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 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

摘 要：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这对学术工作的创新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在此基础上，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和“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相贯通的内在逻辑。继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这也是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这一理念的进一步践行和提升。

关键词： 治学理念；文化视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笔者在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其形成和运用、提升与笔者研治史学的道路相伴随。回顾40余年来走过的道路，确实诸多甘苦，体会良多，而举其荦荦大者，则可用历经三个层次来概括，这就是：始则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继而提升到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再继而，提升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本文对此做简要的回顾，意在陈述笔者40余年来研治史学的若干体会，向读者说明形成“从文化视角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这一演进轨迹的因缘际会，以及笔者的主观抉择。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理念的形成及其运用

笔者在大学时代就发愿学习和研究史学史，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一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到了1978年笔者才实现了这一志愿，有幸考取了白寿彝先生的研究生。其时，正值祖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举国上下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潮流奔腾激荡，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努力在研究工作中创新，就成为笔者前进的强大动力。加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对笔者有很大启发，因而逐步形成“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学术理念。笔者的导师白寿彝先生治学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使命意识。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一再强调：研究史学史要摆脱以往“要籍解题式”的路子，要将史学与社会密切联系起来。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一书中，专门设立一节，讲“史学的时代特点及其社会影响”，精当地从根本原理上分析，提出应当“把史学发展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去考察”，发挥历史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帮助群众推动社会前进。他又说：“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脱。我们从历史上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一要研究历代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二要研究史学在实践中具体的社会效果。这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科学工作，也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教育工作。”（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1、42-43页。）笔者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在先生身边工作达20年之久，耳提面命，受到先生的教育、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关于“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这一治学理念的内涵和价值，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叙篇》中有如下表述：

以记载过去的人类活动为对象的历史学，它跟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着多向性的联系，它跟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尤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就是历史学内涵丰富的综合性的特点。可是，以往长时期内我们对历史学的看法，却是基本上局限于单科性的狭隘范围之内，未能重视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密切联系。造成这种状况，重要原因之一是近代以来过分强调学科门类的划分，不注重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贯通。近代以来各个学科门类的出现和明确划分，是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促使了各门科学趋于精密和系统化。毋庸讳言，过分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便削弱了学科之间本身固有的联系，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对于历史学来说，忽视一部优秀史著的产生与当时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的关系，更会严重障碍我们揭示出这部优秀史著的灵魂，捉住书中跳动的时代的脉搏。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史研究，对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相互间的关系作宏观的整体性考察。这种重视“整体性考察”的思路，正好弥补我们以往研究史学的不足。从以往局限于本学科范围的研究，到注重从文化视角作整体性研究，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开阔思路，推进我们的认识。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等于向丰富的史学遗产投射去新的光束。能使我们探寻到更多的宝藏。即令对一些早已熟知的名著，我们转换一下视角，结合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来考察，也能发现以往尚被掩盖的真价值。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还会使我们在“史学应贴近社会生活”这一方向性问题上得到深刻启示。历史包含着刚刚成为过去的社会生活，而今天的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所以，历史与现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历史问题的正确阐发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在转折时代产生的优秀历史著作，往往是历史家在长期现实生活中痛切感受到存在矛盾或问题，以反思历史的形式把它们提到人们面前，并且通过总结经验寻找解决办法，时代精神的灌注才使这些著作历经漫长年代而仍然闪射出光彩。从文化走向、社会思潮进行考察，就能深化我们的认识。（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6页。）

简要言之，“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如何反思历史和做出新的总结，在历史编纂上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通过这些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又产生了什么作用。如此作“双向考察”，十分有利于开阔视野，增进灵感，探索到深层次问题，有效地推进学术创新。

以上认识，是笔者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研究工作形成的理念和方法的总结，并且在以后多年的学术实践中加以贯彻和提升。如80年代初，笔者撰写的《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史书体裁应有创新》《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扬弃》《魏源与鸦片战争史》《〈圣武记〉对清代盛衰的探索》《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自马至梁启超对新综合体的探索》等文章，力图揭示出司马迁、章学诚、魏源、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在既反映他们生活时代要求的同时，又产生了推动社会和学术前进的作用；尽管有关司马迁等史学名家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甚多，笔者在上述文章中仍能提出新见。正因如此，其中有的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有的论文被收录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鸦片战争论文专集》之中。其后约十年间笔者撰写的二三十篇文章，既有关于先秦、两汉史学的，又有涉及清代、近代史家的，其缘由，除了研究兴趣外，还因为笔者参加了白先生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导论”，并承担了部分工作，同时白先生在史学所提倡并主持读书会，笔者也承担相应任务，这也促使笔者将读书所得写成论文发表。有的文章因视角较新、发掘较深入，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如《〈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被《新华文摘》转载，《朴学家的理性探求——论王鸣盛史学》《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趋势》《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司马迁与儒学》分别刊发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孔子研究》。对笔者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是，有的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因自感颇有创获，后来继续认真探讨，而扩充为笔者长期关注的学术领域。如笔者在《春秋经传——先秦史学的中坚》一文中，将有关《春秋公羊传》的独特历史哲学的演变这一问题，一直讨论到清代思想家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夏曾佑等学者。论文中这一部分内容占了很大篇幅，文章投给《史学史研究》后，主编白先生非但没有觉得不妥，相反地予以鼓励。由于有了这个开头，此后在1992—1994年，笔者又继续用了三年时间进行了系统研究，其成果即是《清代公羊学》一书，于1997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一文，则为笔者此后十余年撰写有关章学诚学术成就的多篇论文奠定了基础。有关王鸣盛的文章，又引起笔者深入探讨乾嘉朴学的极大兴趣，此后相继撰成论述钱大昕、赵翼、崔述等学者的多篇论文，并撰有《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这篇通论性文章。《〈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过秦”和“宣汉”：两汉时代精神之体现》等文，则促使笔者此后将两汉史学作为多年从事研究的重要领域。《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初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所印3000册很快全部售罄，对此笔者也感到有些意外。到1999年，承学苑出版社的雅意，为此书出了增订本，同时该社又出版了本书的姊妹篇《史学与民族精神》，这两本书还曾被风入松书店在书讯上列为畅销书。1998年夏，笔者应邀到台湾台中市参加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一位台湾学者拿了一本书赠送给笔者，说：“这是台湾书商盗版印行的书，送给您作为留念。”笔者接过来一看，书名写着《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封面的字体、图案、颜色也完全与原版相同，只是开本较原版大些，字号也较原书大。十分感谢这位台湾学者的雅意，让笔者知道此书在台湾有这样的反响。书商盗版印书是违法行为，但此书在祖国宝岛印行，也说明台湾学人和普通读者有阅读的需求。

二、“传统学术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研究框架体系的形成

笔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贯通”这一课题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它的促成，看似缘于当时的机遇，而实际上是笔者长期思考的理论问题借此得以展开和提升。

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直接导因，是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教育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笔者作为中心成员，承担了中心成立后首批两个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这一课题。作为项目负责人，笔者在课题组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制定的课题撰写提纲，将“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列为第一章“绪论”中的一节。当时有两种考量：第一种考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作为重点项目，无疑应对20世纪初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和各个主要领域的成就加以探讨和总结，认真规划好、论述好。譬如，对于“唯物史观迅速传播的社会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阶段”“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及成就”“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史学发展和历史编撰”“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等项，通过课题组共同努力，将这些属于发展道路和具体领域的理论成就探讨好、撰写好。

第二种考量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只限于此，而应当扩大视野，从实质看问题，向前追溯，要对更深层次的问题做出透辟的分析，推进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这一需要追溯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学说为何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只有深入探索这一产生于欧洲大工业时代的革命学说与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相契合相贯通之处，架起一座由彼达此的桥梁，才能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能够迅猛传播，并产生强大的力量，成为中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撰写的史著，却能使读者感到是地道中国式的，并广受欢迎。这件事情不但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这样才能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的整座大厦，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不避艰难把这个问题阐述好，才能述其流，明其源。努力把中国本土文化资源这一源头活水充分揭示出来，这样才能把中国实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何以能相贯通的内在逻辑讲明白，对此拿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成果，丰富史学理论宝库，这是当代中国学人应当做出的贡献。前人尚未做出现成答案，正需要我们奋发努力，将之补上。于是放弃前一种思路，而采取后一种研究思路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