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近代中国对外国在华发行钞票的抵制

摘 要：  外国银行在华发钞的走势与列强的侵华路线相一致，从通商口岸深入京畿堂奥，从边疆商埠渐及内地城乡。外钞在华泛滥成灾，引起中国官绅商民的抵制，东北是中外攻防激烈的地区。近代时段，伴随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力谋收回金融主权，中外之间展开了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中方采取的主要举措有：颁行统一币制的法令章程;建立中国的银行体系;积极发行中国纸钞;直接限禁外钞。1934年的法币改革后，外钞基本退出中国的发行市场。货币战争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彻底取得最终胜利。

关键词：  货币;外国纸钞;外国银行;近代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唐朝的“飞钱”和五代十国的“契券指垛”，已有纸币雏形，宋代“交子”的出现更是在世界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宋代以来，钞币时断时续行用，清朝建立后，“自顺治八年兼行钞贯十二万八千有奇，至十八年因库藏充盈停止之后，二百年来未经行用”。①

直到1853年，为应对太平军兴后的财政困窘，清政府又开始发行官票（银票或银钞）和宝钞（钱钞）。1860年，因票钞利弊兼生，于是停发。1868年，发行的钞票停止回收，未收回者竟价值650余万银两，“业已逾限，一概作为废纸”。② 在中国官方停止发钞前后，外国人却在中国大肆发钞，此举逐渐引起国人惊醒，“由各方面而观，外国银行纸币侵害我国主权显而易见”。③ 本文侧重讨论近代时段外国纸钞在中国的盛行，以及中国对外钞的抵制，特别是拒斥外钞过程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的转进阐扬。④

一、限制外钞与发行国币

外钞的发行机构是外国银行，银行乃货币经济和金融发达的产物。16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贸易区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塞维利亚的财富流向安特卫普。1531年，近代银行的雏形安特卫普交易所创办。安特卫普与尼德兰、布鲁日、伦敦以及里斯本、意大利城邦等一起成为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真正首都”，比斯开湾的巨型“扎布拉船”把西班牙银币运到这些城市。1580年，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威尼斯银行成立。1694年，英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创建，“美洲的贵金属在此进行重新分配，分别流向德意志、北欧和不列颠群岛。这种再分配对欧洲经济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种交换、流通和银行放贷系统终于建立起来”。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14-715页。] 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落户中国，其在华设办的走势与列强的侵华路线相一致，从东南沿海侵入内陆腹地，[东北地区“遂致俄之卢布、日之军用手票、正金银行票所在畅行”。参见《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等为陈考察东三省情形事奏折》，谢小华：《日俄战争后东三省考察史料（上）》，《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第13页。] 从通商口岸深入京畿堂奥，[“鹰钞票——为华俄道胜银行于牛庄发行之纸币，用北京地名票加盖牛庄戳”。参见崔显堂：《九一八前东三省纸币》（续十一），《小日报》，1947年7月22日，第4版。] 从边疆僻地进入繁华市镇，[越南纸币流入云南通称“法纸”，港、津、沪、汉各地称“西贡纸”。参见万湘澄：《蒙自的东方汇理银行》，寿充一、寿乐英编：《外资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从势力范围扩至全国各地。[“德人近在青岛租界及济南、潍县分设德华银行，以为金融机关。近更发行银元钞币，流通于沿铁路一带，不下数十万元。即邮政局亦兼行使该银行钞币”。参见《山东巡抚袁奏改元伊始请因势利导以开民智随时变通以舒民困折》，《东方杂志》，第6卷第4号，1909年5月14日，第1页。] 外钞在中国境内的最初发行者是英国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1840年其在香港发行钞票，开中国领土上外国纸币流通之先河。其后，少数外国银行跟进，发钞量较小。上海在1863年以后，才出现外钞流通，此间“上海的中国人不像香港的中国人那样，他们对钞票不大理会”，他们还是觉得银两、银圆、制钱让人踏实放心。1870年代中期，外钞仍没有取得中国商人的信任。后来，情形有了很大变化，1880年代中期，汇丰等银行“所出钞票，在厦门一隅，已约六七十万”。[《厦市银钱述闻》，《申报》，1887年1月14日，第2页。] 发钞具有很大利益，西方人坦承“银行有发行特权使它具有相当于它库存流通券预备金三倍的、能产生利息的信用货币流通。所以它资金的整个增加额对它来说相当于使它允许达到的金额增加三倍”。[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页。]

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分别行用中国货币单位和外国货币单位，前者如麦加利、汇丰、德华、华比和花旗，以及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等，所发钞票与中国的银两制钱联系，“与中国银元有同等之价值”，针对中国发行，主要在中国境内流通，易被华人接受，便于普及，“其纸币均按平价兑回，信用卓著”，[《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大公报》（天津），1930年4月19日，第4版。] 却对中国通货构成直接冲击，并易于外方兑换中国银钱及收购各类物资，形成投机买卖，引发挤兑风潮。至于后者，主要是在本国或殖民地、占领地发行或挂钩的钞票，如帝俄的卢布票、日本的金票、英国汇丰的港币，还有法国的“法纸”等。中国已成为列强的集中发钞地，据1923年的调查，外国在华的发钞银行有：麦加利、汇丰、荷兰、有利、汇源、花旗、华比、正金、朝鲜等14家（早期发钞的丽如等已经停歇）。[顾宝善：《对于外国银行发行纸币之管见》，《大陆银行月刊》，1923年第1卷第3号，第62页。] 花花绿绿的各形外钞在华泛滥，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初叶外国银行对华发钞额为：华俄道胜（1900—1911年）1112万余卢布、汇丰（1900—1911年）20 019余万元、麦加利（1900—1911年）475万余镑、东方汇理（1900—1911年）58 500余万法郎、花旗（1907—1911年）106万余美元、横滨正金（1907—1911年）2681万余日元、华比（1910—1911年）185万余法郎、德华（1907—1911年）543万余银两。[张振鹍：《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256页。] 外国发钞机构既联合对华，又相互争夺。法国人就愤愤不平地表示：“在上海、汉口、广州存在着不少英国银行，在中国却不存在法国银行”，而在华未设分支机构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却只是一家境外发行银行。他们认为法国银行在中国应当享有“特殊的地位，以及不再有任何存在理由的束缚”。[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16页。]

图谋摆脱任何束缚的外国银行发钞愈滥，对中国的危害愈大，国人的抵制情绪也就愈强。“夫国之所以立在财，财之所以运用在权，财政失而全权欹，国奚以国？”[《总办江南商务局刘世珩著〈银价驳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160页。] 国人危亡意识愈发强烈，“中国境内流通之外国纸币，尤属侵越主权，应切实抗议”。[《全国银行公会建议案》，《大公报》（天津），1921年10月23日，第6版。] 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播扬，各界对外国纸钞渐生排拒心理，有人出谋划策，建议“控制外国银行的纸币发行”须采取如下措施：由中国政府限制发钞数额，“以防滥发之弊”;政府随时派员至外资银行“调查准备金”;限定发行范围，“外国银行只准在设立分行之通商口岸发行纸币，如刊印内地地名之纸币则一律禁止”;“发行纸币须纳发行税”;规定外国银行的发行年限，“满期后即行停止其发行权，以杜绝永久发行之弊”;施行注册手续，“其未发行之银行不得相继效尤”;“外国银行须将发行纸币之流通额每月编制月表送交”中国财政部，以凭考核。[顾宝善：《对于外国银行发行纸币之管见》，《大陆银行月刊》，1923年第1卷第3号，第61页。] 也有人干脆提出：“外国银行发行钞票应提议取消，以除纸币统一之障碍。”[《全国银行公会建议案》，《大公报》（天津），1921年10月23日，第6版。]

中国的货币抗战来自两种情绪的激促，除了对外国在华擅自发钞的不满以外，还有对列强在华抵制中国纸钞之做法的效仿。1909年，在已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发生各驻在国外交官和金融从业者联手抵制中方银行发钞的事件，外资银行集会采取联合行动，驻沪的“领事领袖”向中国当局质问：中国的信成、信义、有限等多家银行是否“允准发兑钞票”？发行有无“限制”？准备金多少？商办银行有无发钞资格？要求清政府“速饬调查预筹稳实办法”。[《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致度支部农工商部电——为上海外商银行会议抵制中国钞票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91页。] 该总领事还悍然表示：除了中国“通商”一家银行外，对所有中国官商银行的钞票均不承认。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中外经贸往来的中心场域和物流币流的集散重镇，外方拒收中国发钞，其影响格外巨大。这场官司还从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打到政治外交中心北京，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就此事特别照会清朝外务部，一纸钞票引发了国际纠纷。中方也据理力争，上海道台蔡乃煌驳斥道：在中国境内，无论任何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都得以通用，不存在歧视，而如今外国银行居然抵制中国银行发钞，这将严重影响中外商贸。两江总督端方说得更不客气：“查各国通例，本国境内向不准用别国钞票。中国听各国银行钞票一律行用，已属万分通融”;不料在中方的宽宏大量之下，外方却主动挑起极端不义的货币纠纷，“今各国银行忽创议抵制不用中国钞票，喧宾夺主，实足骇人听闻！”如此反客为主的霸凌做法至为不妥。他说，货币关天下万民的身家利益，“此事一经宣布，各埠商民激于义愤，必用死力争拒，深恐酿成事端，即以我主权国体论，亦断不能退让一步”。他建议，为避免事态恶化，激发民众情绪，酿成中外冲突，“请即电饬上海领袖领事转致各国领事一体设法禁止，以重邦交，而维大局”。[《两江总督端方致外务部电——为沪外商银行拒用中国钞票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90页。] 外国银行对中方“说不”，从反面给中国人以激励或启示——发钞与国家主权有关，钞票与民族尊严相连，货币领域也有交战，对货币也是可以抵制的。清末民初，中国采取了旨在收回金融主权的系列举措，此乃没有硝烟的货币抗争。其大要如下。

颁行限禁外钞、统一币制的约款章程。在1902年的中英《通商行船条约》第二款中明文约定，“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在1903年的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第十二款内，又加了一句话：“凡纳关税，仍以关平核计为准”，强调以中国的银货计量单位为标准。同样内容的条款又载入1903年的中日商约和1904年的中葡商约中。[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 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2、187、193、255页。] 1906年，度支部制定《整顿圜法章程》，表明将统一国币，逐步取消非法币的纸币流通。[度支部辑：《度支部币制奏案辑要》，北京益森宣统年刊本，第41页。] 1910年的《币制则例》第22条规定：“凡在大清国境内，以大清国币交付者，无论何人，无论何款，概不得拒不收受。”[《度支部尚书载泽折——厘定币制拟定则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788页。]

限制外国在华兴建银行，支持兴办中国地方银行。这方面的动作较早，1887年7月，美商米建威（Mitkiewicz）拟“在中国通商各口开设华美银行”，获北洋大臣李鸿章同意，签署“简明章程十二款”，规定该行“可发流通之票，惟发出票数，不得过本行存银之半”，通过约章明文规定享有发行纸币的资格权限。[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699页。] 美商的设计旋即因遭到多方反对而作罢。在限制外国银行的同时，大力发展国人的发钞系统，在列强的银行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建立国人自主的银行体系。一方面，成立中央政府直辖的“央行”，“光绪二十二年京卿盛宣怀请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并以精纸用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管理户部事务麟书等折——依克唐阿所奏应暂缓置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34页。] 另一方面，兴办大批地方银行，不仅官办，而且还鼓励民办，不仅在都市大埠，而且还在边远地区兴办。在清末，此类边地银行有较大扩展。1907年，吉林将军达馨咨文称，“吉省外国纸币日渐流通，非设法抵制不足以固主权，而重财政，应请大部速筹办法，于吉林设立银行，以保权利等情”;度支部回应“刻正筹划组织情形”。[《吉林请设银行》，《大公报》（天津），1907年4月7日，第3版。] 1909年，清政府推出“增设边地银行”计划，“度支部已与大清总银行张监督议定，于今年先就沿边各省推设分行以期抵制外国纸币”，[《增设边省银行》，《大公报》（天津），1909年5月11日，第5版。] 决定“凡边省商务繁盛或外国纸币畅行之区，一律添设大清分银行以示抵制”。[《推广边省银行》，《大公报》（天津），1909年5月29日，第2版。] 此项企划甚至远及边域，理藩部“寿尚书在黄寺与达赖喇嘛专议此事，刻已决议设立大清分银行数处以示抵制”。[《消息》，《申报》，1909年3月13日，第5页。 ] 晚清时期，中国发行纸币的另一大系统是受官方控制的钱局银号，据统计，清末在22个省和京津等地共设立发行钱票的官钱局等机构共计38家，[《清末官钱局号简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08-1009页。] 发行了大量纸币，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布局全国的层级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