聊之民”为己用，这乃是取得天下的思想。乱世可以收“无聊之民”为己用，治世不仅要解决“无聊之民”的生计，而且要在安于生活的情况下抚慰其心。刚刚建立政权的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癸丑条，第387页。）安抚“无聊之民”则关系到王朝的稳定，为此朱元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意在稳定人心，而解决人民生计则是当时刻不容缓的问题。故此对新收复之地明王朝予以免租税三年，是“欲尔民安也”。（ 《明太祖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四月丁未条，第547页。）一旦因水旱蝗灾疫而出现饥馑困苦，

官府除了蠲免租税之外，还发帑银、放仓米、遣官赈济，同时对那些赈济不力，甚至剥民以逞者，绝不宽贷。如户部主事赵乾被派遣到荆、蕲等处赈济水灾，因其“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而被朱元璋诛杀。在朱元璋看来“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二，洪武十年五月丙午条，第1859页。）不能使民无以为生而成为“无聊之民”，乃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三，洪武十年秋七月条，第1871页。）安民重在发展经济，使“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戊子条，第2663页。）明王朝在各府州县建立预备仓，“命户部遣耆民于各郡县籴粮，置仓于民间储之，委富民守视，以备荒歉”。（《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条，第3375页。）以官府为主导，建立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救助机构，明官府试图通过官民共建，迅速稳定社会，期望臣民能够“永安生业，共享太平” 。（ 《明太祖实录》卷六五，洪武四年五月乙亥条，第1232页。）明王朝更重视地方官府的作用，以为“其职惟在爱民，爱民之道，抚以恩，守以法，民安而政不挠，斯为称也”。（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癸亥条，第2932页。）明朝统治者以夺天下解民之危困为号召，使“无聊之民”为己用，治天下则以安民富民为方针，使民能够得以安生而免于“无聊”，这些是明王朝稳定政权的根本。

对“无行之民”而言，多被称为“莠民”。明人顾起元认为“莠民”有两种：一种是“其人或心志凶虣，或膂力刚强，既不肯勤生力穑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而老牖下。于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诈之谋，纠党凌人，犯科扞罔，横行市井，狎视官司。如向来有以所结之众为绰号，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执之器为绰号，曰棒椎、曰劈柴、曰槁子者。赌博酣醟，告讦打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尘起。即有尹赏之窖，奚度之拍，恬焉而不知畏者众矣”。这些人都是亡命凶徒，即便是对西汉尹赏、南朝刘宋时奚显度那样的酷吏所使用“虎穴”“压拍”酷刑，也不能够使他们畏惧。另外一种“既饶气力，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歹带财役贫以奔走乎匈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求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为政之蟊贼也，可亡禁与”。（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莠民》，《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260册，第141页。）这些人属于无赖恶少，无恶不作，却很难将他们治罪。朱元璋在夺取天下过程中，将这些“无行之民”网罗麾下，成为其中坚力量，取得天下之后，当然不允许这些“莠民”横行无忌，不仅对其实施严打，而且立法严禁，以图长久。

对“邪说之民”而言，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成功夺取天下，也是有赖于白莲教发动的起义。当是时“虽是乱雄，用人之际，武必询勇者，谋必询智，贤必尊德，数等既拔，其余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朱元璋把他们收于麾下，成为可依靠的力量，但在取天下与治天下时，又不免受到邪说之害，故此当江西新淦县民杨文德等利用白莲教反明的时候，朱元璋便对其严厉镇压

，诛灭其全家，株连其三族，绝不姑贷，“被生擒者数百名，所在杀死者又若干，眷属流移他处中途死者又若干”。（ （明）朱元璋：《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在朱元璋看来，“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乌得而治”。（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癸巳条，第498页。）朱元璋一方面立法以严禁“师巫邪术”，一方面血腥镇压，不仅将除邪说定为地方官必须办理的要务，而且还明确了邻佑、家族、宗族、铺行业主、里甲等民间力量去邪说的责任，试图通过官民结合的方式，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尽可能地在官民相得的基础上，实现彼此共有的社会秩序，使邪说难以生存。

对“不轨之民”而言，在天下大乱之时，豪强、邪教、恶少、私枭等，各自聚众割据。在争天下时，朱元璋尽力招抚他们为己所用，“尤有异者，风云之聚，杖策来归，心膂爪牙，笃生江介”。（ （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他们大多数成为建国功臣，而对那些不肯为己用者，朱元璋则倾全力予以剿灭。明朝统治者在夺取天下之后，对这些割据势力及占山为王者，以镇压为主，招抚为辅，并榜示天下：“自今各卫所地方设有寇三四十人即调官军一二百人，寇有数百人即调数千人，刻期捕获，毋令滋蔓。”（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七月甲寅条，第3481页。）大刑用甲兵，军事镇压之后，往往会株连家族，故此刑部奏请增设“反逆法”，欲仿照汉法，予以夷三族，理由是“不轨，大恶也，重刑以治之，所以使民不敢犯也”。朱元璋认为：“明刑定律，务在公平”，（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洪武三十年三月甲戌条，第3633页。）只允许按律定罪，而律所规定“谋反大逆”的罪名，“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也是加重处罚。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已经差不多是夷三族了。可见严打“不轨之民”是历代奉行不替的方针，也是治世得以稳定的根本。

吕坤将无聊、无行、邪说、不轨四种“幸乱之民”定位于取天下之所资，守天下者之所惧，无论是所资，还是所惧，重要则在于能够“固结人心”，而这四个字则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若是能够罢制造，绝不急之贡，可以收江南、陕西之人心；减少采木之供，可以收川、贵、湖广之人心；慎重开矿，可以收各省之人心；取消皇店，可以收畿甸之人心；慎立法而守祖宗之法，可以收囹圄之人心；开言路而慎选官，可以收士大夫之心；援朝鲜而败倭寇，可以收属国之人心；“省不急之上纳、禁监收之铺垫、严骗夺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役之繁、定优免之则、慎抄没之举”，可以收都下之人心。凡此诸多举措，都寄希望于君主“择其无益于国家，有益于天下者，收之而已”。这就需要君主勤政，但因万历帝不视朝办事，所以“人心之懈弛极矣”。（（明）吕坤：《忧危疏》，（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98页。）吕坤所讲述“收人心”的各个方面，基本上是依据朱元璋所构建的政治法律制度。

二、与“幸乱之民”相关的制度与法律

治理国家在于“治道”，朱元璋对此十分关注，在没有夺取天下之前，他就时常与儒士及重臣进行探求，当天下大定，他便征求天下经明行修之士数千人至京，“共论治道，以安生民” 。（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条，第2281页。）人多难免口杂，所论也未必能够遂其所欲，但淘沙取金，其中也不乏一些卓见，得到朱元璋的赞许。如晋府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言及法天道、广地利、顺人心、养圣德、培国脉、开经筵、精选举、审刑罚、敦教化、驭戎狄、搜才俊、广咨访等12条。（《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癸亥条，第2332-2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