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民塑造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不仅是以农业机械为主的“技术下乡”的过程，也是改造农民传统思想、形塑与农业机械化相适应的新农民，进而完成“思想下乡”的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在农业机械化的实践中，国家将对新农民的塑造嵌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以此整合农民思想观念、强化农民的集体观念、激发农民的主体观念、培养农民的科技观念，从而塑造了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技术、有文化、有全面才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这一历史进程对“十四五”时期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对农民思想的正向引导，以及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 20世纪50年代;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新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农业机械化是指农业生产操作动力由人畜力转向机械的过程，是进行技术改造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机器本身以及机器所承载的技术能否被农民所掌握和应用，是决定农业机械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机械化，就是要把我国几亿农民变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①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实践过程，不仅是以农业机器为代表的“技术下乡”过程，更是塑造机械化所需“新农民”的思想改造过程。近年来，学界直接涉及“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研究，通常采用“国家—社会”视角，以反思为目标，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进行对比，预设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由“先天不足”到“后来居上”的价值判断。② 对农业机械化所关涉的重要主体——农民，却鲜有着墨，即使涉及，也很少超出“三农”问题整体框架，③缺少对“技术—思想”视域下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思想观念转变之间联系的探讨。[苏泽龙：《20世纪50年代山西农村扫盲与农业生产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5期。此篇论文主要论述扫盲运动对山西农业生产产生的积极影响，其基于“思想—技术”二者间的由此及彼，与本文基于“技术—思想”的论证结构，虽在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均不一致，但可以视为思考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新研究路径。]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对文献、报刊、档案等资料的分析解读，以农业机械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为切入点来考察“技术”怎样与“思想”实现同构，即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实践路径如何实现对农民传统思想的改造，以及塑造了怎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以期为“十四五”时期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农业生产，“以‘物’的现代化，带动‘人’的现代化”，[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8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培养造就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050.htm。]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一、机械化发轫：“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与农民集体观念初现

既往学界关于中国农业机械化起步时间的界定，往往根据党和政府“先合作化再机械化”的路线选择，将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视为中国农业机械化起步之时，抑或是以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界，将时间拉到1959年。然而，考察历史发现则不尽如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即在东北等老解放区着手筹建机械化农场，投入资金、购买农机、积累经验、教育农民、培养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45页。]及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华北、东北地区已建立机械化农场共19处，拥有拖拉机200余台以及各种大型的犁、耙、播种机、镇压器、联合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机械1000多台”。[《当代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局部地区试行试办的机械农场在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派出机耕队为附近农民代耕代种。党领导的这些创造性活动，均可视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起步。

然而，对长期处于小农生产模式下的中国传统农民而言，接受现代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实际上存在着诸多思想障碍。即便在全国最早建立起机械化农场的黑龙江省，很多农民在面对现代农机时仍信心不足地说，“不管啥样，是带轱辘的农具就不好使”，[松江省农林厅：《松江省推广新农具工作总结》，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J26-2-29。]甚至有农民说，“没建国前，不用犁杖就能种地，现在怎么就不行了？”[松江省农林厅：《松江省新式马拉农具推广工作初步总结》，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J26-1-62。]认为“拖拉机开的倒是挺快的，种地恐怕没把握”。[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厅：《绥化县宝山农业机械分站春季代耕工作的调查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152-1-273。]究其原因，部分学者认为缺乏知识文化严重阻碍了农民对新农具的接受能力，[薛金慧：《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传统意识的改造》，《苏区研究》，2018年第1期。]也有学者认为农民沿袭父辈耕作经验，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在应对外界风险时的承受能力极其微弱，只允许其在现有生产结构内部进行某些微小比例的调整。[高斐：《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利益满足分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诚然，中国农民长期囿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没有创新的思维和突破的能力，但这一特点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或是思想保守。实际上，“农民是讲求实际的理性群体”，[[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页。]“他们谨慎地调整传统种植比例，以便安全而又稳定地追求他们所认为的最大利益”，[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毛泽东指出，“要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农民才会拥护我们”。[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0页。]因此，要实现农业机械的“赋能”[陈彦君：《农机赋能：集体化时期农民主体性的成长及其社会效应——以山西汾阳贾家庄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作用——在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改造农民传统思想观念，前提是让农民能够“看得见”其中的物质利益。基于这一出发点，新中国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机器，创办国营机械农场，通过对农业集体化、机械化优越性的“示范”，[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在《国营农场经营规章》中，将国营农场的建场任务明确定义为，“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科学技术，显示出农业机械化、集体化生产的优越性，向农民示范，并具体帮助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735页。]让农民“看得见”蕴含其中的物质利益。

国营机械农场如何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优越性以“示范”形式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先决条件是农场本身的生产搞得好，“多打粮食是测量国营农场主要尺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736页。]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机械农场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确实在粮食产量上起到了示范效果。据1951年全国38个国营机械农场主要农产品收益统计，“各国营机械农场的小麦、棉花、大豆、芝麻分别为全国平均产量的174.7%、155.4%、157%、155.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771页。]机械农场在主要农作物上大面积丰产，使农民看到了集体化、机械化生产带来的好处，常常羡慕地说：“机器转一转，顶咱干半年。”[《把荒野变成“粮仓”，从赔本走向丰收——记国营“九三”机械农场建场三年来的经历》，《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9日，第2版。]如河北省国营机械农场使用机械耕作的农作物亩产量高出当地群众未使用机械耕作的农作物亩产量两倍以上后，

群众赠以“生产导师”“技术参谋部”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830页。]山西省国营机械农场机械耕作后的农作物亩产量平均能比当地农民高出20%以上，因此，“向农场学习”也逐渐成为当地农民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831页。]生产落后、粮食匮乏，是新中国农民对革新农业生产技术迟滞徘徊的物质根源，而国营机械农场的丰产事实给农民带来直观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使其对农业生产方式有了新的认识，促使他们开始具有向集体靠拢的意愿。

国营机械农场为农民实地进行机械化代耕代种后，提高了农业耕作效能，农民有余力发展副业生产，进而获得了“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如1950年，吉林省舒兰县的孙绍岩互助组使用国营机械农场的开荒机、播种机、锄草机耕种138亩地，比临近使用旧农具的互助组提前七八天结束播种，进而抽出许多人畜力挖壕防水，并且新开了260余亩荒地。[《新农具的故事》，《人民日报》，1950年8月8日，第2版。]较高的耕作效率使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能从事防范自然灾害的基础工程修建。同时，机械化耕种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农民们只需要进行一定的田间管理工作，农村中的妇女、半劳力都可以参加完成，这样不仅补充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同时节省出的青壮年劳动力有时间发展副业，增加收入。如1951年松江省小明甲屯刘文彬互助组接受“九三”机械农场代耕代种，从春耕一直到夏锄，每天只需要十三四名妇女参加生产，这样就可以抽出3台车去给人“拉脚”，[拉脚，指用大车载客或为人运货。]半个月时间就收入500元。[松江省农林厅：《松江省推广新式农具总结》，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J26-1-62。]

尤为突出的是，在国营桦川机械农场帮助下建立起全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星火集体农庄。由于实行机械化翻地整地，节省了大批劳动力，为发展副业生产创造了条件。从1952年开始，农庄陆续办起了园艺组、畜牧组、种子队、制米厂、铁工厂、木工厂等副业项目，有22人从事副业生产，一年纯收入1800多元，人均收入也由1951年的160.48元，增长到1952年的261元。[梁凤锡：《黑龙江省星火集体农庄发展史》，《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制》编辑室编：《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选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421页。]在星火集体农庄的影响下，“桦川十区范围内农民，没有一户不想用新式农机进行代耕的”，因此“主动消减了笨农具组，组成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松江省农林厅：《松江省推广新式马拉农具总结》，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J26-1-62。]机械化耕作在局部地区的试验成功，既实现了粮食增产，又实现了农民增收，将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转化成了“摸得着”的物质利益。

在新中国农业机械化起步时期，通过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不仅将农业机械作为一种新型生产方式植入农业生产，而且通过机械化、集体化生产的优越性，实现了对农民分散经营的小农意识在集体观念认同上的初步构建。[参见宋学勤：《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的社会建设与社会认同——以北京市为中心的探讨》，《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学者以城市为基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建设过程中，虽然表面上是在导入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方式，但在其实践过程中却实现了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意义。笔者受这一观点启发，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农业机械化实践实际上是对农民的生产导入一种新型生产方式，进而对农民传统思想观念产生了改造效果，实质上实现了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意义。]由于筹建国营机械农场所需开销巨大，且其创建所仰赖的工业体系尚属空白，因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建场数量少且影响范围有限，但其巨大的“赋能”作用已经初见成效。基于这一意义，国家于1953年开始，以建立农业机器站的形式在全国农村有计划地推广农业机械化事业。

二、机械化部署：“发展生产”与农民主体观念形成

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计划强调“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并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虽然党和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确立了农民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主体基调，但农民对自身主体性的认知程度、主体观念的形成进度明显滞后于国家现代化进程。1952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基于对现有土地“存量”上的分配，在总量上并不能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村一时难以摆脱极端贫困状态。因此，农民在生产技术上等待国家机械化、等待国家经济援助，这一主体性的双重缺失，使得农民在“一五”计划开始初期缺乏主动性、自觉性，也缺自主性、创造性。为了解决农民生产困难，尽快调动农民生产主动性，党和政府将建立农业机器站[农业机器站、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与拖拉机站为并存称谓。]视为“对农民最现实的一种帮助”，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中央农业部关于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会议情况给中央财委、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的报告》（1954年7月6日），农牧渔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编：《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