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问题宣传战：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摘 要： 东北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成为抗战后国共之争的焦点所在，因此，国共在东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这场宣传战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如何认识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宣传战，通过反苏反共宣传打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以宣传缓解反苏舆论的损害，又正面反击反共宣传；第二阶段以“如何解决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主动发起攻势，先以东北抗联宣示其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后又呼吁东北立即无条件停战。国民党虽借指责中国共产党阻挠东北接收来推卸军事冲突的责任，但其独占东北而不惜内战的意图也逐步暴露。最终，国共双方的政治主张、利益诉求及其矛盾冲突经宣传战鲜明地呈现出来，而这场宣传战也成为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宣传战；东北问题；国共关系；《中央日报》；《新华日报》

东北问题是抗战后初期国共之争的焦点，“牵动双方的全盘战略部署，在战后中国从和平走向战争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而“宣传战一直是国共两党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另一种较量形式”。②为论证自身诉求和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国共在1946年2月中旬到6月上旬，围绕“如何认识东北问题”与“如何解决东北问题”两大焦点展开宣传战。《中央日报》《新华日报》作为国共各自的机关报自然成为这场宣传战的交锋主力，③不仅系统阐释了双方的主张、论据，而且围绕焦点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因此，《中央日报》《新华日报》便成为观察这场宣传战的主要窗口。以往学界对东北问题的政治、外交、军事层面关注较多，④对舆论层面的关注较少，仅有的关注又集中在国共对于1946年反苏运动的舆论因应上。⑤1946年反苏运动是由东北问题引发的一场社会运动，国共的舆论因应是双方围绕东北问题进行宣传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反苏运动于1946年3月初步入低潮时，国共的舆论因应也随之结束，而围绕东北问题的宣传战却因国共东北之争的激化而延续并愈演愈烈。因此，只关注国共对反苏运动的舆论因应，无法全面认知国共围绕东北问题的宣传战。本文意在通过《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以及亲历者的日记和文集等相关文献，探究这场宣传战的动因、过程及影响，梳理抗战后国共在东北问题的政策脉络和矛盾冲突，以求更清晰地还原抗战后中国从和平到战争的历史进程。

一、东北问题由来与国共双方的取向

本文所言之东北问题，是指抗战后由谁及如何接收（管）东北的问题。抗战胜利后，中国收回东北的主权和治权是应有之义，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收回过程却因美苏国共之间的博弈而充满了变数。二战结束前夕，美苏主导下的《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建构起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石，同时，也规划了东北问题的走向，即国民党政权承认苏联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等方面的特别利益，而苏联保障国民党政权对东北的接收。然而，苏联对于依赖美国的国民党存在戒心，并以“拒蒋迎共”方式迟滞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参见郝江东：《拒蒋迎共：1945年驻华苏军与东北局势的演变》，《史林》，2019年第1期。）而美军在华北的登陆、驻防更加引起苏联的警惕，苏联不愿“东三省成为另一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场所”，（[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因此，苏联拒绝国民党军乘美舰在大连港登陆，（参见王世杰：《王世杰日记》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739-740页。）并鼓励中国共产党派遣大量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到1945年10月，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已达10余万，（参见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并着手建立东北各地的民主政权。在感到“东北局势已无挽回之望”（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234页。）后，国民党以“苏俄政府对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故意蔑视”为由，开始向美国寻求直接的外交支持，“以防止其继续恶化”。（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第238页。）至此，国民党依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顺利接收东北的计划被彻底打破。围绕由谁及如何接收东北的一系列问题，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东北问题便由此产生。

在东北问题所涉及的三国四方关系中，国共两党发挥着根本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东北问题直观表现为国共双方的斗争，更是由于美苏两国主要通过国共两党来施加影响。对于苏联来说，美国势力进入东北或是东北成为任何势力的反苏基地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便利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就成为苏联防止美国和国民党完全控制东北的有效手段。在美国看来，东北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对其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的破坏，因此，美国通过协助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和对苏外交施压来推动国民党接收东北。而随着军政机构和人员的大量涌入，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行动力、影响力和独立性均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美苏两国皆有意削减在中国的驻军以避免被直接卷入中国的内部纷争。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美苏不仅公开“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而且完全一致地同意“两国军队在履行其责任和任务后，尽可能在最短时期从中国撤退”。（《莫斯科会议的讨论》（1945年），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版，第103、104页。）因此，美苏在东北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彼此制衡又逐渐退出干预的趋势。综上，东北问题的本质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其最终走向仍在于国共各自的取向与彼此力量的消长。

独占东北是国民党的既定目标。蒋介石曾幻想“从苏军手中毫不费力的把东北接收过来”，（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9月初，蒋介石已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部队进入东北及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故蒋在日记中记载：东北“驻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划以防万一”。（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第172页。）10月12日，东北行营到达长春以推进接收，但驻东北的苏军很少配合。（参见陈新林、吕芳上总编：《内战在东北：驻苏军事代表团》（一），开源书局·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0年版，第4页。）自21日起，甚至出现“苏俄军队更在长春城郊作大规模演习”“长春警察局长亦已改派共党接任，国民党党部已被封闭”（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第217页。）等对国民党不利的局面。对于国民党来说，东北问题已演变为“对苏外交和对共关系的外交与内政的双重纠葛”。（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第122页。）为达独占东北的目的，国民党在采取外交为主的同时，加紧军事推进。11月15日，国民政府告知苏联：因接收受阻，东北行营将自17日起迁移至山海关，（参见《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47页。）并开始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同时，加快进军东北，为军事压制中国共产党做准备。11月11日，“美舰三十一艘海运国民党军杜聿明部于秦皇岛登陆，山海关大战随之爆发”，（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9页。）并于16日攻占山海关，打开了进军东北的大门。

国民党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对美国愈加依赖的事实，更加引发了苏联的警惕。为防止美国势力渗入东北，苏联向国民政府提出在东北经济合作的要求。1945年12月底，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使赶赴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作出“中国军队开赴东北只是为了维持那里的秩序”、在东北将实行政治民主化、“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等一系列承诺，并强调：“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23页。）以求消除苏联疑虑，推动东北的接收工作。但从之后的发展看，苏联的疑虑并未消减。1月20日，宋美龄代蒋介石赴东北慰问苏军，“盖在敦促苏军早日撤出东北”，（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第287页。）苏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竟对宋美龄避而不见。显然，国民党持续的交涉未能改变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迟滞策略。驻东北苏军不仅拖延撤兵日期，而且对国民党“接防之各省市政府多方牵制，并放任非法武装部队攻占已接收之县城”。（陈新林、吕芳上总编：《内战在东北：驻苏军事代表团》（一），第6-7页。）而在对苏交涉陷入困境之际，国民党继续加大军事接收力度。继攻占锦州、营口等地后，国民党军又于12月24日攻占黑山、北镇，并在美军帮助下将其精锐之七十一军、新六军和新一军相继运往东北。（参见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第1054-1057页。）到1945年底，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已增至15万余人。（参见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第287页。）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关注由来已久。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就提到：当日本战败时，“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毛泽东关于山东的重要性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42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页。）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公开指出，“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否则，“有灭亡的危险”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可见其对东北的重视程度。抗战后，国共之争逐渐公开化，双方的军事冲突似不可避免。黄克诚向中央建言：中国共产党在战略态势上存在明显不足，即根据地分散且孤立、“各根据地内均有敌顽之据点，均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等。由此，黄克诚建议：必须“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铁路有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黄克诚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1945年9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而东北就是这样一块潜在的大战略根据地。虽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严重制约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接收，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就此放弃。1945年8月19日，在明知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依然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中共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65页。）迈出争取东北的实质性一步。

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由“争取控制东北”转向“与国民党合作”“和平解决”。到1945年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的尝试收获积极效果。据大连地区的侦察报告，中国共产党得知：“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中共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675页。）9月14日，驻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专程飞到延安，就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的情况进行接洽，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而挺进东北”，（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以“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85页。）然而，正当中国共产党大力进军东北之际，苏联却改变了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迟滞策略，并开始严格限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行动。综合各方情况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其在东北问题上的方针。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主动撤出了长春、吉林等地。28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第326页。）1946年1月10日，国共正式签署《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全国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大增，这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方针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明确“全国和平后，满洲对国民党亦应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设法与国民党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页。）2月12日，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在东北的方针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与国民党合作”。（《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第364页。）然而，“国民党仍坚持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已极明显”，（《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第374页。）并一再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解决东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