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辞伐罪”：伊利里亚战争与罗马东扩

摘 要： 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前2世纪中期，地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人与罗马多次交战。缕析波利比乌斯等古典史家的记述，交战历程依次为：伊利里亚人劫掠和扩张、罗马商人和伊萨向元老院控诉和求援、罗马遣使交涉、伊利里亚人蛮横回应、罗马出兵讨伐。着眼于史实层面，罗马遣使交涉，基本是其对外扩张中先礼后兵的惯常策略，也是其强化宣战理由的重要环节。而就历史叙事而论，波氏的伊利里亚战争文本，一方面将罗马对伊利里亚的征服呈现为奉辞伐罪、解救他邦的功业;另一方面是论证罗马优良政体及其在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中所发挥的有力作用，在此叙事逻辑指引下，伊利里亚成为罗马需要匡谬正俗的对象。

关键词： 罗马;伊利里亚战争;波利比乌斯

公元前3世纪晚期，伊利里亚人频频在亚得里亚海域劫掠和扩张，当地许多城邦被征服或受到威胁，罗马商人也遭到劫掠、俘虏甚至杀害。据波利比乌斯记载，元老院应罗马商人请求，遣使前往伊利里亚交涉，伊利里亚摄政者特乌塔（Teuta）表示：“伊利里亚国王阻止其臣民的海上获利行为，有违惯例”，罗马使者则回应：“罗马人一直有项优良习俗，即公开惩罚那些犯下私人层面罪行之人，并援助那些受害者。借神明之助，我们将尽己所能，尽快地迫使你改变伊利里亚国王对待子民的惯例。”①罗马使者所言似可概括为“奉辞伐罪”。在其后数十年间，罗马依凭消弭伊利里亚人的劫掠和扩张、维护当地希腊城邦安全之严正之辞，多次讨伐伊利里亚人，史称“伊利里亚战争”（Illyrian Wars）。

关于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前罗马遣使交涉的原因，学者巴迪昂（E.Badian）和埃林顿（R.M.Errington）皆认为罗马遣使调查是为了确认伊利里亚人对亚得里亚海域的威胁，以便决定是否发动战争。②但据波氏和阿庇安记载，伊利里亚人的劫掠和扩张消息早已经由罗马商人和伊萨（Issa）城邦的控诉传至元老院，再结合罗马在其他战争中的遣使交涉及波氏等人的相关评论，有理由判断，罗马遣使交涉很大程度上是其先礼后兵和强化宣战理由的常见行为。此外，一些学者围绕第一次战争后的和约是否适用于德莫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Pharos）展开争论，[德莫特里乌斯是伊利里亚王国法罗斯（Pharos）地区的统治者，在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中向罗马倒戈，此战后受到罗马奖励，得到伊利里亚部分地区，后来成为国王皮涅斯（Pinnes）的监护人，详见S.Hornblower，A.Spawforth，and E.Eidinow，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Four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432-433.巴迪昂和格鲁恩（Erich S.Gruen）皆认为该条约仅适用于伊利里亚王国统治者，而对仅占有部分地区的德氏似乎并不适用，参见E.Badian，“Notes on Roman Policy in Illyria（230-201 B.C.），”pp.72-88; E.S.Grue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Ⅱ，1984，p.371.而埃克斯坦（A.M.Eckstein）和埃林顿认为，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德氏一度总揽国政，并娶了皮涅斯之母特里特乌塔（Triteuta），因此该条约对其亦有效力，参见A.M.Eckstein，“Polybius，Demetrius of Pharus，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Illyrian War，” Classical Philology，Vol.89，No.1 （Jan.1994），pp.57-58; R.M.Errington，“Rome and Greece to 205 B.C.，” in A.E.Astin and F.W.Walbank ets，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2nd ed.，Vol.8，Rome and the Mediterranean to 133 B.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91-92.沃尔班克的观点较为折中，认为德氏对罗马的义务并不明确，参见F.W.Walbank，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Volume 1 Commentary on Books Ⅰ-Ⅵ，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7，p.326.]笔者认为，该条约对德氏是否有效，取决于罗马对此的解释和利用。罗马认为德氏违反条约，所以予以打击，而斯凯尔狄莱达斯（Scerdilaidas）虽率舰队与德氏一并前往利苏斯（Lissus）以南海域，[斯凯尔狄莱达斯是公元前218年至前206年的伊利里亚国王，阿格龙之弟，继位之前是伊利里亚一位颇有权势的王公，公元前220年率舰队与德莫特里乌斯一起前往利苏斯以南海域，参见Polybius，The Histories，4.16.6-10.]并曾与腓力五世结盟，[Polybius，The Histories，4.29.2-3.]但未见罗马对其采取行动。另外，很多研究成果对波氏伊利里亚战争文本的来源予以分析，大多认为该文本受到费边·匹克托的深刻影响，而后者的著述旨在向希腊人论证罗马统治和扩张的正当性，所以研究者们对于波氏文本中罗马遣使的缘由、过程及特乌塔和德莫特里乌斯的负面形象等内容的批评，是颇有说服力的。[一些学者对波氏笔下罗马遣使的缘由、过程及对特乌塔的负面描写等予以考辨，参见F.W.Walbank，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Volume 1 Commentary on Books Ⅰ-Ⅵ，pp.159-160; Gerold Walser，“Die Ursachen des ersten rmisch-illyrischen Krieges，”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2，H.3 （1954），pp.314，317-318; Michael Zahrnt，“Die berlieferung über den Ersten Illyrischen Krieg，”Hermes，136.Jahrg.，H.4 （2008），pp.409-413;巴迪昂等学者认为，波氏对德莫特里乌斯负面形象的刻画也受到费边·匹克托的影响，真实性可疑，参见E.Badian，“Notes on Roman Policy in Illyria（230-201 B.C.），” pp.12-16; E.S.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p.370;埃克斯坦认为，波氏有关德氏负面形象的描写，并非对匹克托·费边等人带有宣传性质描写的盲从，而是基于众多史料和个人理解所得出的认识，符合德氏的真实形象，参见A.M.Eckstein，“Polybius，Demetrius of Pharus，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Illyrian War，”pp.56-59.但其重要立论依据，即“公元前228年的条约适用于德氏，所以德氏的行为违反条约”的看法，尚存争议。]然而，就波氏对伊利里亚人基本形象、当地希腊城邦地位及罗马伐罪功业的描述而言，尚有进一步缕析的空间。

笔者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史实脉络和文本叙事两方面考察波利比乌斯等古典作家的伊利里亚战争文本。在史实层面，以伊利里亚战争为主要案例，并结合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及塞琉古等诸势力政治交涉的相关内容，论述罗马遣使交涉在其对外扩张中的地位，尤其是增强宣战理由、合法化战争行动方面的作用。在文本叙事层面，一方面缕析波氏等史家如何将罗马对伊利里亚的征服呈现为奉辞伐罪、解救他邦的功绩，进而尽可能公允地认识和评价罗马伐罪之举的结果和实质、伊利里亚统治者的形象和政策以及当地希腊城邦的地位;另一方面结合波氏著述的重要内容，即罗马优良政体及其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中的作用，分析波氏伊利里亚战争文本的叙事逻辑和旨趣，把握该文本在波氏整体著述中的特定地位。

一、“先礼后兵”：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前罗马遣使交涉

古代伊利里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大致包括亚得里亚海东岸和内陆部分地区，东与马其顿接壤，南部临近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伊庇鲁斯（Epirus）等邦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伊利里亚王国积极向外扩张，[关于此时对伊利里亚向外扩张有利的外部环境，参见J.Wilkes，The Illyrians，1st ed.，Oxford：Wiley-Blackwell，1996，pp.128，156-157.]先后占领科西拉（Corcyra）、法罗斯等地。国王阿格龙（Agron）死后，其妻特乌塔成为年幼国王皮涅斯的监护人和王国实际统治者。[Polybius，The Histories，2.3-8; Appian，Roman History，The Illyrian Wars，2.7，translated by Horace White，1988.]波利比乌斯和阿庇安的著述是我们回溯伊利里亚历史的主要史料，[狄奥·卡西乌斯、李维、弗洛鲁斯等作家也有一些相关记载，但或者基本来自波氏或阿庇安的著述，或者语焉不详，史料价值有限。参见查恩特的评论：Michael Zahrnt，“Die berlieferung über den Ersten Illyrischen Krieg”，Hermes，136.Jahrg.，H.4 （2008），pp.400-401.]前者相对后者记述更为详细，二者对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的描述既有一致和互补的地方，也不乏看似抵牾之处，[查恩特分析了波氏和阿庇安对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描写的不同之处，参见Michael Zahrnt，“Die berlieferung über den Ersten Illyrischen Krieg，”p.401.]如罗马遣使调查的背景和缘由，波氏记载是因为罗马商人遭到袭扰、抢劫甚至杀害，“越来越多的人向元老院反映这个问题”，[Polybius，The Histories，2.8.3.]未提及伊萨的求援。而依阿庇安记述，伊萨的求援才是罗马遣使的主要原因。[Appian，Roman History，The Illyrian Wars，2.7.]事实上，波氏和阿庇安的记述不仅并不矛盾，而且相互补充。[就波氏此记述的真实性问题，笔者赞同查恩特的分析，即依据此战后罗马制约伊利里亚劫掠行为的举措来看，对方的劫掠行为显然是罗马遣使的重要缘由，所以波氏的记载应该是符合史实的，参见Michael Zahrnt，“Die berlieferung über den Ersten Illyrischen Krieg，” p.405.就阿庇安笔下伊萨向罗马求援的真实性，格鲁恩和波尔（H.Pohl）持否定态度，但缺乏具体论据，参见E.S.Grue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pp.361-362; H.Pohl，Die Rmische Politik und Die Piraterie Im stlichen Mittelmeer Vom 3.Bis Zum 1.Jh.V.Chr，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1993，pp.65-66.查恩特和瓦尔泽对阿庇安笔下伊萨向罗马求授的真实性持肯定观点并列出了令人信服的依据，详见Michael Zahrnt，“Die berlieferung über den Ersten Illyrischen Krieg，” pp.403-404; Gerold Walser，“Die Ursachen des ersten rmisch-illyrischen Krieges，” pp.316-317.]由此，伊利里亚人的劫掠和扩张、罗马商人的控诉及伊萨的求援，为罗马介入伊利里亚事务提供了合理借口。据波氏记载，元老院派遣两位元老盖尤斯·科伦卡纽斯（Gaius Coruncanius）和卢修斯·科伦卡纽斯（Lucius Coruncanius）前往调查，要求特乌塔约束其臣民的劫掠行为，而特乌塔受近来胜利的鼓舞，甚为傲慢，以轻蔑的态度回复：伊利里亚王国会尽量保证罗马人不受伊利里亚官方层面的伤害，但伊利里亚国王阻止其臣民的海上获利行为，则有违惯例。罗马使者声言，罗马会尽其所能使她就范，特乌塔因此被激怒，罗马一位使者在归国途中遇害。[Polybius，The Histories，2.8.12-13.沃尔班克认为，波氏笔下罗马使者的回应是沿袭费边·匹克托记述的产物，基本是事后（post eventum）建构，旨在美化罗马使者的形象，凸显罗马对属民所受不公的关切，参见F.W.Walbank，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Volume 1 Commentary on Books Ⅰ-Ⅵ，pp.159-160.]

波氏上述记载耐人寻味。其一，依特乌塔的回复，可见其无意否认臣民的劫掠行为，只是宣称因“不合惯例”而“不便阻止”。这表明，劫掠行为不过是伊利里亚人一种惯常的谋生方式而已，[亚里士多德曾将海盗行为、游牧、农作、渔捞和狩猎视作五种人类基本的谋生手段，参见Aristotle，Politics， 1.3.4，translated by H.Rackham，1944.据波利比乌斯和李维记载，伊利里亚人自古以来便因海盗劫掠而闻名，参见Polybius，The Histories，2.8.1; Livy，History of Rome，10.2.4，translated by B.O.Foster，1926.伊利里亚人也是希腊化时代雇佣军兵员的重要来源，相关讨论参见G.T.Griffith，The 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5，pp.12-14，71-72; H.J.Dell，“Demetrius of Pharus and the Istrian War，”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19，H.1 （Jan.1970），p.36.]即特乌塔所言的“海上获利行为”。换言之，作为统治者，她也无权阻止臣民求生和逐利。其二，在罗马使者武力威胁之前，特乌塔的回应，似乎并非波氏所言的那般傲慢，而是表露出愿意和解的姿态。[E.Badian，“Notes on Roman Policy in Illyria （230-201 B.C.），”p.76; R.M.Errington，The Dawn of Empire：Rome's Rise to World Power，p.37.]反观罗马使者针锋相对的回应，不仅仅是武力恐吓，更像是最后通牒，[E.Badian，“Notes on Roman Policy in Illyria （230-201 B.C.），”p.75; R.M.Errington，The Dawn of Empire：Rome's Rise to World Power，p.37.]特乌塔被激怒也在情理之中。如此来看，全盘接受波氏对特乌塔“傲慢无知”“鼠目寸光”[Polybius，The Histories，2.4，2.8.瓦尔泽和查恩特对波氏相关描写的批评，参见Gerold Walser，“Die Ursachen des ersten rmisch-illyrischen Krieges，” pp.314，317-318; Michael Zahrnt，“Die berlieferung über den Ersten Illyrischen Krieg，”pp.409-411，413.]等负面形象的描述，值得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