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

摘 要： 西周王巡活动反映了早期王权运作的特点。周王常行至畿内大贵族的宫庙，对隶属于大族的小宗宗子或师氏等中下级贵族加以册命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势力，形成王与大小贵族权力相维的体制。周王频繁巡行于西周多座都邑之间并处理政务，弥补了早期交通条件及管理手段的不足，同时亦是对都邑内贵族势力的制衡。周王亦常巡至畿外，裁决涉及地方族邦的诉讼，召集邦君、诸侯举行宴饮、大射等活动，借此拓展王权的影响及考察诸侯是否忠顺等。春秋以后随着统治制度的完善，君主频繁巡行失去了必要性，巡游逐渐被视为君权任性的表现，开始受到某些道德原则或制度的约束，儒家所提倡的巡守之制正是针对早期王巡活动所做的制度规范。

关键词： 西周；王权；巡守

西周作为早期国家的一个阶段，其王权运作的方式颇具特点。作为王权的象征，周王经常出行至下级贵族之家，或远巡至四方诸侯及边域地区，举行册命、祭祀、赏赐、宴饮等活动，并且在出行过程中需要处理沿途所遇到的政、经、军诸项事务。早在20世纪初叶，王国维已据有限的铜器铭文指出西周王权运作的这种特点，其称周王行幸征伐之事“见于彝器者，其事凡二十有五，而为地凡十有九，则其余未见纪录者，亦可知矣”。①

近来李峰亦指出与后代皇帝从深宫中下达命令不同，周王在不同都邑之间往复巡行，定期到访各地“官署”，主持册命仪式。②

日本学者松井嘉德则指出周王通过“遹省”的行动巡游“四方”，平定叛乱，以图恢复政治秩序。③

陈絜、李凯等学者则结合晋侯苏钟、“梁山七器”等特定的金文资料，对西周时期周王巡省活动做了较深入的探研。④

另外学界在研究先秦文献所记的巡守制度时，部分内容亦涉及西周时期的王巡活动。⑤

学者所揭示的周王频繁出行、“流动办公”的现象，既反映了西周王权对世家贵族及地方族邦加强管理与控制的企图，同时也从反面说明了该时期在政治控制方面尚未形成比较严密的层级化制度，尚需通过周王本人不时出行或巡游来强化王权的威势与影响。频繁的王巡反映了西周时期王权运作的方式及特点，说明西周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尚具有早期国家的某些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以后，随着政治制度与王权观念的演进，君主的“游幸”或“巡省”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其出行也多出于某种特殊目的而非为处理政务。纵观王巡的这种变化，西周当是一个关键的分界。学界之前关于早期王权的研究多集中于王权起源及王权观念诸方面，（参见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晁福林：《从“民本”到“君本”——试论先秦时期专制王权观念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雷戈：《〈诗经〉文体与王权秩序——〈诗〉〈书〉时代的思想史研究之一》，《史学月刊》，2018年第12期；宁镇疆：《中国早期“民本”思想与商周的有限王权》，《人文杂志》，2019年第1期。）关于王权的具体运作情况尚缺乏较深入的研究。故本文不揣浅陋，试结合西周王巡的材料对该时期王权的运作情况及其特点加以探讨，以就正于学界专家。

一、王巡与周畿贵族体制

大小贵族是西周王朝的政治支柱，西周王权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世家贵族的控制。一批铜器铭文记载了周王出行至畿内贵族宗庙所在地的情况。西周前期的令鼎记载了周王因行藉田礼的一次出行活动，其中涉及周王与畿内大贵族祭氏及地位稍低的中小贵族令之间的交往，铭文具体展现了西周前期王权与贵族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颇值得深究。令鼎铭云：

王大藉农于諆田，餳（觞），王射，有司眔师氏、小子合射。王归自諆田，王驭，（祭）仲仆，令眔奋先马走。王曰：“令眔奋，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卅家。”王至于祭宫，媐。令拜稽首，曰：“小子乃学（效）。”令对扬王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03号。铭文隶定采用宽式。为免烦琐下文简称《集成》某号。）

学界一般认为令鼎的年代为昭王时期。（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编：《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页。）鼎铭记载昭王在諆田举行藉农礼之后，并未回到王宫，而是由祭仲担任仆御出行至大贵族祭氏的宫室。作为“小子”的令负责周王此次出巡之先导除道的任务，（［日］白川静著，温天河、蔡哲茂译：《金文的世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85页。）并因此受到奖励。

铭文中的“”，旧多隶作“溓”，李学勤改释为“祭”，（李学勤：《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文物》，1998年第7期。）可以信从。这里的祭氏当是作为文王之后的畿内贵族，与我们所熟知的封于畿外的周公之胤的祭氏不是同一个。《国语·晋语四》记载文王时期“惠慈二蔡”“诹于蔡、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1-362页。）王引之认为“蔡”与“祭”通，“昭王时有祭公陨于汉水，穆王时有祭公谋父，春秋隐元年‘祭伯来’，桓八年‘祭公来’，庄二十三年‘祭叔来聘’，盖皆文王时祭公之后”。（（清）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5页。）另有九年卫鼎出土于陕西岐山京当董家村1号窖藏，这里属西周王畿腹地，其铭文（《集成》2831）记载了周畿贵族之间的土地交易，其中有祭氏人员侧身其间，此亦是王畿之内有祭氏宗族的一个旁证。

昭王之“行幸”祭氏，当与祭氏在此期间担任王朝辅政大臣有关。多篇昭王时期的铜器铭文均提到祭公辅政的情况。例如司鼎铭云：“王初□于成周，祭公蔑司历”（《集成》2659），以及厚趠方鼎铭云：“唯王来各于成周年，厚趠有归于祭公”（《集成》2730），在昭王前往成周举行祭祀及处理政事的过程中，祭公作为大臣随行并赏赐了相关有功的下级官员。鼎铭记载：“唯王伐东夷，祭公令眔史旟曰：以师氏眔有司后。”（《集成》2740）在周王征伐东夷的过程中，祭公具体负责指挥作战的军务。这种情况与周初周公东征有相似之处，足以说明祭公的辅政地位。另外，《吕氏春秋·音初》载：“周昭王亲将征荆……王及蔡公抎于汉中”，蔡公亦是祭公。（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0页。）昭王南征，祭公随行，并与昭王同时遇难于汉水之中。上引铭文记载了祭仲亲自担任周王的仆御，反映了王权与畿内大贵族之间的关系尚比较融洽。

昭王出行并在祭氏宫庙褒奖身为“小子”的令，反映了周王与中下级贵族之间加强联系的倾向，此是西周王权运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作器者令的身份，学界或认为其与著名的作册夨令方彝、方尊器主为一人，（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或认为其可能是令方彝诸器上的令之后人。（［日］白川静著，温天河、蔡哲茂译：《金文的世界》，第85页。）唐兰则提出，“令应是溓公一家，而尚是小子，与作册夨令非一人”，（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4页。）其意见尤其值得重视。令的身份是“小子”，在西周时期是一种特定的身份，多用来表示从贵族本家分出去的人，陈絜认为其是贵族的小宗或分支族氏的首领。（陈絜：《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令鼎器主令应是祭氏大宗之下的分支，故周王需要在祭氏宗庙里对其加以赏赐。

“小子”作为世家大族的分支，却又与周王有着密切的臣属关系，体现了周王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制衡关系。除了上引令鼎铭外，“小子”这一称谓又见于以下铭文，均反映了相同的内涵：

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仆学射。（静簋，《集成》4273）

命汝兼司公族与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朕亵事。（毛公鼎，《集成》2841）

王命南宫率王多士，师父率小臣。王夷赤金十反。王曰：小子、小臣，敬有贤获则取。（柞伯簋）（王龙正、姜涛、袁俊杰：《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文物》，1998年第9期；陈剑：《柞伯簋铭补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袁俊杰：《再论柞伯簋与大射礼》，《华夏考古》，2011年第2期。）

据柞伯簋，“小子”即“王多士”在政治上隶属于周王，因此在静簋、毛公鼎等铭文中，周王命人教其射艺并加以管理。静簋铭及柞伯簋中的“小臣”，并非文献中泛称的小臣，其性质应与“虎臣”“夷仆”相似，均为臣服于周王的异族士兵，从事警戒、战斗任务。（裘锡圭：《说“仆庸”》，《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7页。）

“小子”作为周人贵族小宗与源于异族的“虎臣”并列，既凸显二者出身之不同，又表明二者的地位与职能有相似之处。虎臣、夷仆等多担任周王扈从，驻时为警戒，行时作先导。《周礼·夏官·虎贲氏》云：“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孙诒让《周礼正义》云：“谓王出，则此官将虎士分居王之前后以趋。”（（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85页。）虎士即虎臣、虎贲。上引令鼎铭之“小子”令为周王“先马走”，即周王出行的前驱，说明“小子”与“虎臣”二者具有相似的职责。作为中下级贵族的令既是大贵族祭氏的小宗，同时又是周王的扈从，为周王之“先马走”，正说明了王权试图深入贵族宗族作权力平衡的一种尝试。整体来看，西周王权的正常运作正是在平衡各级贵族权力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

与上述“小子”相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周王对中下级军事职官的管控。西周中期以来的铭文经常记载，周王出行至司马的宫庙并对其下属诸师氏职官加以册命与赏赐。例如师簋盖铭所记：

唯二月初吉戊寅，王在周师司马宫，各大室，即位，司马丼（邢）伯右师入门，位中廷，王呼内史吴册命师曰：“先王既命汝，今余唯申先王命，命汝官司邑人、师氏，赐汝金勒。”（《集成》4283）

铭文显示，周王出行到了担任周师司马的邢伯家中，在邢伯家族的宫室之中册命师。司马邢伯担任右者，是师的上级长官。类似情况还有一些，例如豆闭簋（《集成》4276）记载周王在“师戏大室”册命豆闭，右者亦是司马邢伯，师晨鼎（《集成》2817）、师俞簋盖（《集成》4277）等记载周王于同一天在“周师彔宫”分别对师晨、师俞进行册命，其右者均为司马共。上举师类职官多为军事将领，负责守卫及抵御外敌，是西周政权正常运作的保障。因此，虽是司马的下属，按西周时期世官世族的政治原则，这些师氏多数属于司马所在的家族，却也受到周王的直接管控。周王经常出行至司马内朝之中册赏师氏，凸显了王权与作为中下级贵族的师氏职官加强政治联系的意图。

据以上所论，西周王权运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突破世家贵族的藩篱而直接与中小贵族进行接触。在宗法制的约束依然强大的情况下，这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周王自身频繁的出行活动来实现。周王出行至贵族家中，直接出现在世家大族面前，通过册命与赏赐在政治上或宗法上对隶属于大贵族的中小贵族加强王权的影响。当然，王权亦不可能彻底越过世族伯长，周王的册命活动一般在贵族宗庙进行且由世族伯长担任“右”者，显示了周王对世家贵族权势与地位的承认及尊重。这种王权与各级贵族之间权力相维的体制是西周政治的突出特征，亦是西周政权稳定的基石。西周晚期，世族力量尾大不掉，周王已不再能亲命师氏等中下级职官，王权与中下级贵族的联系被隔断，（黄爱梅：《西周中晚期君臣体系的变化及其对王权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预示了王权衰落的必然性。

二、王巡与西周多都制

西周实行多都制。其时著名的都邑，据《史记·货殖列传》云：“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58页。）此外还有成王时期营建的成周洛邑等。西周多都并用，只是各都功能或重要性有所差别。有学者认为其时都城有圣、俗之别，岐周作为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其他几处作为俗都则主要是周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国青铜时代》，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3页。）周都的选址多为自古以来就形成的通都大邑，这里往往云集着世族贵家，为政治中心。周王在不同都城之间巡行驻扎，处理各项政务，一方面是借助多都克服地理及交通上的不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压制与消解地方贵族势力，拓展王权的影响，寻求权力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