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瘟疫的传播和影响

摘 要： 在古代埃及，瘟疫广泛存在且种类较多。尼罗河既是古代埃及人的主要水源也是其交通命脉，因此也成为瘟疫的主要传播途径。一方面，囿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代埃及人往往把瘟疫的发生理解为神明的惩罚，因此通常通过向瘟疫之神献祭并念动咒语的方式来驱逐瘟疫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埃及人也能理性地面对瘟疫的发生，并积极运用医学知识治疗瘟疫，采取措施有效地阻止瘟疫的蔓延。瘟疫的传播不仅对古代埃及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埃及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同时，瘟疫的传播也是埃及与古代近东地区密切交往的结果。

关键词： 古代埃及;瘟疫;塞赫迈特;古代东地中海世界

瘟疫始终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有着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古代埃及文明，自然也难以避免瘟疫的发生。早在各类医学纸草中，古代埃及人就留下了符合某些传染病症状的病例记录。同时，飞速发展的现代考古技术和生物学知识在木乃伊检测上的应用，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埃及瘟疫提供了帮助。然而在20世纪初，由于对瘟疫的记述多出现在诸如埃伯斯纸草①和埃德温·史密斯纸草②等医学纸草的咒语中，一些学者就此认为瘟疫在古代埃及只是人们实施巫术的一个理由而已，并不常见于古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③另一部分学者则从与瘟疫相关的神明入手，试图论证瘟疫确实存在于古代埃及社会，讨论最为深入的问题是古代近东瘟疫之神拉舍弗及其对埃及的影响，其中以《迦南神拉舍弗》④和《拉舍弗神在古代近东》⑤为代表性论著。前一部著作开列了与拉舍弗相关的古埃及文献，后一部著作则对这位神明在古代近东地区的形象和职能进行了讨论，明确了该神在埃及作为瘟疫之神的职能。除此之外，学者们通过对《出埃及记》中关于“十灾”真实性的讨论，尝试对埃及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瘟疫做进一步勘定。格雷塔·霍尔特（Greta Hort）在1957年发文对十灾进行了科学且符合逻辑的讨论后认为，十灾的发生源于尼罗河水位上涨异常导致水源污染。[Greta Hort，“The Plagues of Egypt，”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n.s.，Vol.28，No.69 （1957），pp.84-103.

]尽管自20世纪中叶起学者们趋向于认为瘟疫确实存在于古代埃及社会，但是由于未深入解读相关文献以及囿于知识技术水平，难以展开对考古资料的进一步解构，无法深化对瘟疫类型和传播途径等相关问题的讨论，直到20世纪末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迅猛发展才使对瘟疫进行全面研究成为可能。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古生物和古病理学出发，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埃及的木乃伊等考古标本进行科学探测和勘察，进而明确古代埃及瘟疫的类型和传染源，但却无法对瘟疫的传播和影响做出必要的解读。[ 这些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布瑞尔（Bob Brier）的《古埃及的传染病》。这篇论文从传染病的历史入手，对古埃及存在的如寄生虫感染、疟疾和细菌感染等瘟疫类型进行了讨论。参见Bob Brier，“Infectious Diseases in Ancient Egypt，”Infectious Disease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Vol.18 （2004），pp.17-27;其他代表性研究成果还有：关于肺结核和梅毒的研究，参见Jane E.Buikstra，Brenda J.Baker，and Della C.Cook，“What Diseases Plagued Ancient Egyptians？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Considered，” Davies W.Vivian and Roxie Walker，eds.，Bi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Egypt，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1993，pp.24-53;关于疟疾的研究，参见Emma Rabino Massa，Nicoletta Cerutti，A.Marin and D.Savoia，“Malarla in Ancient Egypt： Paleoimmunological Investigation Predynastic Mummified Remains，” Hungara： Revista de Antropología Chilena，Vol.32，No.1 （2000），pp.7-9;关于血吸虫病的研究，参见 W.Benson Harer Jr.，Bi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Egypt，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1993;关于瘟疫感染者尸体处理方法的研究，参见Francesco Tiradritti，“Of Kilns and Corpses： Theban Plague Victims，” Egyptian Archaeology，Vol.44 （2014），pp.15-18;关于瘟疫的种类，参见Michael E.Habicht，Patrick E.Eppenberger，and Frank Rühli，“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Proposed Outbreaks of Plague and Other Epidemic Diseases in Ancient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Vol.103 （2021），pp.217-219.]

基于此，本文拟在详细梳理古代埃及医学纸草的基础上，讨论古埃及人对瘟疫的认识及相关应对措施，并充分利用学界在古生物学、古病理学和考古学上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厘清古代埃及的瘟疫类型等问题。同时在埃及与近东地区交往活动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古代埃及瘟疫的传播途径及其对埃及和近东地区社会的影响等问题，继而为研究古代埃及与近东地区的关系寻求一个新的切入点。

一、埃及人对瘟疫的认知

与有着成熟医疗体系的现代社会不同，古埃及人由于医学知识的局限，并未详细地划分疾病的种类，因此在他们眼中瘟疫和普通疾病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由此导致古代埃及文献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瘟疫的相关记载。另外，埃及人为了获得来世，在诸如王室文献、自传体铭文、教谕文献和丧葬文献等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极尽夸赞之能事，而鲜有对瘟疫这类事件的记录，因此我们只能从文献中得到一些隐晦的提示，这在《伊普味陈辞》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人们的心是残忍的，国家瘟疫肆虐，到处都在流血。”[ 郭丹彤译著：《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下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5页。]

此处的“瘟疫”从iAdt（）[ 参见Raymond O.Faulkner，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Ashmolean Museum，1988，p.9;Bob Brier，“Infectious Diseases in Ancient Egypt，” p.24.另外这一单词也有“dew/water，露水/水”的含义。参见A.Erman，H.Grapow，Wrterbuch Der Aegyptischen Sprache，Vol.I，Berlin： Akademie Verlag，1971，p.36; R.Hannig，Die Sprache der Pharaonen Groses Handwrterbuch gyptisch-Deutsch（2800-950v.Chr.），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2006，p.25.]一词而来，其基本含义是“痛苦”“困境”“灾难”，[ Leonard H.Lesko，ed.，A Dictionary of Late Egyptian，Vol.I，Carlton： B.C Scribe Publications，2002，p.15.]揭示了瘟疫给人和社会带来的破坏性。根据这一单词出现的具体语境，学者们将其进一步引申为“瘟疫”，由此，这一词汇就成为判定埃及瘟疫是否存在的一个依据，而该词汇出现次数较多的医学纸草成为研究古代埃及瘟疫的最佳文献资料。在埃德温·史密斯医学纸草中出现了iAdt（“瘟疫”）这一词汇，该纸草的前三栏半（65行）记录了埃及人对瘟疫的治疗措施，[ James Henry Breasted，Edwin Smith Surgical Papyrus，p.6.]而前八句借助塞赫迈特（Sekhmet）力量驱逐瘟疫的咒语则与“害虫之年”有关。将瘟疫称为“害虫之年”，表明这种瘟疫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或许每年都发生也未可知。

上述医学纸草的记载揭示出古代埃及人对瘟疫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由于认识水平有限，他们对于瘟疫的记录多以描述病症为主，并往往将瘟疫的病症记录到普通病症中，也未形成包括预防和治疗在内的关于瘟疫的专门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古代埃及的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埃及人常常将瘟疫的发生与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往往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疾病。

相较于历史文献中的隐晦表达以及医学纸草中寥寥的记录，在神明崇拜盛行的古代埃及社会，人们更倾向于把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视为神明操纵的结果。就像拉神掌握着日升日落和昼夜交替，地神盖伯（Geb）和天神努特（Nut）支撑着天地，疾病也由神明一手把控着。因此，古埃及人认为“瘟疫是由邪恶的神、恶魔、幽灵和风引起的”， [ Pearce Paul Creasman and Richard H.Wilkinson，Pharaoh's Land and Beyond： Ancient Egypt and Its Neighbor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280.]而塞赫迈特就是这些恶神的代表。在埃及人看来，这位女神 “既能带来瘟疫，又能防控瘟疫”。[ George Hart，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Egyptian Gods and Goddesses，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5，p.139.]他们认为塞赫迈特作为瘟疫的化身，阻止瘟疫的蔓延就在她的一念之间，她在防控瘟疫时也无须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换言之，人们借用她的威名就可达到治疗瘟疫并遏制瘟疫扩散的目的。

由此在治疗疾病时，埃及人想方设法地与这位他们又恨又爱的女神建立某些联系，而作为神在现实世界的代言人，埃及国王就责无旁贷地成为传达神之旨意的最佳媒介。他将自己与塞赫迈特类比，承担了女神平息瘟疫的职责：“显赫的名声，他（国王）比塞赫迈特更强大，像火一样——因为他（像塞赫迈特那样）为向他祈祷的人念动咒语;当人们向他祈祷时，他能治愈瘟疫。”[ James Henry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IV，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6，p.345.]对此，第十二王朝的文学作品《辛努西的故事》也有类似的描述：“国家怎能没有他（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全能的神，（人们）对他的担忧无处不在，遍布各国，就像塞赫迈特身处凶年（所表现的那样）。”[ 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下卷，第884页。]瘟疫在此被视为神对人类的惩罚，因此，人们试图通过向瘟疫之神献祭以及祈祷的方式来获得庇护。

除了埃及本土的塞赫迈特女神外，还有一位在整个近东地区广为流传的神明拉舍弗（Resheph），因其“常手持武器与疾病恶魔对抗而被认为是瘟疫之神”。[ Spencer L.Allen，“The God Resheph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by Münnich，Maciej，”Near Eastern Archaeology，Vol.78，No.1 （March 2015），p.55.]他“在乌加里特咒语文献中能对抗蛇毒，而在埃及文献中能治愈瘟疫”。[ Maciej Münnich，“Resheph： God of the Netherworld？”Archív Orientální，Vol.73，No.2 （2005），pp.175-176.]于是在传入埃及后，拉舍弗因为“既能带来瘟疫又可治愈瘟疫，也被认为是对抗瘟疫之神”。[ Maciej Münnich，“Resheph： God of the Netherworld？”p.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