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期的留德学生与美国文化独立的先声

摘 要： 19世纪初期到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有感于德意志知识精英推动的知识传播、公众道德的提升对民族文化振兴和统一的德意志精神的塑造，学成归国后在美国引入了现代大学精神，倡导对古希腊经典文献的研究，从而培养知识精英，引领社区自治精神，建构美利坚的民族性格。德国的历史哲学使留德学生意识到文化的民族性，因此在他们对德国文化的借鉴中，吸收了能够塑造公民美德的元素，以利于维护共和精神。留德美国青年在对美利坚民族历史的书写中，融和了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人道观念，从而凸显了美利坚民族的特性。留德美国青年对德意志文化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借鉴，并与美国的本土现实相结合，从而引领了美国文化独立的先声。

关键词： 美国留学生；德意志文化；美国；文化独立19世纪初期的美国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宪法为蓝本的共和制国家，但当时的美国工业化进程尚处起步阶段，而且由于缺乏历史传统，文化建设尤其薄弱，在世界舞台上仍然默默无闻。美国建国初期，一些有识之士即认识到知识的传播对共和国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开始倡导公众教育的推广，吸收和借鉴欧洲的文化和思想。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即承袭英国的建制、文化和习俗。建国初期，美国人的热情集中于对国家建制的讨论，热衷于写宣传小册子，却疏于文化的建构。尽管有康涅狄格州的作家创作出一些文学作品，但其主题却与美国本土的环境、生活和文化相去甚远，在风格上也具有浓厚的英国小说的特征。美国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曾在《纽约外史》中描绘了最早定居于纽约的荷兰移民，作家詹姆斯·F.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1821年开创了完全属于美国的题材，但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他熟悉的纽约州的韦斯切斯特地区。①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美国的史学作品也具有浓厚的区域特征，大多是城镇、州或地区的编年史。本杰明·特朗布尔（Benjamin Trumbull）的《美国通史》②和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③打破了地方史学和保守观念的限制，开始尝试把美利坚看作一个完整的国家来书写其历史。但是，二者都没有通过追溯北美殖民地和美国革命历程来探讨美利坚的民族特性。

进入19世纪，随着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追寻民族特性，进而建立民族文化成为很多知识精英的共识。尤其在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发展民族文化以对抗英帝国殖民者的呼声更加强烈和急迫。19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德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对美国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美国也正是在选择性和创造性地借鉴与吸收德国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创建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到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则成为德国文化输入美国的重要媒介，他们对德国文化有选择地吸收，率先发出了美国文化独立的呼声。

对第一代德国留学生的研究可见于19世纪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之关联性的著作中，教育家查尔斯·特温（Charles F.Thwing）在《美国和德国大学：百年历史》一书中介绍了在19世纪的百年间美国青年到德国接受教育的状况、移居美国的德裔学者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以及美国大学对德国大学教学方法的借鉴，其中第一章大致展示了第一代美国留学生在德国的学习生涯。［ Charles F.Thwing，The American and German University：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学者卡尔·迪尔（Carl Diehl）在其著作中以两章篇幅大致介绍了19世纪早期到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的总体状况，包括他们对德国大学的适应过程，以及对德国文化的了解和评价，作者认为第一代留德学生并未认识到德国学术的真谛。［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学者奥里·W.朗（Orie William Long）关注19世纪早期到德国留学的六位美国学者，简要介绍了其生平、在德国留学的经历和对知识传播与推动学术发展的贡献，也涉及这几位美国学者对德国文化的感受。［ Orie William Long，Literary Pioneers： Early American Explorers of European Culture，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上述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美国留学生在德国大学的学习状况，以及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体制变化的影响，但留德学生如何在回到美国后引介德国文化，从而塑造美国文化并推动了美国的文化独立，仍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从转移史（transfer history）的视角［ 转移史考察基于文化媒介关联起来的两个单位（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国家、区域、市镇、机构等）的相互关系。文化媒介指书商、出版商、大学、留学生等对技术、思想、观念等的传播和转移起到重要影响的因素。转移史亦关注某一民族文化内部的现象在传播到不同的文化之后引发的相似或不同的结果。转移史是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一种尝试，是跨国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对转移史的讨论，详见Heinz-Gerhard Haupt and Jürgen Kocka，“Comparative History： Methods，Aims，Problems，” ed.by Deborah Cohen，Maura O’Connor，Comparison and History： Europ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4，pp.31-37.］来考察美国以留德学生为媒介，在建立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和吸收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以及如何与本土环境和现实相结合来塑造美利坚民族文化的特性。

一、美国青年留学哥廷根的缘由及其对德国大学的评价

19世纪，很多美国青年学人选择德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在当时的欧洲，随着法国大革命转向拿破仑专制，法国走向帝国的趋势开始与美国的共和主义观念格格不入。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人眼中，法国人被视为“不信教者”，其松懈的道德感也倍受美国人憎恶。有些美国人认为，法国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会使人道德堕落。美国青年在法国仅能领会到智识生活的意义和艺术鉴赏的品位，而这些被美国人视为皮毛之物，真正的学识还是要凭借德国大学严格不懈的训练来获得。当时英国的大学也很有吸引力，然而英国的科学研究却在大学之外繁荣发展。一些兼备才智和财富的个人进行独立研究，远离社会和政治生活，且不关心国家事务，对推动英国的高等教育收效甚微。英国大学以培养绅士为目标的教学方式并不适合美国学生，因为后者把大学教育作为未来职业的铺垫。而且直到1871年之前，进入牛津、剑桥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签署安立甘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 三十九条信纲是新教安立甘宗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清教徒认为英国国教会对天主教的改革并不彻底，希望净化英国教会，因此遭到英国当局的迫害。为了进一步改革新教，清教徒在17世纪移居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传统深厚，因此美国学生无法接受签署三十九条信纲。］这个要求也是阻碍美国学生进入英国大学的原因之一。［ Charles F.Thwing，The American and German University：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p.76.］基于上述原因，在19世纪里，大部分美国学生选择德国作为海外留学目的地。

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学生不断奔赴德国留学。据粗略统计，1815—1914年大约有9000～10 000名美国学生在德国大学进行专业化的学习。［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49.］1810—1840年间在德国大学注册的55名美国学生，在哥廷根学习者为25名，人数远超在柏林、海德堡及其他地方的学习者。［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p.55.］哥廷根大学是当时德国大学的翘楚，其地位可与柏林大学匹敌。哥廷根大学建于乔治二世时期，主要由汉诺威王朝枢密院大臣闵希豪生（Baron Münchausen）一手操办，其本人也是启蒙精神的拥护者。另一位发起人是语言学领域杰出的学者海涅（Christian Gottlob Heyne），他拥有经世致用的智慧，是管理哥廷根大学的灵魂人物，其极高的声誉和威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学子。在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浪潮中，哥廷根大学不断得到发展，经过19世纪初期的改革之后，其学术声誉进一步提升，尤其在语言学、文献学和哲学等领域，在欧洲居于引领地位。哥廷根大学的语言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诠释文献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发展为批判式思维方法，并应用到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德国语言学家艾希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韦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和历史学家希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萨尔费尔德（Friedrich Jakob Christoph Saalfeld）继续将这种治学传统发扬光大。

美国的知识精英与哥廷根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66年，是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到哥廷根参加皇家科学协会的会议，由此美国学者首次与哥廷根大学建立联系。从1795年到1812年，汉堡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埃贝林（Christoph Daniel Ebeling） 与在波士顿北部萨勒姆镇的威廉·本特利（William Bentley）一直保持通信联络，［ Jurgen Herbst，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pp.14-15.］这使得哥廷根大学在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得以被新英格兰的学者所闻知，推动了美国学生留学哥廷根。1815年8月，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和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一同从波士顿启程到达了位于德国汉弗莱的小城哥廷根。两年后，以出色的表现从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毕业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得到学校的资助，赴哥廷根留学。此三人成为赴哥廷根大学留学的首批美国学生。

这三位青年均在享誉欧洲的哥廷根大学语言学系学习，研读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文献，同时修习现代欧洲语言。初到哥廷根，蒂克纳即被其现代大学的自由风尚和丰富的图书资源所吸引，求知欲得到了极大满足，弥补了之前的知识短板。他认为，阅读是智识增长的基础。哥廷根大学图书馆馆藏丰富，拥有大约200 000册图书，现代文学方面的书籍尤其丰富，学生可以自由借阅，这与哈佛学院的图书馆形成了鲜明对比。［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Boston： James R.Osgood and Company，1878，p.72.］

在两年多的学习过程中，蒂克纳被哥廷根大学学者们严谨的学风和深厚的造诣所折服。1815年11月10日，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古希腊语老师舒尔策博士（Dr.Schultze）：“每天我都被其讲授内容的多样性和准确性所震撼。他准备充分，探讨问题细致入微。在其令人羡慕的成就下，我每天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欧洲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差距如此之大！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才是希腊语学者，如何才能造就希腊语学者。舒尔策只比我年长几岁，我无法想象，多少时间的投入，或者怎样不可企及的天赋才能令他对已经被遗忘的语言如此精通。”［ 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