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在东北沦陷区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

摘要：1935年秋季，关东军出台“思想对策”，并指定由关东宪兵队统制实施。由此，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建立。该特务系统使用多种手段搜集各方情报，尤以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为重点目标。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一方面，使关东宪兵队基本掌握了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况，另一方面为关东宪兵队实施集中逮捕和武力“大讨伐”等镇压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关东宪兵队的情报搜集等活动并不能击垮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最终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思想对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东北沦陷区内的情报搜集活动颇为猖獗。1935年8月“思想对策”出台后，关东宪兵队组建了由其统制的特务系统，猖狂地指挥日伪宪警进行情报搜集等特务活动，而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便是其重要目标之一。

目前学界关于关东军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主要探讨的是奉天特务机关、哈尔滨特务机关、保安局所从事的特务活动，而有关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活动尤其是其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则罕见相关研究成果。①

而对此进行研究，不仅能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基于此，本文将在解读吉林省档案馆藏“思想对策”档案的基础上，②结合中方相关资料，论述分析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建立，以及其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进行的情报搜集活动的主要内容、手段和破坏性等。

一、“思想对策”的实施与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暴露出独占中国的野心。1935年开始策划“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五省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之下分离出来。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修订版），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日本将伪满洲国作为其“大本营”，迫切需要保证伪满洲国治安的“稳定性”。从1935年秋季开始，通过军事“讨伐”与政治镇压相结合的方式，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治安肃正”，出台“思想对策”，以“彻底普及‘满洲国’王道政策”

（伪）“蒙政部”：《康徳二年秋季治安粛正工作二伴ウ思想対策要綱》（1935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J0315-0007-0808，吉林省档案馆藏。的名义构建思想领域的防卫机制，对共产主义等“有害思想”进行监控与镇压，同时对普通民众实施思想控制。为有效地推动“思想对策”的实施，关东军给予关东宪兵队指挥其他警务机关的权力，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组建有了权力支撑。

关东宪兵队获取指挥其他警务机关的权力后，在伪满洲国各地设立以日本宪兵为中心的“警务联络委员会”，这是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最初形式。这个特务系统的组建几乎将所有日伪宪警都聚集在关东宪兵队的周围，“彼此相互协助，彻底消灭潜入地下的在‘满’共产党”。

《宇津木孟雄笔供》（1956年6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5页。“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委员长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时为东条英机）担任，各地委员长由宪兵队长、分队长、分遣队长、分驻所长分别担任。在各级委员会中，日本宪兵是实际联络者。

“警务联络委员会”成立半年后，关东宪兵队开始筹划将统制权更为稳固的“警务统制委员会”作为其特务系统的新形式。1936年4月1日，“警务联络委员会”改称“警务统制委员会”，关东宪兵队得以“合法”地控制各地各级宪警与行政机关。对此，1936年5月16日，东条英机称，“警务联络委员会”在执行“思想对策”过程中所发挥的联络作用“尚未达到期望的水平”，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统制力度”。

（伪）“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議事要録書類綴》（1936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J0315-0007-0798，吉林省档案馆藏。

在这个特务系统中，关东宪兵队起到了“大本营”的作用。为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于1935年8月对内部设置进行了调整，下设总务、警务二部，警务部下设第二、第三两个课。各地宪兵队本部设特高课，各地宪兵分队、分遣队设“特高系”。1940年5月，关东宪兵队组建了一支特殊宪兵队，即“思想宪兵队”。“思想宪兵队”在新京、奉天、大连、锦州、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设有7支分队，实际上就是“统一的侦察网”，一方面“加强‘满洲’的思想防卫”，另一方面“确立将来战争发生时的思想、情报、宣传、谋略之基础”。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宪兵队编成要领》（1940年5月30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228页。

此外，在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中最为“活跃”的是“特务警察”。1936年4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提出，警察机构要利用广泛、密集的监控网，“经常搜集‘匪’情，为‘满’军警行动提供依据”。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警宪治安肃正计划大纲》（1936年4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66页。1937年5月，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长大岛陆太郎提出，要扩充强化“特务警察”的力量，以此对抗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

大岛陆太郎：《在第五次警务厅长会议上司长的训示》（1937年5月2日），（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编刊，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编译：《满洲国警察史》，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454页。1937年7月，伪满洲国“治安部”下设警务司，警务司下设特务科，“首都警察厅”下设特务科，伪满各省警务厅也下设特务科，各县警务科则下设特务股，“特务警察”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得到扩充强化。1937年12月1日，在东北的所有外务省警察与关东局警察均转入伪满洲国警察系统，“特务警察”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扩充强化，其重点任务亦有所调整，转为“对民心动向的考查，民众安定的维持以及不法分子的搜查”等方面。

（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编刊，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编译：《满洲国警察史》，第306页。“特务警察”情报搜集的重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例如，根据1943年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特高科汇总的《特务汇报（第四号）》记载，“特务警察”除直接侦察“最近‘满洲党’及抗联‘匪团’”的相关情报外，还对“民心动向”和“‘国内’邪教秘密结社”的情况等进行侦察，以此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争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象进行情报搜集。

荻野富士夫：『特高警察』、岩波書店、2012年、154頁。

除关东宪兵队与“特务警察”以外，该特务系统还辖有其他日伪宪警机构，并在计划制定、人员配备、情报报告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点。关东宪兵队依据关东军的治安方针制定“思想对策”的年度与月度计划，并设置情报搜集目标，要求各地宪兵队“要以本队兵力为骨干，在始终一贯的方针下由干部施行一元化统制，要建立有组织、有联系、且持久的侦谍组织”。

《関東憲兵隊思想対策服務要綱ノ件》（1942年7月24日），関東憲兵隊司令部：《関東憲兵隊服務令達集》第二巻第十類，1943年，第2页。在日本宪兵的指挥下，“特务警察”等宪警机构共同实施情报搜集和镇压活动。此外，对于情报内容，关东宪兵队要求“每月月末进行调查，次月10日之前必须报告至司令部”。

《関東憲兵隊高等警察事務規程制定ノ件》（1942年7月24日），関東憲兵隊司令部：《関東憲兵隊服務令達集》第二巻第九類，1943年，第47页。

关东宪兵队之所以要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务系统，主要因为“思想对策”是以共产主义等“有害思想”为目标设定的一项镇压计划，而在这些“有害思想”下开展的抗日运动都是有组织性的，且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必然要求各地日伪宪警达成统一，共享情报。以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运动发展情况来看，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报告，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苏]季米特洛夫：《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斗争中的任务（摘录）》（1935年8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103页。在这种重大策略转变之下，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结合中国的现实需求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1936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指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同时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杨靖宇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称“我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体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并欢迎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1936年2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6，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11页。同时，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之间广泛发展抗日组织，这种发展形势让关东宪兵队十分担忧，认为“在‘满’共产党的活动虽然在表面上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对其地下秘密活动仍需保持警惕”。

（伪）“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議事要録書類綴》（1936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J0315-0007-0798，吉林省档案馆藏。可见，一个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务系统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所需要的。

二、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主要内容与手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工作非常重视。1921年至1923年，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时任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主要负责人的罗章龙前往东北考察工运并筹备党组织的建立工作。

高月泽：《第一个踏遍黑土地的共产党人——罗章龙纪事》，《党史纵横》，1999年第4期，第16-17页。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东北地区发展的序幕。此后，各级党组织进行改组，党团员人数不断增加，截至193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已有2个市委、1个特委、4个县委、8个特支。此外，中共北满特委下还有2个县委和六七个特支，党员、团员各1000人左右，在农村、工厂、学校共设有180多个党团支部。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八月份党、团和群众组织情况》（1930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内部资料1988年版，第297-298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率先号召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参与、指导和援助抗日义勇军工作，健全党组织，组建红色游击队。1933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了反日斗争是东北党组织的基本革命任务，并要求在东北实施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策略，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这对指导东北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为东北地区从土地革命斗争转向反日民族革命斗争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