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摘要：受传统“天下观”“夷夏观”“服事观”影响，清代中越藩属关系在政治上讲求以“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具有重“礼”不重“驭”的特征；经济上讲求以“厚往薄来”为准则的朝贡贸易，具有重“义”不重“利”的特征；文化上讲求以“德化四夷”为目标的文化辐射，具有重“文”不重“武”的特征；军事上讲求以“不治夷狄”为追求的军事威慑，具有重“统”不重“治”的特征。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中越传统藩属关系在与西方列强主导的条约体系的交锋中逐渐瓦解，中越分别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走上了寻求民族独立、构建近现代主权国家的道路。中越边界由传统的习惯线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边界线转变，中越关系也从传统的藩属关系向近现代国家间关系演变。

关键词：清代；中越关系；藩属体系

清代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最为完备的朝代，也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在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冲击下走向终结的时期，对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亚区域政治格局演进和国际关系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清代藩属关系的研究，邵循正、李大龙、孙宏年、李云泉、柳岳武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藩属关系的规范、运行、演进、终结，以及勘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体系，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其中也有涉及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内容。①但专门研究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成果不多见，对中越藩属关系的内涵、特征以及解体等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清代中越藩属关系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以小见大，管窥整个清代藩属体系建立、运行和解体的过程，以此对清代由中国主导的藩属体系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和价值取向等进行深入探讨，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藩属体系与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确立

藩属体系是中国封建统治王朝构建的东亚区域政治体系，它源自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秦汉时期基本定型，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东亚诸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宣告终结，最终为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条约体系所取代。可以说，藩属体系既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内部治理体系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又是影响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和整个东亚国际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

藩属体系的建立，与东亚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前提。在人类文明迈入近代门槛之前，受发展层次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世界各国均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相互之间鲜有跨区域的接触、交流和互动。同样，因中国东部为茫茫大海，西部为青藏高原，北部为草原戈壁，处于其中间的农耕平原地带，天然形成了一种适应于内向型发展的自然环境。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内向型发展环境中，中国各民族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华夏族居中原地区，戎狄蛮夷居住在四周的分布格局，且“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8页。）可见，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各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计类型和民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族主要从事农业耕作，并以此形成了农耕文化，周边四夷则主要从事畜牧业，并以此形成游牧文化。在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由于华夏族的农耕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以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水平和思想文化都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对游牧文化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同样，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前，受限于经济基础和科技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大范围的人员流动。因此，世界各国均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阶段，相互之间交集不多，认知范围有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秦汉以来多处于统一的中央封建王朝统治之下，具有地域的广阔性、民族的多样性、经济的先进性、文化的优越性、军事的威慑性，正如梁启超所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梁启超：《新民说》，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1页。）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观”得以形成。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认为，“天下”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之地，因中国周边没有持续出现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政权，因此，这个天下的中心就是“中国”。在地理层面，中国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四夷均分布在中国的周围。在经济层面，中国是“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二二一·武灵王平昼闲居》，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552 页。）农业文明高度发展，财富高度汇聚，经济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区域。在文化层面，中国是“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二二一·武灵王平昼闲居》，第 552 页。）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有系统规范的礼仪教化，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有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在政治层面，中国是“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二二一·武灵王平昼闲居》，第 552 页。）具有对周边四夷的感召力。总而言之，在秦汉以来的几千年里，中国基本处于统一封建王朝国家的统治之下，具有辽阔的疆土、稳定的政治、众多的人口、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和发达的文化。在传统的“天下体系”内，中国对于周边各民族政权或王朝国家都具有强大的政治统治力、经济内聚力、军事威慑力、文化辐射力和区域影响力。

由于中国中原王朝具有强大的农业文明和先进的儒家文化作为后盾，周边鲜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实体，加上蛮夷戎狄“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山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29页。）相互之间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接壤，甚至处于彼此知之甚少的状态，因而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疆域观”，“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第116页。）、“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01页。）的“夷夏观”，以及“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5页。）的“服事观”，从而形成以“天下观”为统领，以“疆域观”“夷夏观”“服事观”为支撑的一体三翼的理论体系。

在这一理论体系下，作为中原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认为自己为天下之主，“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条，第401页。）并把一统天下、德化外夷作为其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和价值追求，而周边四夷则有拥护天子、慕义教化、拱卫四方的义务。为更好地治理“天下”，先秦时期便形成了以“五服制度”为代表的差序格局，建构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不断向四周延展形成圈层结构的“天下体系”。

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将“天下”区分为“中国”与“蛮夷”两大单元，中国处于地理上的中心区域、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政治上的核心上层、文化上的辐射中心，四夷则处于地理空间的四方、经济发展的弱带、政治层级的边缘、文化圈层的外围。将这种“夷夏观”“服事观”和儒家“大一统”思想扩展到处理中国与周边王朝国家和政治势力的关系上，便形成了以中国封建中央王朝为中心，以礼法制度为准则，以封贡为纽带，以处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的关系为内核的藩属体系，并通过政治上的“字小事大”、经济上的“厚往薄来”、文化上的“德化四夷”、军事上的“不治夷狄”等礼治体系，构建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的区域国际政治差序格局，共同拱卫中央王朝的周边安全，为中国边疆稳定提供重要保证。可以说，藩属体系是中国古代畿服制度从国内治理结构向外延展而形成的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传统春秋大义和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一套礼治体系，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并以王道政治和礼治体系为内核构建起来的东亚各国共同安全防护体系。

在藩属体系下，任何一个政权要与中央王朝建立藩属关系，必须对其称臣纳贡，遵守中国传统的礼法制度规范，并通过朝贡、册封等形式维系藩属制度，中央王朝则通过施册封、行贸易、修文德、备礼仪等手段，将周边国家政权纳入藩属体系，将藩属国作为中央王朝的战略缓冲和文化辐射区域，形成一个效行儒家礼仪文化的汉文化圈，共同构筑起一个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天下一统”“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政治格局。

逮至清代，随着南明政权逐渐消亡与内部统治的逐渐稳定，清朝秉承传统的藩属体系，开始对周边各王朝国家和政治势力进行招抚，积极构建完备的藩属体系，拱卫清王朝的周边安全。早在顺治四年（1647），清朝即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四年二月癸未条，《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1页。）当时，越南境内由北向南依次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和广南阮氏等四个割据政权。在清朝强大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惪于顺治十六年（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但因宣光武氏名义上为中兴黎朝的臣属，清朝没有对其进行册封。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与高平莫氏正式建立藩属关系。清朝对高平莫氏的册封，使得中兴黎朝在安南几股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其积极“奉表投诚，附贡方物”。（《清世祖实录》卷一四○，顺治十七年九月庚子条，《清实录》第3册，第1079页。）但因双方在上缴明朝颁给敕印问题上发生争执，册封事宜一再拖延，直到康熙五年（1666），黎维禧“缴送伪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康熙帝才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康熙五年五月壬寅条，《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1页。）至此，清朝延续了明朝后期对安南“不弃黎，亦不拒莫”的政策，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段红云、杨丽玉：《论康熙年间清朝与安南政治关系及边界问题》，《思想战线》，2020年第1期，第119页。）

二、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内涵

藩属体系源自古代的分封制，但其物质基础是中国先进的农耕文明，文化基础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优秀文化，思想基础则是以“天下观”为统领并结合“疆域观”“夷夏观”“服事观”而成的一体三翼的理论体系，政治基础是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其对周边各封建政权产生的吸引力、感召力、威慑力和内聚力。建立藩属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处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的关系，达到“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保藩固圉”，在中国封建王朝周边构筑起一道边疆安全防火墙和文化辐射区，维护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和帝国的安全。清代的藩属体系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以礼法制度为内核的制度体系，有其深刻的内涵，具有强大的内部稳定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