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旅外士人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及其影响

摘 要：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在域外开展汉语教学与演讲，以及翻译中国典籍等活动。通过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他们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之所以在“中学西传”活动中积极作为，既是出于一种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改善自身境况之考量。同时，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外部因素。

关键词： 晚清；旅外士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引人注目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在域外广泛宣介中国文化，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中的重要一环，有重要的学术探讨意义。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其中个别知名人物，① 并未将旅外士人作为一个域外中国文化传播群体加以关注，显然不足以彰显该群体在近代“中学西传”领域的作为及其价值。有鉴于此，笔者爬梳晚清旅外士人海外游记及相关史料，拟对该群体域外传播中国文化活动及其影响做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旅外士人群体的构成及知识背景

“士人”是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内涵非常丰富。本文对“旅外士人”的定义是：受过一定程度的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否取得功名）并有海外游历经历者。需辨析的是，留学生与外交官群体虽也旅居域外，但前者出国主要目的在于接受他国之教育，后者则是受清政府的派遣，二者皆有固定而明确的目标，但旅外士人则不然，此群体出洋原因多样化，例如潘飞声、戈鲲化是受他国聘用出洋教授汉语，而王韬则是为躲避清廷通缉而远走海外。因此本文所研究的旅外士人，并不包括留学生与外交官。此外还有两点需说明：其一是需将旅外士人与华侨、华人相区别。“侨”即寄居、客居之义。将定居国外的中国人称为华侨，始于19世纪末。（“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之处，需逐渐布置，亦派船往来”，参见《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90页。） 华侨长期定居域外，世代繁衍，故本文不将华侨纳入讨论范围。其二，旅外士人与驻外公使随员有部分重合。在西方外交体系中，随员（attache）是正式的官职，地位在三等秘书之下，由政府任命，两年期满后可酌情升任为三等秘书。（张世安编著：《各国外交行政》，大东书局1931年版，第136-137页。） 而清政府的随员则不同。首先，清朝驻外公使随员一职并非正式官职，属于差遣性质，系临时设立。（光绪二年（1876）八月，清政府决定派遣驻外使团，成员包括出使大臣、参赞、出使大臣随员等。参见《总理衙门条陈外洋事宜疏》，《申报》，1879年1月2日，第4-5版。） 其次，随员并非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公使自行采择上报朝廷并获得认可后随其出洋。当然，出国官员自辟僚属，也是受中国传统制度的影响。（“伏查出使绝域，事体与内地不同，所带随员，自须该使臣所素习，乃可以收指臂之效，是以历届皆准出使大臣自行奏调，略仿汉制，得自辟僚属之意，以专责成”。参见《总理衙门议覆御史赵增荣奏请慎选使臣》，（清）刘锡鸿等：《驻德使馆档案钞》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730页。） 最后，随员并无明确职责。根据出使大臣对随员的考语来看，随员以文案工作为主，（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60-361页。） 且无出身之限定。从以上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公使随员，与作为正式官职的一种、正式参与西方外交体系中的随员完全不同，其性质更类似于传统官员之幕僚，将其视为“外交官”似有不当，故本文也将之归入“旅外士人”范畴。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消息闭塞、风气未开，国人敢于前往海外者人数极为有限。但随着战争冲击下中国的逐步开放，这一群体的数量迅速增长。据笔者统计，仅在晚清王锡祺主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就收录有十余位旅外士人（分别是吴钟史、薛培榕、许午、姚文栋、邹代钧、袁祖志、王咏霓、李莜圃、王韬、李圭、黄庆澄、潘飞声、张祖翼。）的著作。另外一些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群体规模的可观。以旅日士人为例，在德川幕府被迫开国约20年后，晚清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日本。此时的长崎海市“东头吕宋来番舶，西面波斯闹市场，中有南京生善贾，左堆棉雪右糖霜”，（（清）何如璋：《使东杂咏》，王晓秋等校点：《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3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1页。） 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从诗中可以看出，此时已有嗅觉敏锐的南京商人抵达长崎并开展贸易活动。光绪六年（1880）士人李莜圃抵达长崎时，“华商贸易于此，约有千数”。（（清）李莜圃：《日本纪游》，王晓秋等校点：《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3册，第163页。）论商贸的繁盛程度，此时传统商港长崎已经远不如横滨与神户。更多的华商选择在横滨、神户两地做生意，总计五六千人。这些华商并非全是只知货殖之辈，其中亦不乏饱读诗书者，如德澄号号友胡震，“工书擅医，诗亦清逸”。（（清）李莜圃：《日本纪游》，王晓秋等校点：《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3册，第165页。） 经营文具、书籍生意的王惕斋，也长于舞文弄墨，于诗词之道颇有心得。此外，不少以鬻书售画为业者也蜂拥而来。甲午战后，为寻找匡弊救时之法前往日本考察者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总之，作为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域外传播重要主体的旅外士人群体具有一定的规模。

与身份明确、职责明晰的留学生群体、外交官群体不同，同是作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者的旅外士人群体，构成情况相对复杂。按照出洋原因可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受他国聘请，赴域外教授汉语的教师，如戈鲲化、潘飞声、桂林；第二类，驻外公使的随员，如陈矩、孙点、杨守敬；第三类，自费出洋谋生者，如罗雪谷、王治本、陈曼寿、胡璋；第四类，为避祸而被迫出洋者，如王韬；第五类，因公务考察而出洋者，如李圭、袁祖志、吴钟史。还有一些旅外士人，其出洋原因与上述五类均不相同，如单士厘是为投奔其丈夫钱恂而远渡东瀛，罗森则是作为美国佩里舰队的中文翻译前往日本。

不过，虽然出洋原因各不相同，但旅外士人们的知识背景则较为相似。首先，他们大都有较为深厚的汉学功底。王韬“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潘飞声少年时求教于广东知名诗人何藜青，又应广州学海堂课卷，被学长李光廷、陈澧、陈璞誉之为“桐圃凤雏”，（（清）潘飞声著，谢永芳、林传滨校笺：《在山泉诗话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在岭表词坛声名鹊起。杨守敬先是随江陵朱槐卿学书，后在北京时与潘存“相往还，凡学问交流别及作文、写字，得其指授为多”。（（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任景山官学教习期间，他常去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积累了丰富的古籍与书法知识。陈矩幼时即受家风熏陶，“孜孜从事于学，大而经史百家之书，细而金石图画之属，莫不广菟而剧讨之，学日以积”。（（清）赵藩：《灵峰草堂集序》，（清）陈矩：《灵峰草堂集》，清光绪贵阳陈氏刻本，第1页a。） 这也为他后来的日本访书活动奠定了知识基础。甚至连“少时颇不好学”，青年时靠在外商处任教“以谋菽水之奉”的林钅咸，也能写出文采斐然的骈文。（（清）林：《西海纪游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1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6页。） 深厚的汉学基础，是他们旅外“中学西传”活动的底蕴所在。

其次，他们出国前大都未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较为有限。但其中宣介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几位人物，在出洋之前对域外世界和西学知识已有一定了解。林钅咸在华洋杂处的厦门长大，学会了英语，因此“为各国推重，即奉委通商事务”。（林：《西海纪游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1册，第29页。） 道光二十八年（1848），王韬前往上海省亲时特地拜访了墨海书馆。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在父亲病逝后，为谋生计接受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工作。在此期间他与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传教士合作，翻译了《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等自然科学类著作。以此为契机，王韬对西方的物理学、天文学及西方的历史都有了一定了解。戈鲲化曾作为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的中文秘书工作了两年，后又迁至宁波，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做了几年类似的工作，还曾教过英国学生和法国学生汉语，因此，他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戈鲲化曾在《申报》上发表《牛痘引证说》上下二文，倡导世人采用西法种牛痘之术，而勿为陈见所惑，（（清）戈鲲化：《牛痘引证说》（上），《申报》，1875年3月6日，第1版；（清）戈鲲化：《牛痘引证说》（下），《申报》，1875年3月8日，第1版。） 足以证明其对西医知识有一定了解。潘飞声为广州同孚行行商潘振承之后，潘氏家族在对外贸易中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关系，故潘飞声对西方世界也不陌生。李圭于同治四年（1865）至宁波海关税务司好博逊（Hobson）处司文牍，他“私计国家既已通商，江海弛禁，彼族沓至，设有龃龉，重以奸黠华民构煽其际，必为大梗”，于是“阴与西人之愿谨者往来款密，习其情性及彼国约例，徐扣以抵隙间执之说，尽得要领，储以有待”。（（清）李详：《运同衔升用同知浙江海宁州知州李君事状》，（清）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四五，清宣统江楚编译书局刻本，第18页。） 可见李圭至少对外国之法律条规有一定的了解。这些士人来到域外之后，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知识。据美国友人回忆，戈鲲化总是对他所看见的、听闻的一切感兴趣，他总是很乐于学习。（“Kun-Hua Ko，” Boston Daily Advertiser，February 17，1882.） 桂林时常参观柏林的街道和商店，并且“总是手持着笔记本，不知疲倦地用毛笔在上面作记录”。（Otto Julius Bierbaum，“To-lu-to-lo oder Wie Emil Türke wurde，” Studenten-Beichten，Berlin：Schuster & Loeffler，1897，S.39.） 潘飞声到德国后，留心时务，不仅参加兴亚会，而且写出了《欧洲各国论》《德意志学校说略》《德意志兵制兵法译略》等研究著作。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使得他们更能够知晓外国民众的兴趣所在，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文化宣介活动，这是旅外士人得以成功传播中国文化的又一关键性因素。总而言之，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中西兼备的知识背景为其有效开展“中学西传”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旅外士人丰富多彩的“中学西传”活动

旅居海外期间，中国士人群体凭借自身所具备的良好传统教育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在各自活动的场域介绍、展示、传布中国知识和中国元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内容。一是汉语教学与演讲活动。语言交流是跨文化交往的基础，因此语言教学也是中国士人域外推介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商人鼐德（Francis Parkman Knight）和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等人的邀请下，戈鲲化被聘为哈佛大学首任汉语教师，于1879年9月1日正式开始授课。（“BREVITIES，” The Crimson，October 10，1879.） 按照校方计划，每周授课五天，每日授课一小时。（张宏生编著：《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戈鲲化的时代、生活与创作》，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授课之初，戈鲲化使用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编订的《语言自迩集》作为教材，后来他从自己作品中选取了15首诗词译成英文，编成《华质英文》一书，上课时向学生讲解。他在书中对中国诗词格律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且不厌其烦地在每首诗后都注明平仄，以期外国学生在了解中国古典诗词韵律性的同时，能够掌握汉语的正确读法。戈鲲化在近代国人对外汉语教学上有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