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

摘 要：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关键词： 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纳粹大屠杀；民族认同；历史创伤

由于历史记忆、历史创伤和历史意识等研究主题的兴起，纳粹大屠杀除作为历史经历和“经验性”之外，也在近来的史学理论界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从二战结束后开始，雅思贝尔斯、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学者已经就德国的历史政治意识与相应的政治文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①

约恩·吕森（Jorn Rüsen）是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对战后不同代际的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进行了完整的理论构设，其中以“三代人”理论最具代表性：吕森将战后从战场上归来及进行战后重建的一代人称为第一代人（1945—1968年）；将战争结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称为第二代人（1968—1989年）；将198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称为第三代人（1989年以后）。②同时，吕森对纳粹大屠杀做出了总体性评价，认为大屠杀作为“近代历史上最为极端的危机性经验（radikalste Krisenerfahrung），其种族灭绝的屠杀特性及其对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极端否定与颠覆是独一无二的（einzigartig）”。③美国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在论及大屠杀时也说：“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作为西方职业化历史意识的看护人和公认的历史科学的奠基者——由大屠杀引起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最好的处理方式便是将它刻入、嵌进、同化到欧洲历史的正常历史叙事之中。与此同时，大屠杀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与众不同的’，甚至是欧洲历史上‘独一无二的’（unique）事件，由此，必须彻底修订这段历史以便洞悉欧洲文明的真正本质，大屠杀事件似乎为此路径提供了可能。”（Hayden White，“Truth and Circumstance： What （If Anything） can be Properly Said about the Holocaust？” in Dan Stone，ed.，The Holocaust and Historical Methodolog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2012，p.190.）吕森和怀特虽然理论立场颇有不同，但都认为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历史意义获得的基础方式是将所发生的单个事件通过历史叙事排列在一个连续的时间过程中，进而形成事件序列，最终成为一个可以理解并讲述出来的故事。（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93，p.84.）而大屠杀很难被排列进德国现代历史的序列中，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自然时间中不能做如此处理，而是纳粹屠杀在历史时间和事件序列中无法被赋予历史意义。（Dominick LaCapra，“Trauma，Absence，Loss，” Critical Inquiry， Vol.25，No.4 （Summer 1999），pp.696-727.）吕森将大屠杀这种难以在历史书写中被赋予意义的创伤体验称为“意义的黑洞”（schwarzes Loch）。（Jorn Rüsen，Kann Gestern besser werden？ Essays über das Bedenken der Geschichte，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2003，S.206.）但·丁纳（Dan Diner）则认为大屠杀是“文明的断裂”。（Dan Diner，“Zwischen Aporie und Apologie.Uber Grenzen der Historisierbarkeit des Nationalsozilismus，” in dem，ed.，Is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Geschichte？ Zu historiorisierung und Historikerstreit，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1987，S.64-73.）

基于以上陈述，本文旨在分析以吕森为代表的战后一代德国历史学家如何对大屠杀的历史意识进行“清偿”，以及大屠杀在战后德国人集体记忆的精神世界中被认知、反思的过程。这与国内既有研究具有不同的切入视角，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多是从“历史学家之争”“戈德哈根之争”“独特道路说”等论题出发展开。（国内学者对此类主题的研究，可参见孟钟捷：《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1996年的“戈德哈根之争”》，《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景德祥：《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之间——关于“德意志独特道路”的新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范丁梁：《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等。）这些论题是史学话语扩展到公共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结果和表现，以此为基础，我们有必要对史学内在建构意义上的历史反思和代际认同加以考察，以便对战后德国人在个体和集体层面的精神世界、历史意识、民族认同等问题的成因与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和“经验性”的“高地”，（Dan Stone，ed.，The Holocaust and Historical Methodology，p.6.）德国人在个体和集体心理的精神世界中对此处理和清偿的历史经历，能够提供一种应对历史创伤与历史认同的跨文化视角。

一、“命运的因果性”：历史反思的思想前提

大屠杀作为一项研究命题进入德国的专业学术领域和广泛的社会文化记忆之中，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即战后德国的专业学者和社会大众在个体性和集体性的思想认知和精神结构中，将其父辈在纳粹体制下犯下的罪行及由此而来的罪责感和历史责任纳入自己的精神体系和历史意识中。这种历史的关联性和代际关系使处于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当事人将历史感知为变动不居的。在从过去到现在的过程中，一个内在的历史联系已经存在于这个历史过程中。兰克在论述时代性演进时说，人们总是看到优势是怎样战胜劣势的，然后又有一个更强的力量出现并消灭优势；直到最后，强权来到我们的时代，也同样消灭了之前的强势力量。在这种力量更替中，人们感觉所有的事情都毫无意义，使得人们无法发挥自由意志。人们看不见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什么，人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为什么；最后，就连内在的关联都被掩盖了。（Leopold Von Ranke，Vorlesungseinleitungen， Volker Dotterweich und Walther Peter Fuchs Hg，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1975，S.185-186.）兰克所谓“内在的关联”（inneren Zusammenhang）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关联。在此“内在的关联”中，过去和现在都是鲜活的，过去作为历史文化的贮藏，在其进入现在的时候影响着现在的人们对未来的预设和走向。现在对过去的认知也是鲜活的，人类的历史意识“激活”了存在于过去的历史文化，或者说在当下情景中激活了过去。

当然，兰克所秉持的“内在的关联”是一种原始的本体论维度的阐述，吕森借用兰克的思路对时代性维度的历史反思进行了分析。作为德国“战后一代”的历史学家，吕森对此方面的研究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可以从其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入手分析。在吕森看来，历史意识是历史认同的主要媒介和手段，历史意识在通过回忆将过去予以“现在化”的过程中，既携带着经验性的成分，也携带着规范性的成分——经验性成分代表着历史证据和物性的诉求，规范性成分则是价值、准则导向性和目的性或精神创造力的诉求。（Jorn Rüsen，Historische Orientierung：Uber die Arbeit des Geschichtsbewutseins，sich in der Zeit zurechtzufinden， Schwalbach： Wochenschau Verlag，2008，S.16 ff.）因而，在使过去现在化的过程中，历史本身是历史事实和历史导向的综合体。这个含有经验性和规范性成分的综合体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兰克所谓的“内在的关联”。一旦历史意识将过去的事件现在化，感知为“历史的”或者具有“历史性”，那么就意味着它对现在的历史认同和未来导向产生了特别的意义和影响。同时，历史意识形成于真实的生活背景中，由于它携带的经验性成分导致其受制于过去。这个“过去”当然不是已经逝去的过去本身，而是经由史学家所加工过的“过去”。吕森在论述这个“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二维关系时说：

这一历史意识的前提是过去的事件决定了现在的生活，被当事人看成是宿命的。历史认同形成的这一依赖性用黑格尔的话来形容就是“命运的因果性”（Kausalitat des Schicksals）。因果性可以被具体解释为不依赖于人们的感知或意识，预先存在于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代际链条关系，人们本身已经处于这一链条之中。人是被这一链条所束缚的，或者是恰恰被“抛入”（geworfen，海德格尔语）这一链条之中。（Jorn Rüsen，Zerbrechende Zeit：Uber den Sinn der Geschichte，S.214.）

由于“命运的因果性”的预设性规定，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便是“必然”的。这是一个“历史必然性”或者说是“人的必然性”的命题。在这个必然性之中，历史本体将其自身通过“人的必然性”表现为自由的——即黑格尔所谓的自由是对必然性或必然条件的认知。具体而言，在世代的延续中，我们自己的历史处于与祖先生活历史（Lebendige Geschichte）的内在关联之中。每个人在其个体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都带有父母的印迹，在他成长为他自己、相对于父母可能是独立的自我以前，父母在心理上已经“驻扎”在他身上。（

Jorn Rüsen，Zerbrechende Zeit：Uber den Sinn der Geschichte，S.419.）所以，历史意识总是将人类自身和自我主体感受为一个时空中的存在：在时间上，我们将自身定义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条上的一环；在空间中我们将自身定义为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国籍的个体。这种时空关系上的限定就是个体认同的关键要素，因为时空的确定性为人类的精神结构和理性机制的运作创造了基本条件。

面向过去，我们是被塑造的：“只要历史意识形成于真实的生活背景中，那么历史意识就是由过去所决定的。”（Jorn Rüsen，Zerbrechende Zeit：Uber den Sinn der Geschichte，S.213.）如此，这个“过去的维度”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就是预设的，是我们的主观意志所无法对抗的——按吕森的看法，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世界（当下）和历史意识（过去）中，根本无法识别哪些部分来自过去，哪些部分来自当下，过去作为我们的一部分既构成了我们实践生活的经验性元素，也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历史意识和思想性元素。

历史意识的这种思想功能在更大的范畴中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在较小的范畴中则将当下的人们通过某种方式和自己的父辈与前辈连接起来，即在历史意识和精神世界中，将我们自身识别为父辈或前辈的继承者和后来者。在代际关系中，历史意识将我们认知（塑造）为前辈的承继者，“因为是前辈人造就了我们，因此他们的迷惘、热情、错误，还有他们的罪行也造就了我们；完全脱离这一链条是不可能的”。（Friedrich Nietzsche，“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in Sa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Band 1，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8，S.270.）因而，“命运的因果性”本身就作为由过去到现在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的意义凝结而成。“命运的因果性”成为战后德国代际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的一个核心要素，它沟通了过去和现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将历史经验和历史意识传递到了现在。由此回到吕森对历史的定义：历史是一个兼有经验性与物性、规范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体——历史既是“历史的”，也是“期望的”。（Jorn Rüsen，Historische Orientierung，Frankfurt am Main：Wochenschau Verlag，2008，S.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