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

摘 要： 19世纪中后期，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英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运用，努力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呈现历史真相。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后，英国大学培养了众多的专业历史学家，他们超越了原有的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学术期刊的创办和学术组织的出现加强了专业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确立了专业史学研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严格的学术评价机制，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趋于完善。

关键词： 英国；现代史学；专业化；斯塔布斯

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①在这一时期，西方出现了很多历史学流派，如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以及实证主义史学等，其中兰克所开创的客观主义史学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在牛津学派的开创者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和其他历史学家的推动下，英国开始走出传统史学，开启了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进程，主要表现为批判地运用原始档案文献及“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引入、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与历史写作的专业化、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以及专业学术组织的创立与发展。批判地运用原始档案文献进行史学研究，有利于提升历史著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科学化”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利于增强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分析能力；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有利于强化学术共同体意识，培养专业精神；历史写作的专业化，有利于摒弃历史写作的主观性，提高历史著作对历史问题的解释力；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和学术组织的创立，有利于拓展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塑造学术身份认同，确立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形成严格的同行评议机制。由此，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趋于完善。学界尚未见到从上述诸多方面对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展开系统研究的论著。②本文拟结合19世纪中后期英国历史学家的论著，以及后世历史学家撰写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论著，从文献解读、研究方法、专业历史学家群体、历史写作方式及专业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的发展等几个方面，对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进程进行系统的研究。

一、原始文献的运用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德、法等国。（张乃和：《欧洲文明转型与现代史学的诞生》，《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第54页。）德国兰克史学传入英国之后，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受到兰克史学的深刻影响，在历史研究中开始重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运用，从而开启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进程。在历史写作过程中，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专业历史学家自觉地与业余的历史写作者区分开来，以严谨的研究方法解读原始档案，进行严肃的历史写作。由此，英国历史学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与文学的分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专业历史学家文献意识的增强，历史研究中的文献范围和类型都得到了扩展，这开阔了历史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拓展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法和归纳法的运用提升了历史学研究者解读文献和历史写作的能力，这些“科学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促进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

斯塔布斯为推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斯塔布斯的著作建立了历史学作为实证科学的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标准确立了历史学作为新兴专业的学术地位。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提出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主张，英国史学专业化的进程正是沿着斯塔布斯与巴克尔所确立的路径发展起来的”。（Ian Hesketh，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Victorian Britain： Making the Past Speak，p.36.）实际上，巴克尔基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将历史学界定为一门科学，而斯塔布斯否认这一判断，主张人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特个性的，拒绝接受任何将历史研究简化为纯粹科学框架的尝试。（George B.Stow，“Stubbs，Steel，and Richard II as Insan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n English Historiographical Myth，”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143，No.4（Dec.1999），p.612.）斯塔布斯并不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他认为科学的历史学不是建立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基础上，而是基于对原始档案的批判和运用，凭借“科学化”的史学研究方法，得出客观的结论。专业的历史学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对“客观性”的追求，斯塔布斯正是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研究，并推动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

1866年，斯塔布斯被聘任为“牛津大学中世纪史与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and Medieval History at Oxford）。（Ian Hesketh，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Victorian Britain： Making the Past Speak，p.45.）在就职演讲中，斯塔布斯提出“要在英国建立一个历史学派，它将与欧洲其他的历史学家一道完成一项共同的任务，它不是建立在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爵士（Sir Francis Palgrave）、约翰·米切尔·肯布尔（John Mitchell Kemble）、詹姆士·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及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研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大量收集和整理的材料之上，因为上述学者试图基于那些稀少、分散、杂乱无章的材料进行写作”。（William Stubbs，Seventeen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 and Kindred Subjects： Delivered at Oxford，Under Statutory Obligation in the Years 1867-1884，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886，p.12.）斯塔布斯希望英历史学家能够与欧洲大陆的历史学家一起努力摆脱浪漫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摒弃浪漫主义叙事史的写作方式，在运用原始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发展出英国本土的现代史学研究范式和学派。

在历史研究实践中，斯塔布斯竭尽全力地推动对原始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是“第一位真正运用国家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文献，全身心投入原始档案文献研究中的英国历史学家”，（Margaret F.Stieg，“The Emergence of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Community，Policy，Vol.46，No.2 （Apr.1976），p.123.）也是“第一位深入档案室的钦定讲座教授”。（C.H.Firth，Modern History in Oxford，1841-1918，Oxford： Basil Blackwell，1920，p.15.）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斯塔布斯是重视运用原始档案文献的先行者。斯塔布斯认为历史研究应当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标，不为政治家服务，也不受政治偏见的左右。（William Stubbs，Seventeen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 and Kindred Subjects： Delivered at Oxford，Under Statutory Obligation in the Years 1867-1884，p.12.）由于重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运用，斯塔布斯在研究和写作历史论著时能够摆脱政治的影响，抛弃浪漫主义史学注重主观价值倾向的研究范式，秉持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与兰克所倡导的“秉笔直书”的学术原则一致，这是斯塔布斯推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走向科学化与专业化的方法论基础。尽管斯塔布斯没有像兰克那样将历史研究中的一套科学的方法系统地阐述出来，但是在对运用史料呈现历史真相这一原则的追求上，斯塔布斯并不比兰克逊色。因此，斯塔布斯被公认为英国历史学“荒芜”时代中的“科学的历史学家（a scientific historian）”。

斯塔布斯从编辑中古时代的手稿开始，进而解读手稿背后所蕴含的史实和真相，这成为他历史研究获得成功与声誉的基础。（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第390页。）1870年，斯塔布斯出版了《英格兰宪政史文献选编》（Select Charters and Other Illustration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这本书很快成为学生的教材，并数次重印，是一代又一代牛津和剑桥学生的必读书。（R.A.Cosgrove，“Reflections on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Vol.4，No.2（2000），p.151.）这本宪政文献集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显示了斯塔布斯对原始档案文献的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专业化的史学研究成果在大学中开始受到普遍重视。1873—1878年期间，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得以出版，并在短时间内多次再版。（William Holden Hutton，William Stubbs，Bishop of Oxford，1825-1901（from the Letters of William Stubbs），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 Co.，Ltd，1906，p.251.）该著作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中世纪文献功底，也证明了斯塔布斯是一位杰出的原创性历史学家，这是自爱德华·吉本以来无人能够企及的。这部著作的洞察力、深度以及非凡的准确性，唤起了人们对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的记忆。（William Holden Hutton，William Stubbs，Bishop of Oxford，1825-1901（from the Letters of William Stubbs），p.85.）上述两部著作是斯塔布斯基于对原始档案文献的整理、批判以及系统解读而写成的，与既有的文学性的历史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宪政史》逐渐成为英国史学专业化的象征”，（Rosemary Jann，“From Amateur to Professional： The Case of the Oxbridge Historian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22，No.2（1983），p.131.）并且在出版之后短时间内反复再版重印。由此可见，斯塔布斯所开创的专业化的史学研究范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对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倍加赞赏。（Robert Brentano，“The Sound of Stubb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6，No.2 （May 1967），p.1.）斯塔布斯的成功主要源于他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对原始文献的运用及文本写作的准确性，这是客观主义史学的内核所在。在对中古时代手稿的编纂中，斯塔布斯展现出了追求真相的巨大热情。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兰克的深刻影响。（Robert Brentano，“The Sound of Stubbs，” p.2.）从对史料的态度与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看，斯塔布斯所坚持的原则与兰克的主张在本质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在历史研究专业化的进程中，斯塔布斯为牛津历史学派确立了学术研究的原则和规范。（Reba N.Soffer，“Nation，Duty，Character and Confidence： History at Oxford，1850-1914，” English Historical Journal，Vol.30，No.1（Mar.1987），p.91.）当时的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弗雷德里克指出：“斯塔布斯在牛津大学的目标就是激发学生对原始文献研究的批判精神，而非直接应对政治事务。他的方法是要培养学者，而非未来的政治家，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好地传授公正且科学的历史认知。”（Paul Fredericq，The Study of History in England and Scotlan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887，p.44.）斯塔布斯培养的人才是纯粹的且拥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他们成为推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斯塔布斯的努力下，英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初步具备了“科学”研究的自觉，他们将主观认知从对原始文献的研究中分离出来，尽最大可能运用史料呈现史实。他们遵循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学术原则，即“历史研究在对待证据和处理资料来源的方法上应该是科学的”。（John P.Kenyon，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Renaissance，p.175.）凭借“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专业的历史思维，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可靠的历史真相的讲述者，避免陷入充满主观性印记的浪漫主义史学的陷阱中。因此，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认为“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英］ 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页。）卡尔所描述的正是19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史学衰落之后，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兴起时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