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故事”与曹魏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摘 要： 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先秦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加以整合，成为当政者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汉魏故事”所体现的禅让模式，对此后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汉魏故事；禅让；历史书写；合法性构建

禅让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权传承或政权更替的两种重要方式之一。《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口指出，政权传承在不同情况下遵循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二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①

所谓“天下为公”指视天下为公共所有，主张最高统治权要礼让给有圣德的人；而所谓“天下为家”则是指视最高统治权为一家私有，并主张传诸子孙。关于这两种传承方式的内涵及其关系，近年来已有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②

纵观汉魏时期与禅让相关的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观念乃至政治实践中仍然深受传统禅让观念的影响，甚至将之理解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则。职是之故，“尊贤”“亲亲”成为当时各种诏书、劝禅中的重要内容。在实践方面，“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作为两份重要的政治遗产，在魏晋南北朝王朝更替的理论宣传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前者维护继位者的历史合法性，后者则从血缘转换或承继上为新君上位提供现实合法性。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中，作者以汉魏故事的形式着力宣扬天之所赋的“贤”，贯彻血脉传承的“亲”，值得深入分析阐释。

一、史学叙事中的汉魏故事

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曹丕采用让汉献帝禅让的形式，结束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建立了曹魏政权。按照五德相生理论，汉为火德，火色赤，火生土，土色黄，因此，曹丕定年号为“黄初”。如此一来，历时四百年的刘汉政权顺利过渡给曹魏，后来人们将这看起来和平交接的政权更替模式谓之汉魏故事。据《三国志·文帝纪》记载，汉献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

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页。）

该诏令将一场复杂的禅让故事简化为简单的仪式交接，扼要讲述了汉之让魏的理由。这些理由归纳起来不外乎三条：一是“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二是汉道失序，武王（曹操）匡扶正义，今王（曹丕）承续其父之德；第三，曹氏功业卓著，皇灵降瑞，人神告征，天命转移，希望肃承天命。陈寿《三国志·文帝纪》有关禅让的叙述非常简单，单凭该条史料我们看不到政权交接过程中权力斗争的暗流涌动，历史的传承似乎在平和安静中完成了。

然而，在此条下，裴松之援引《献帝传》为之作注，以编年记事的方式全面呈现了曹魏代汉的过程。据裴注所载，为了让曹丕接受汉帝禅予的帝位，各大臣反复劝奏、天子汉献帝四次下诏让位魏王，而曹丕三次辞让。据笔者统计，各机要人员反复劝进与曹丕坚决辞让多达二十几个回合。关于这一事件，清人赵翼总结道：

按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曹丕受禅时，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三，丕皆拜表让还玺绶。李伏等劝进者一，许芝等劝进者一，司马懿等劝进者一，桓阶等劝进者一，尚书令等合词劝进者一，刘廙等劝进者一，刘若等劝进者一，辅国将军等百二十人劝进者一，博士苏林等劝进者一，刘廙等又劝进者一，丕皆下令辞之。最后华歆及公卿奏择日设坛，始即位。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4-145页。）

实际上，赵翼的这些统计资料源自《献帝传》，而非他自己所讲的《魏略》，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四，非他所统计的只有三次。赵翼评价禅让过程为“假伪”，又补充说“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可见他对如此繁文缛节的过程、各种辞令的态度多少还是反感的。

《献帝传》今已失传，也不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徐冲考证指出该篇内容仅在一些“史注和类书中以片段引用的佚文形式存在”。（裴注长篇引用《献帝传》，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从《献帝传》所记禅让故事推知，它是从曹魏政治立场出发的，其叙事始终围绕曹魏政权的兴建历程。同时，此传叙事还记录这一过程中魏国臣僚、魏王曹丕与献帝朝廷三方之间所发生的文书往来及具体文辞。参见徐冲：《〈献帝纪〉与〈献帝传〉考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然而，裴注所引用《献帝传》所载汉魏故事，应是完整记录汉献帝一生的著作，该传不仅完整记录了汉末帝王的历史状况，还详细撰述了献帝禅位于曹丕的过程。因大量原始资料的插入，《献帝传》叙事冗长、结构散漫，故有学者认为：“这种叙述分散了对人物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与正统史传文相当接近，具有较强的史传性。”（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2页。）因此，《献帝传》不仅为可信材料，也是研究“汉魏故事”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史料。据《三国志》裴注《献帝传》载，禅代诸事开始于中郎将李伏表魏王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第62页。）结束于尚书令桓阶等奏“今汉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后固辞，臣等伏以为上帝之临圣德，期运之隆大魏”。（《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第75页。）在此期间，天子册诏4次，魏王侍中刘廙等劝言、上奏4次，太史臣许芝阐述魏代汉相关大量谶纬于魏王1次，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上奏1次，尚书令桓阶前后上奏4次，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120人前后上书2次，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1次，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劝受册诏2次。在第4次天子册诏后，魏王终于答应设坛受禅。纵观各类劝进理由，大致是汉气数已尽；天命转移、不私一姓；天命不可逆、历数弗可辞；谶纬符命昭示曹氏天命，等等。二十多条史料集中说明各阶层人物请曹丕就帝位，以及后者反复辞让，最终完成汉魏之间的权力交接。曹丕设坛受禅，场面极其宏大：“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第75页。）裴松之还特意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第75页。）经过如此多繁杂的手续和辞令的交接，才完成禅让。曹丕为什么这么做，留给后人诸多想象和发挥。

纵观上述两种史料记载方式，陈寿《三国志》叙事过于简洁，且陈寿多为曹魏回护，因而后人从中不能完全把握汉魏禅代的真相。（参见（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三国志多回护”条，第122页。）裴注《献帝传》较全面地叙述了事情的过程，因而只有通过其中所载的大量诏令和辞条，我们才有望尽可能多地还原汉魏禅让的历史真相。

二、汉魏故事的理论依据

曹丕获得天下，需要有两方面的理论支持：一是汉家天下的异姓易代，二是曹氏家族的血缘继承。前者即“天命不私一姓”“选贤与能”，后者即“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体现在史学叙事上，无论陈寿的《三国志》原文还是裴注的相关注文，皆以这两个理论体系解释曹魏代汉的过程。

据《献帝传》，汉献帝曾四次下诏禅位于曹丕，而曹丕三次辞让，第四次诏书被送达后在尚书令桓阶的劝进下，魏王曹丕接受禅位。授权者和受权者为此展开的拉锯战，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意义呢？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本相，本文以汉献帝的四次诏书为研究对象，对其中重要的信息进行分析。

上表所列的四次册诏书，从汉献帝的立场看，传位于曹丕等于要将刘姓天下转为曹姓天下，这与自秦朝以来帝位传承中的血缘继承是相违背的。因此，上表所列汉献帝颁发的四次册诏书、魏王曹丕的三次辞让书，以及围绕这四次册诏书而展开的各阶层人物的劝进书，基本上都围绕三个历史情节展开，纵观这三个方面的叙事，其实质都是从理论上为汉魏禅代奠定基础。

首先，宣扬“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的天命学说。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王位继承主要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相互矛盾冲突。第一种方式，是“同姓内继承”，即血缘的“家”的继承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异姓间的继承”，就是通过所谓的“易姓革命”，使其他家系的人获得帝位，并以“禅让”来粉饰。（参见[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8页。）血缘继承属于某王朝内部的事，通常是王子们相互竞争；而异姓间继承就复杂得多，处理不好就会被贴上篡夺的标签。同姓内继承在古代中国占主流地位，自周代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公羊传》隐公元年（前722）记载的“立適（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97页。）已成为天子、诸侯乃至宗族财产权利继承的标准。秦汉以来，帝位应该在同姓范围内（通常是由长子）继承的做法已得到普遍认同。比如秦二世胡亥就对劝他即位的赵高说：“废兄而立帝，是不义也。”（《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9页。）汉初，丞相陈平在劝进代王（汉文帝）的奏言中说：“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史记》卷一○《孝文本纪》，第416页。）至于长子继承制之外的做法，至少在理论或制度上被视作是有悖常态的非常之举，甚至被认定为“篡逆”。例如王莽政权（新朝），在班固《汉书》中被定为篡位，《汉书》称：“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乱亡。”（《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2页。）

在这种主流认识和舆论环境下，曹氏代汉自然属于异姓承位，是非正常的继承方式。如何才能获得道义上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曹氏集团下了很大功夫，这可以从各类诏令和史家书写中看出来。他们杂糅历史中既有的文化因素，使非常变为正常。为改变传统看法，突破同姓继承，他们极力宣扬“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献帝的四次册诏都强调“天命不常，不私一姓”的易代思想，裴注引袁宏《汉纪》记载的汉献帝诏书也声称：“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袁宏《汉纪》，第62页。）由汉帝亲自提出禅让，并从理论上疏通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在当时是最为恰当的，尽管这些做法不是出自汉帝的真实意愿。

不仅如此，汉献帝的册诏被送达后，在各位大臣的劝进书中，也屡屡提及天命不私一姓，如第三次册诏被送达后，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和九卿上言曰：“臣等闻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唐、虞历数，不在厥子而在舜、禹。”（《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第72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血缘继承可上溯至三代前的唐尧、虞舜。对此，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以人物为中心，生动书写了几个非血缘成员之间的传位，使之成为古代中国“尊贤”政治的典范，为后来异姓承继关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上表所列四次册诏书中，屡次援引唐尧和虞舜。从汉魏政权交接的需求上讲，尧舜之事最有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尧舜之道遵循的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逻辑，只有从理论上突破血缘继承，按照“贤”与“能”的逻辑思路，曹丕继位才具有合法性。因此，《献帝传》所载材料无论多么复杂累赘，大致都不会脱离对尧、舜、禹的历史形象及从政之道的赞美。

其次，强调“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的才德历史论。无论陈寿的《魏志》还是裴注所引的袁宏《汉纪》，抑或《献帝传》，均注重舜、禹继位之才德。在儒家文化体系中，舜、禹被描述为具有非凡才德的人。首先舜是以“孝”引起时人注意，舜的上任尧，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没有传子而禅位于舜，没有将天子之位私有。他能认识到自己儿子丹朱不足以任天下，而请求推举有才德的人继位，有人推荐了丹朱、共工和鲧，尧试之后认为他们皆不可用。四岳推举了舜，推举的理由是舜有孝行。《尚书·尧典》：尧问“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四岳对曰：“否德忝帝位。”尧曰：“俞？予闻，如何？”四岳答：“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二《尧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3页。）于是，尧将帝位传于舜。由此可见，舜是以孝闻名天下，又以非凡能力，经过严格考察才成功获得帝位的。同时，舜几乎用同样的方法选择禹作为继承人。（参见（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三《舜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