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南明”史概念发生与传播探论

摘要： 指代南明断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时最先出现，道咸间被钱绮用作书名，但却一直都是清廷的政治禁忌。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学者对此不满，在乾隆时即用“南明”作为书名。清末，中朝两国同时兴起反清运动，朝鲜人郑乔将其南明史著寄赠章太炎，增强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南明”意识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传播开来。民国初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视。抗战爆发后，南明史的象征意义再次凸显，促使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等南明史家和流落西南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南明”史加以重视，“南明”语境骤然形成，“南明”史概念风行一时。抗战后，“南明”史概念的传播虽因政治意义消失而退潮，但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史学现象，在课堂讲授和课题研究中，历久弥新。

关键词： 南明;南明史;清朝;民国

概念是以词汇来表达的，不同的词汇表达不同的概念及其背后的意义。“南明”一词出现较早，但流行较晚。时至今日，由于谢国桢《南明史略》、柳亚子《南明史料》的问世，以及南炳文、顾诚、钱海岳各自的《南明史》的出版，“南明”符号及其指代的那段历史——南明史，已成为明亡后福、唐、鲁、桂四王政权历史的鲜明标志，成为人所共知的流行概念。然而，“南明”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概念，它所指代的南明史也并非一个“顺理成章”的断代史名称，因其隐含抵御外侵的特殊含义而经历了专制压迫。前人对此问题有零星或零散的讨论，但未及做系统的探究。①本文拟对清至民国时期“南明”及其指代的南明史概念的发生与传播，进行梳理和论述。

一、“南明”史概念在清前中期的昙花一现

“南明”是指明朝灭亡后，明室后裔在南京、福州、肇庆、安龙、昆明等地建立的福王朱由崧弘光、唐王朱聿键隆武、桂王朱由榔永历以及鲁王朱以海监国等一系列政权。南明各政权都自称“大明”，不会贬自己为“南明”。英国近代化学奠基人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于1671年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一本南明时的《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并将其转赠给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此为南明人自称“大明”而非“南明”之铁证。②上述政权灭亡后，“南明”概念反而有了尊崇它们的政治含义。“南明”一词是比附“南宋”而出，而南宋被认为是北宋的正统继承者，“南明”概念的使用亦有此意，蕴含否定清朝的倾向，因此清朝灭掉南明后，为消解南明的正统地位和历史记忆，而大兴文字之狱，严禁撰述南明史和使用南明年号，“南明”一词成为敏感的政治符号被禁止提起。清朝指称上述南明政权及其时代、人民，一般都用“晚明”“故明”“残明”“续明”“明季”“明末”“明余”“明亡”“大明亡国”“南疆”“南天”“南都”“胜国”和“明遗民”等概念，基本上没有人用“南明”一词来指代弘光至永历时的历史，或用“南明”作为史书之名。笔者检索了清修的《明史》和《清实录》，乃至《清朝经世文编》等清朝文献，均未见到专指朝代的“南明”一词的踪影。

然而，仍有极少数人犯禁提出“南明”概念并用做书名，不过只是昙花一现。

“南明”的概念，在清代康熙年间已经出现。江阴人陈鼎（1650—？）在其所撰《东林列传》卷一二《黄道周传》的末尾，以“外史氏”为名发表议论：“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犹狼仓（即踉跄）以图恢复，不亦难乎？假使南渡以来，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国，或者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于江左。奈何马、阮不死，又欲诛戮东林，期于斩草除根而后快，则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复燃乎？”（清）陈鼎：《东林列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5册，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632页。陈鼎这里称“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显然是比照“南宋”而提出“南明”概念。《东林列传》较早的刊本为康熙五十年（1711）的铁肩书屋刻本，这说明此书当在康熙年间完成。那么，“南明”一词的出现不晚于康熙年间殆无疑义。 高小娥：《“往事南朝一梦中，兴亡转瞬斗秋虫”——有清一代南明研究史》，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1页。不过，直到钱绮之前，清朝无人敢再提起“南明”一词。

19世纪中叶，钱绮（1798—1858）率先用“南明”一词作为书名，撰写了《南明书》。顾颉刚据此认定“南明”一词为钱绮首创：“明、清之际，流传野史极多，但经清政府的禁毁，加以文字狱大兴，留存者极少。嘉、道以后，文禁不如以往的严密，但时间既相隔较远，材料的搜集颇难，故成书极少。惟徐鼒有《小腆纪传》六十五卷、《补遗》五卷。复有《小腆纪年》二十卷，用纲目体，搜集史料略备。又钱绮《南明书》三十六卷，未刊行，傅以礼曾见之;‘南明’一词即为钱绮所首创。戴望对南明史亦曾用力，欲作《续明史》，惜仅成传数篇。”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0页。然据前文所述，“南明”一词显然不是钱绮所首创，而是陈鼎，不过钱绮是最早将之用作书名的人。

钱绮使用“南明”概念撰写《南明书》，是在清朝对南明忌讳有所放松的背景下。道咸以后，“私家学者大都有结撰贯通性、综合性的南明史撰述的学术追求”，钱绮便在这种背景下撰写了《南明书》36卷，但该书“惜其散佚，不存于世”。 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张星鉴（1819—1877） 关于张星鉴的生卒年份，参见蔡德龙：《张星鉴〈仰萧楼文话〉及其骈文学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24页。在《仰萧楼文集》中称钱绮“熟明季遗事，著《南明书》三十六卷……咸丰八年卒，年六十一”。 张星鉴：《仰萧楼文集·怀旧记·钱绮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吴航推测，钱绮撰著《南明书》，在道光七年（1827）之后。笔者认为《南明书》成于咸丰八年（1858）以前。

除钱绮之外，夏燮和徐鼒两位史学家也开始突破清朝的忌讳，直接书写南明历史。他们虽然打破清朝禁忌，直书了南明的历史，但均未使用“南明”概念，只有同时代的钱绮直接用“南明”一词作为著作之名。这说明，当时政治环境虽然有所松动，但仍然比较严峻。据钱绮在咸丰七年（1857）自述，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六年（1832—1836），他从正谊书院“肄业时”，书院山长、泾县人朱兰坡曾向他“询及时文之外，涉猎何书”？当时“绮方搜罗胜国轶事，遂以阅《明史》对”。 （清）钱绮：《左传札记》卷首《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297页。钱绮当时搜罗的“胜国轶事”，其实是南明史事，但却回答说是在读《明史》，隐瞒了事实。显然，当时的政治氛围，还不足以松动到可以公开搜集和撰写南明史。因此，除钱绮外，他同时代的人，虽然都在撰写南明史，但没有人敢将自己的著作称作“南明”。

需要指出的是，乾隆时人南沙三余氏编写的《南明野史》虽然用了“南明”一词，但它不是原名，而是后人所改。其原名为《明季五藩实录》（又名《明末五小史》）。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编者：《弁言》，三余氏：《南明野史》卷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5种，台湾大通书局1960年版，第1页。1929年，王钟麒对此书进行“校补缺文，是正称谓……总颜为‘《南明野史》’”。 （清）王钟麒：《跋》，三余氏：《南明野史》卷末，第275页。由此可见，该书是乾隆时的书，但书名则是民国时的书名。谢国桢著录此书为“《五藩实录》八册”，下注“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作《南明野史》”，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可谓一目了然。

由于钱绮《南明书》的出现，使得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人是在此时才提出“南明”概念。美国南明史专家司徒琳称：“众所周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学者才使用‘南明’这一称谓。”并说：“南明一词的晚出是可以理解的。此词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对其他朝代、尤其是对南宋的称谓一样，意味着对某些政权表示尊重，视其为正统。而清朝官方对这些政权的态度尽量予以抹煞。大多数清朝学者提及1644至1662年这段时期，总是称为明末、明季、南疆，或是用前朝亡国的典故以为暗示。” [美]司徒琳：《英文版序言》（译文），[美]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严寿校：《南明史（1644-1662）》卷首，第1页。司徒琳所说的“众所周知”，便是指钱绮撰写《南明书》这件事。显然，她与顾颉刚一样，都未能发现比《南明书》更早的《东林列传》已经使用过“南明”一词。

总之，“南明”一词作为晚明偏安政权的代称，始于康熙时陈鼎的《东林列传》，在中国率先用“南明”作书名的是19世纪中叶钱绮的《南明书》。然而，在中国的东邻朝鲜，乾隆时已有黄景源和成海应二人用“南明”作为书名。

二、朝鲜士人在清中期和清末两度率先用“南明”作书名

用“南明”作史书之名，最先出现在邻邦朝鲜。乾隆年间，朝鲜官员黄景源有感于《明史》不写弘光至永历的帝统，愤然撰写了《南明书》，这是最早以“南明”用作书名的史书。据《李朝实录·正祖实录》记载：“（正祖）十一年丁未（乾隆五十二年）二月癸未，判中枢府事黄景源卒……景源字大卿，号江汉……常以春秋大义自任，见张廷玉《明史》，不与弘光以下三帝统，乃撰《南明书》，三本纪，四十列传，起弘光元年，迄永历十六年。”同时，他“又以崇祯以来，本朝诸臣之为皇朝立节者，作《陪臣传》”。 《正祖实录第二》卷二三，《李朝实录》第48册，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6年版，第150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光涛在复述黄景源著作时，一度将书名误写为“《南明史》”，并称原书“不可见”。 李光涛：《中韩民族与文化》，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8年版，第116页。

与黄景源几乎同时，成海应（1760—1839）也对张廷玉《明史》未把南明三帝列入本纪表示不满，特撰《〈南明书〉拟稿》以驳之。 [朝]成海应：《研经斋外集》第四册《〈南明书〉拟稿义例》，汉城：旿晟社1982年版，第159页。

朝鲜之所以率先用“南明”作书名，是因为当时的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将自己视为明朝的继承者，故竭力维护明朝及其后继者南明的正统地位，对作为“夷狄”而入主中原的清朝则持排斥的态度。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59页。正如纂修编年体明朝史书《续史略翼笺》的洪奭周（1774—1842）所称，他自己撰写“是书特揭弘光、隆武、永历之号，以续崇祯之后，此非所谓尊正统、攘夷狄、明大义于天下者乎？今天下胥而为戎狄，虽有是书不能广也，然不能广于天下而广之于吾东一国之内，则吾东方之意，岂不益有耀于万世哉！” [朝]洪奭周：《续史略序》，《渊泉先生文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131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263-265页。

不仅黄景源的《南明书》不传，成海应《南明书》也只是拟稿，并未成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政治高压所致。朝鲜虽然处于清朝外围，但作为大清的附属国，仍然感受到清朝排斥“南明”意识的巨大压力。洪奭周称“近世为明史者屡十家，皆迄于崇祯而已”。 [朝]洪奭周：《续史略序》，《渊泉先生文集》，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131册，第265页。据孙卫国所列《朝鲜王朝所修中国史书简表》得知，关于明朝史书，没有一个以“南明”为书名的。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258-261页。事实上，朝鲜王朝所修的明朝史书中，有很多仍将南明历史写了进去。如正祖所撰纲目体《明季提挈》20卷，记录了洪武元年（1368）到永历十六年（1662）之明朝史事;佚名所撰的编年体《明史纪略》，记录了洪武元年到永历十三年（1659）的明朝史实;李玄锡所撰《明史纲目》23卷（1771年刊行），记述了明太祖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的明代历史，同时将南明史实置于补编;南有容所撰纲目体《明书纂要正纲》18卷，意在更正李玄锡之误，强调南明正统，记录了洪武元年到永历十三年的史实;佚名所撰的《明朝殉节诸臣录》11卷，系改编乾隆四十一年（1776）所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而成，废清年号不用，采用南明年号;赵彻永所撰纲目体《续明史》40卷（1839年刊行），以及李宪明所撰《清史提要》3卷，记载了南明与清初的历史，以南明年号为准。然而，以上诸书都未敢直用“南明”之名。因此，乾隆时黄景源《南明书》之不传，成应海《南明书》之不成，盖非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