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学界的“民族边疆”追求 与跨国文化民族主义

摘 要： 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中，德国因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漠视国家疆界，将有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作为关注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基于这种取向，德意志帝国学界出于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不满和对“民族边疆”危机中的域外德意志同胞的关心，展开了“语言边疆”范式下的境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研究，力图从学术层面确证它们的德意志归属，捍卫其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文化，实现德意志民族疆域的最大化。德意志帝国学界的这种跨国性学术拓边，是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之缺憾的学术修正，也是对域外德意志同胞及其承载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关切，意在强化“民族边疆”的德意志属性。这种学术拓边对当时以及日后德国学界的民族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德意志帝国；学术拓边；民族边疆；民族共同体；跨国文化民族主义

近年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广泛的“跨国主义”转向。这种新的跨国性研究推动着人们从更宽广的区域视角来重新审视德国历史。与这种研究趋向相呼应，人们在德国历史研究中将目光转向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人员与思想文化流动，从而使原先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文化史和日常史等研究转向一种更广阔的国际视野。①

在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人们会发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并未囿于帝国边界内，而是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跨国外溢，一种基于德意志文化共同体取向的文化民族主义跨国漂移。这一点在德意志帝国学界的边疆研究中尤其突出。它实际上是“德意志种族中心主义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不断扩散”的结果。②

德意志帝国学界推出的许多边疆研究成果着眼于域外德语区域（deutsche Sprachgebiete）和德语岛（deutsche Sprachinseln，即处于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定居区域的封闭的小块德意志人定居区）研究，亦即一种德意志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边疆”（Volksgrenze）研究，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标注这些地区的德意志归属，呈现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跨国拓边取向。然而，或许是历史学家更喜欢关注不断变化的边疆问题，迄今为止德国与国际史学界的关注焦点集中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的边疆研究，而对于德意志帝国学界基于民族和文化共同体视角的跨国性“民族边疆”研究鲜少涉及，只有部分研究成果从边疆空间、（国家）民族和民族国家等角度论及国家边界。例如，托马斯·缪勒（Thomas Müller）在梳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西部边疆史研究的过程中，提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意志的西部空间问题和“泛德意志的扩张幻想”；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探讨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欧洲的“民族性（Nationalitat）和边界”问题，认为“民族性是确定边界的因素”；迪特尔·兰格维舍（Dieter Langewiesche）则考察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国家）民族（Nation）、民族主义向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的发展，其中涉及“19世纪中欧的国家民族形成和国家建构”。（Thomas Müller，“Grundzüge der Westforschung，” in Michael Fahlbusch，Ingo Haar，Hrsg.，Volkische Wissenschaften und Politikberatung im 20.Jahrhundert： Expertise und “Neuordnung”Europas，Paderborn： Ferdinand Schoningh，2010，S.87;Hans Rothfels，“Nationalitat und Grenze im spaten 19.und frühen 20.Jahrhundert，”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9.Jahrgang 1961，3.Heft/Juli，S.226;Dieter Langewiesche，Nation，Nationalismus，Nationalstaa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München： Verlag C.H.Beck，2000，S.172-189.）至于我国学界，据笔者所知，对于此问题尚无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呈现。基于以上认知，拙文尝试以德意志帝国学界对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历史和文化研究为原点，考察德国学者对于境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跨国关切，以此拓展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视野，丰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的内容。

一、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认知与“民族边疆”追求

笔者曾在相关研究中认为，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中欧的德国与西欧的英、法两国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取向。（参见邢来顺：《19世纪旅美德国学者的文化民族主义关切》，《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英、法两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奠基于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政治性“国家民族”，并且通过17世纪中期英国革命和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生活”，呈现为一种大众性政治民族主义，德国则不然。由于自中世纪以来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德国人“没有共同的政治经历”，也缺少统一的国家政治平台，所以只能借助于相同的语言、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民族（Volk）（德语“Volk”一词意为民族，兼具族群、种族和民众的意涵，是指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血缘、历史、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亦即原生民族。在中文语境下通常译为“民族”的另一个词语“Nation”则是指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基于主观认同的意愿共同体（Willensgemeinschaft）或政治共同体，通常以国家民族呈现出来，因此也被译为“国族”。一个Nation可以由一个或多个Volk构成。德国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追求基于排他性的单一德意志民族之上，所以也被称为“民族性国家民族主义”（Volkischer Nationalismus）。参见Catherine Epstein， Model Nazi：Arthur Greiser and the Occupation of Western Pola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aul Joachimsen，Vom deutschen Volk zum deutschen Staat：Ein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bewutseins，Go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56，S.3;Lawrence Birken，“Volkish Nationalism in Perspective，”The History Teacher，Vol.27，No.2 （Feb.1994），p.133.本文中所言民族，除特别解释外，都是基于Volk的意涵。）平台来克服邦国分裂的藩篱，建构德意志文化民族。所以，德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在其独特的文化和民族传统中产生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特性，民族主义在德国首先表现为一种由知识分子等文化精英主导的、以民族共同体为出发点的文化运动。德国因此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故乡。与英、法等国的大众性政治民族主义强调政治共同体不同，以知识分子和学者等文化精英为载体的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更关注守护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突出传承和保持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以及植根于历史的独特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德国文化民族主义通常漠视各分裂邦国的边界乃至国际法上的国家疆界，而把具有共同血缘、共同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作为关注对象。正是这种特点和取向为其跨国性流动埋下了伏笔。

进入19世纪以后，德国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推动下出现转向，以建立“自由、统一的德国”为目标的大众性政治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但以文化精英为载体的文化民族主义并没有因此消退，只是出现了功能性调整。它一方面从文化层面为德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提供认同支撑，通过普鲁士历史学派为普鲁士在政治上统一德国进行历史注释，并通过全德范围内的民族节日庆典和歌咏等文化活动，为建立统一的德国进行文化认同建构。（Antoine Guilland，Modern Germany and Her Historians，London： Jarrold & Sons，1915，p.9;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 Longmans，Green，and Co.，1913，pp.130-155;Dieter Langewiesche，Nation，Nationalismus，Nationalstaa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S.82-169.）另一方面，文化民族主义开始跨越德意志国家边界，外溢为对异国他乡德意志同胞及其文化的关切，形成了一种基于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取向的跨国性文化民族主义。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种跨国性文化民族主义主要呈现为对境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的研究，强调“通过语言确认民族边疆”，（Karl Bernhardi，Sprachkarte von Deutschland，Kassel： Verlag von J.J.Bohné，1849，Zweite Auflage，S.34.）从历史和文化层面精细化标注它们的德意志属性。

德国学界对于边疆的关切发端于19世纪初。由于德国自中世纪以来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所谓的“德国”在很长时间内只是由多个主权邦国构成的地理名词。正是有感且不满于这种状况，才有了著名的歌德席勒之问：“德国在哪儿？”（Deutschland？ aber wo liegt es？）（Otto Dann，“Nationale Fragen in Deutschland： Kulturnation，Volksnation，Reichsnation，” in Etienne Francois，Hannes Siegrist und Jakob Vogel，Hrsg.，Nation und Emotio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m Vergleich 19.und 20.Jahrhundert，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95，S.68.）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唤醒了德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重要性。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注入，德国人眼中的德法战争也由1792年时的“传统内阁战争”变成了1814年战争结束时的两个“国家民族间的战争”。（Reiner Marcowitz，“Franco-German Relation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in Carine Germond and Henning Türk，eds.，A History of Franco-German Relations in Europe：From “Hereditary Enemies” to Partner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p.14.）德国学界也开始关注德法边界问题，边疆概念趋于明晰。著名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首次提出了“莱茵马克”（Rheinische Mark）的概念，认为莱茵地区是德国的西部边疆。此后，著名历史学家特莱奇克进一步引入“西部马克”（Westmark）的概念，认为莱茵河西岸以德意志居民为主的阿尔萨斯—洛林才是德国的西部边疆。（Ernst Moritz Arndt，Ueber Preussens Rheinische Mark Und ber Bundesfestungen，1815;Thomas Müller，“Grundzüge der Westforschung，” in Michael Fahlbusch，Ingo Haar，Hrsg.，Volkische Wissenschaften und Politikberatung im 20.Jahrhundert.Expertise und “Neuordnung”Europas，Paderborn： Ferdinand Schoningh，2010，S.88;Paul Joachimsen，Vom deutschen Volk zum deutschen Staat：Ein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beewutseins，S.86-87.）而后教育家古茨莫茨（J.C.F.Gutsmuths）和新教神学家雅可比（J.A.Jacobi）出版了三卷本《德意志土地和德意志民族》，首次考察了从远古直至德意志王国形成的德意志人居住地域和民族构成情况。（参见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Gutsmuths und Johann Adolph Jacobi，Deutsches Land und Deutsches Volk，3 Bde，Leipzig： Verlag von Johann Friedrich Leich，1820-1832.）19世纪60年代末，著名学者、统计学家里夏德·伯克（Richard Bockh）出版了《欧洲诸国德意志人口及其语言区域》一书，对德国之外的欧洲德意志人聚居地区进行全面梳理，涉及分布于荷兰、卢森堡、列支敦士登、瑞士、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德意志人数量和德语区域。（Richard Bockh，Der Deutschen Volkszahl und Sprachgebiet in den europaischen Staaten，Berlin： J.Guttentag，1869;Henry Lange，“Richard Bockh，‘der Deutschen Volkszahl und Sprachgebiet in den europaischen Staaten.’ Eine 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Berlin （J.Guttentag） 1869.8，” in Wilhelm David Koner，Hrsg.，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Fünfter Band，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1870，S.472-474;Richard Andree，Volkerkarte Deutschlands，Leipzig： Hundertstund & Pries，1876，S.3.）1870年，地理学家、种族学家里夏德·安德烈（Richard Andree）又专门考察了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移民及其开发波希米亚的历史，并得出波希米亚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完全归功于德意志人的结论，民族主义跃然纸上。（Richard Andree， Nationalitatsverhaltnisse und Sprachgrenze in Bohmen， Leipzig： J.C.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1870，S.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