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青铜时代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间的交往

摘 要： 在青铜时代的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是人类社会常见的两种重要组织形式，两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新王国时期，存在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国家与相邻沙漠中的利比亚部落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冲突模式”与“共存模式”之间的有机转换。究其原因，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地缘格局等，都会成为影响该时期“农耕社会”与“部落群体”之间选择何种方式进行交往的重要因素。借助历史文献及考古证据对两者交往模式及动因的综合分析，是正确认识北非地区古代国家与部落社会交往规律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古埃及；利比亚人；新王国时期；文明交往

古代国家与部落是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前1000年）北非地区人类社会的两种重要组织形式，两者在本地区往往存在着既竞争又共存的复杂关系。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的埃及人与尼罗河以西的诸多部落①之间的交往历程是此类复杂关系的典型例证。尽管从早王朝至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前1650年），古埃及人与这些“利比亚人”不仅存在和平的贸易往来，而且也经历了间歇性的冲突，但在交往的频率与深度方面都较为有限。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在新王国时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变化，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十八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295年），埃及人仍基本延续了与西部沙漠地区的和平交往；但从第十九王朝至第二十王朝前期（约公元前1295—前1153年），埃及人与利比亚人之间发生的数次大规模冲突一度成为两者关系中最显著的特征；此后直至新王国结束，两者间的直接冲突基本结束，但与之相伴的则是古埃及政权的逐步衰落，以及利比亚人对于尼罗河流域的不断“渗透”。最终，在第三中间期时期（约公元前1069年—前664年），数个“利比亚王朝”（主要包括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王朝）反而主导了古埃及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对埃及文明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了解古代北非地区不同形态人类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参考，现代学者对青铜时代埃及人与利比亚人关系的研究从20世纪至今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具体而言，目前学界的相关成果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从古代埃及文献出发，以宏观角度探究古埃及与利比亚族群间关系的总体发展过程；（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参见：J.A.Wilson，“The Libyans and the End of the Egyptian Empi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Vol.51 （January 1935），pp.73-82; W.Hlscher，Libyer und gypter，Glückstadt： J.J.Augustin，1955; J.Osing，“Libyen，Libyer，” in W.Helck and E.Otto，eds.， Lexikon der gyptologie，Vol.Ⅲ，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1980，cols.1015-1033; A.Leahy，“Libya，” in D.B.Redford，et al.，eds.，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Vol.Ⅱ，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90-293; W.A.Cooney，Egypt’s Encounter with the West： Race，Culture and Identity，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Durham，2011; L.Hulin，“The Libyan，” in I.Shaw and E.Bloxam，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Egyptolog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p.493-513; 赵曙薇：《论古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从史前文化末期到新王国）》，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郭丹彤：《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另一类则是聚焦具体历史时期埃及人与利比亚人之间的交往模式，以及古代利比亚族群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或是他们对古埃及历史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某些影响；（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参见：A.Leahy，“The Libya Period in Egypt：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Libyan Studies，Vol.16 （January 1985），pp.51-65; D.O’ Connor，“The Nature of Tjemhu （Libyan） Society in the Later New Kingdom，” in A.Leahy，ed.，Libya and Egypt： c.1300-750 BC，London： Centre of Near East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nd the Society for Libyan Studies，1990，pp.29-114;R.K.Ritner，“Egypt and the Vanishing Libya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a Nomadic People，” in J.Szuchman，ed.，Nomads，Tribes，and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43-56; S.Snapes，“The Emergence of Libya on the Horizon of Egypt，” in D.O’ Connor and S.Quirke，eds.， Mysterious Land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1，pp.93-106.）第三类则主要针对来自西部沙漠的绿洲及沿海地区的考古证据，从物质文化角度解读古代埃及或利比亚部落在该地区的行政、经济活动及社会发展水平等细节。（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参见：O.Bates，The Eastern Libyan： An Essay，London： Macmillan and Co.Ltd.，1914; D.White，“1985 Excavations on Bates’s Island，Marsa Matru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Vol.23 （December 1986），pp.51-84; D.White，“Before the Greeks Came： A Survey of the Curre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Pre-Greek Libyans，” Libyan Studies，Vol.25 （January 1994），pp.34-39; F.Frster and H.Riemer，eds.，Desert Road Archaeology in Ancient Egypt and Beyond，Kln： Heinrich Barth Institut，2013; N.Nielsen，“Cereal Cultivation and Nomad-Sedentary Interactions at the Late Bronze Age Settlement of Zawiyet Umm el-Rakham，” Antiquity，Vol.91，No.360 （December 2017），pp.1561-1573.）

然而，要完整理解新王国时期古埃及人与利比亚人之间和平或暴力交往的细节，仍存在一定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这一时期众多活动在西部沙漠中的部落群体未曾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而现代学者只能通过同时期古埃及的文献记录或艺术作品，或是尼罗河及西部沙漠地区较为有限的考古发现进行分析，其中难免存在以偏概全之处。因此，本文将结合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及相关理论成果，在对新王国时期古埃及与利比亚人交往互动的过程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两者在该时期所采用的不同交往模式及其背后的多重动因，以期深入了解古代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间交往的一般规律。

一、 新王国时期埃及人语境下的“利比亚人”

在新王国时期之前，青铜时代的古埃及人对于尼罗河以西的沙漠地区有着不同程度的认识。从约公元前3000年开始，古埃及人曾将西部沙漠（或利比亚沙漠）笼统地称为“柴赫努”（）（A.H.Gardiner， Egyptian Grammar：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eroglyphs，3rd edition，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Publications，1957，p.601.此处的为埃及语撰写字符，文中此类字符以斜体表示，以示与英文及其他语言的区别。）或“柴姆胡的土地”（）。（A.Erman and H.Grapow，eds.，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Vol.V，Leipzig： J.C.Hinrichs，1957，p.368.）这其中，前者的象形文字符号（伽丁内尔象形字母表中编号为T14，可能是一种非古埃及民族使用的武器，参见A.H.Gardiner， Egyptian Grammar：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eroglyphs，p.513.）最早出现于涅加达Ⅲ期（约公元前3200年—前3000年）的“城市调色板”（the City Palette）上，（A.J.Spalinger，“Some Notes on the Libyans of the Old Kingdom and Later Historical Reflexe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gyptian Antiquities，Vol.9 （June 1979），p.126.）并且一直被沿用至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后者则大致出现于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年—前2181年），例如在相关文献中曾提到埃及人出征西亚地区的军队中有来自“柴姆胡土地”的士兵。（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I，Berkeley，Los Ang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19.）同时，自该时期开始，“柴赫努”与“柴姆胡”也可指代埃及人观念中世界的“西方”：两者可表示实际的地理方位，例如第六王朝时期的官员哈库夫（Harkhuf）在他的自传体铭文中记载努比亚地区的统治者“为了攻打位于西方之地的柴姆胡人，已开拔前往柴姆胡”，（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2页。）而来自中王国时期的《诅咒铭文》中也出现了“所有来自西部土地上的柴赫努人、柴姆胡人”；（J.C.M.Garcia，“Elusive ‘Libyans’： Identities，Lifestyles and Mobile Populations in NE Africa （late 4th-early 2nd millennium BCE），” Journal of Egyptian History，Vol.11 （October 2018） ，p.155.）它们甚至可以指代古埃及宗教观念中，死者在进入西方冥界之前必须经过的地区，如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铭文》中曾提到，死去的法老将像“低空中的众神，永恒的星辰”一样，穿过“柴赫努的土地”。（J.P.Allen，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2nd Edition，Atlanta： SBL Press，2015，p.182.另外，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冥界”一般位于世界的西方。）此外，在古埃及人看来，“柴姆胡”应该是埃及人可以直接到达的地区，而“柴赫努”似乎从未被埃及人涉足过。（W.A.Cooney，Egypt’s Encounter with the West： Race，Culture and Identity， pp.127-128.）至新王国时期，古埃及人逐渐对两者不再进行严格的区分，甚至将它们混合使用。（不过，古埃及文献中实际并未说明“柴赫努”或“柴姆胡”所涵盖的具体范围。根据现代学者推断，“柴赫努”所指的区域大致包括尼罗河下游以西、紧邻地中海岸的土地，其向西最远可至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加地区（Cyrenaica）；而“柴姆胡的土地”则指尼罗河以西的相邻地区，从北部的法尤姆绿洲向南可延伸至今苏丹北部，参见O.Bates，The Eastern Libyan： An Essay，p.50.）

另一方面，至少从古王国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年—前2345年）开始，埃及人在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开始赋予西部沙漠中的居民明显有别于埃及人的外貌及服饰特征。例如这些人相较古埃及人往往肤色较浅，男性多留有蓬松的长发和尖胡须，脖子上带有项链坠饰；他们往往上身赤裸，仅胸前穿戴着由珠子制成且相互交叉的带子，腰间佩戴有阳具套和向后垂下的牛尾。（目前已知埃及人对于利比亚人的最早描绘出自第五王朝法老萨胡拉（Sahura）的金字塔建筑群墙壁上的浮雕，参见L.Borchardt，Das Grabdenkmal des Knigs S’ah· u-Re，Vol.Ⅱ，Leipzig： J.C.Hinrichs，1913，p.6.）而女性除了下身穿着短裙，其发型与服饰往往与男性十分类似，甚至也佩戴有阳具套。（A.Labrousse，J.P.Lauer and J.Leclant， Le temple haut du complexe funéraire du roi Ounas，Vol.Ⅱ，Cairo： Institut fran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1977，pl.32.）至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55年—前1650年），古埃及人对利比亚人衣着的描绘也添加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虽然来自第十一王朝法老孟图霍特普二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055年—前2004年在位）戴尔·巴哈里神庙（Deir el-Bahri）的壁画中所描绘的利比亚人与古王国时期如出一辙，（E.Naville，The XIth Dynasty Temple at Deir El-Bahari，Vol.Ⅲ，London： Kegan Paul，1913，pl.13.）但同时期另一座位于盖伯莱（Gebelein）的神庙浮雕中的利比亚人已经开始佩戴象征部落首领地位的羽毛头饰。（E.F.Marochetti，The Reliefs of the Chapel of Nebhepetre Mentuhotep at Gebelein （CGT 7003/1-277），trans.by K.Hurry，Leiden： Brill，2010，p.57.）到第十二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994年—前1781年），古埃及州长克努霍特普一世在拜尼·哈桑（Beni Hassen）的墓地壁画中，曾描绘过一小队包含有男人、妇女、儿童及牲畜的利比亚人队伍正在埃及人的护卫下前行。其中的男性除了被赋予典型的利比亚人装束之外，其头上也佩戴有羽毛装饰，身上还穿有斗篷。（P.E.Newberry，Beni Hasan，part I，London： Kegan Paul，1893，pls.45，47.）不过，尽管不同时期的埃及艺术作品中描绘的“利比亚人”形象存在一定事实依据，但实际上是古埃及人对于后者的一种“理想化”描绘，甚至部分服饰就来自古埃及人的日常衣着。（例如利比亚人穿着的交叉胸带，佩戴的牛尾、阳具套、鸵鸟羽毛等也为埃及人所使用，参见E.Panaite，“The Evolution of Libyans’ Identity Markers in Egyptian Iconography，” in A.Kahlbacher and E.Priglinger，eds.，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Young Egyptologists 15-19 September 2015，Wienna： Verlag der 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p.261-264.）正是借助于不同元素的组合，新王国之前的古埃及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将“利比亚人”建构为一种有别于埃及人的典型“他者”形象，这种形象甚至在上千年中并未发生太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