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语录

一望无际的麦子，翻滚着金色的波浪。母亲手握镰刀，灰色的大襟布衫后背被汗珠湿透，她没有停下挥舞的镰刀，而是继续不敢倦怠、不敢直腰地龙口夺食……麦收时节，又逢母亲忌日，我遥遥想起已在天国的母亲，想起她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的朴素的人生哲理，以及她对我的影响和教导。

母亲不识字，仅在土地改革时上过扫盲夜校班，会写自己的名字。小时候有月亮的夜晚，母亲把纺花车子搬到院子中间，我就近躺在她身边的凉席上，在纺车的嗡嗡声中，听母亲给我讲故事，说各种俚语和小曲。她的嗓音像百灵鸟一样婉转悠扬，我至今仍记得她对着我小声吟唱《妇女自由歌》的情景。如今，母亲虽然和我阴阳相隔，但她教育子女为人处世的智慧已根植于我的心中。

宁叫身受症，不叫脸受症

母亲干活儿利索。大集体时割麦，几十个女劳力每人分六垄，一字排开，镰刀飞舞，热火朝天，那个阵势现在想想都有点儿激动。母亲总是割在最前边，且麦茬最低。一趟（方言，用于成行的东西）割到头，她才肯直腰擦汗。稍微缓一下看哪位年长的落在最后，她便顺着她那几垄迎头去割，直至接上。

生产队运粪，男劳力挑，女劳力抬。母亲总让我和同龄的身高差不多的女伴一组，她和弟弟或小妹一组。45度角的扁担，粪筐总在母亲腿边，她还不忘给装粪的人说：“拍瓷实，跑一趟不容易，别洒出来。”

母亲常说：“力气是个啥，吃一个馍就有了。”麦收时节，她会把我们几个撵到几道沟的路上去拾麦。生产队的拉麦车过一趟，路边的枣刺都会挂掉几根麦穗，若遇一个小坑颠一下，车上也会抖落几根麦穗，有时幸运一晌能拾两个麦穗。整个麦收结束后，且在秋播前，母亲还会带我去麦地拾麦穗和麦粒。那年月，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年底算账还会透底。但母亲从不自卑，从不气馁，分粮时分得理直气壮。她知道儿女都在长大，只要不偷懒耍滑，没人会在背后笑话你，日子会越来越好。

吃亏是福，吃亏人常在

生产队时摘棉花，社员多有怀揣腰藏的现象，老实的也将裤兜塞得满满的，大家心照不宣，毕竟谁家都有几个半大孩子要吃要穿。下晌仓库交付棉花，待保管员过秤记账后，两只手抓两个包袱角往大堆上一倒，包袱一缠一卷一夹，两大把籽棉便拿回家了。对于这种明偷行为，保管员有时也睁只眼闭只眼。若哪天保管员黑着脸，大家都会老老实实把包袱抖得像迎风招展的红旗。

那时的农村小学有麦忙假和秋忙假，我也会跟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我看社员们偷棉花心中气愤，在母亲身后嘟囔：“他们偷的生产队的东西，也有咱家的一份！日后分棉花时，咱家就分得少了！”母亲一般不搭理我，只是在生产队拔花柴前，领着我返回摘过的棉花地，看哪里还有白色的影子。母亲会从棉花壳里找出残存的一丝一缕的战利品，哪怕手被硬尖扎的都是血丝。有时幸运，还能发现叶子下面藏着的绿色花疙瘩，拿回家晒两天，花嘴会自然张开，也能抠出几块像蒜瓣一样的短绒棉，和分的棉花搅在一起不耽误用。最后一次摘棉花一般安排在下午，待我们返回时，天色已暗，我们和其他几个拾花人一定磨蹭到天黑得完全看不见才肯离开，一路上开心地聊着谁手快拾得多，谁眼尖收获大，全忘了肚子饿得咕咕叫。

对公是这样，对私的人情往来母亲也是从不占别人一丝便宜。那时左邻右舍没有不借的东西，今天你借邻居一盆面，明天他借你家一碗油是家常便饭。我是老大，家里这些事一般都是我干，还面粉时母亲总轻轻蹾两下让面瓷实些，上面再冒个尖。母亲总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邻居陈婶的五个孩子和弟弟妹妹同龄，个头儿也差不多，每次出门行人情都来我家借衣服。她穿母亲的，也会给她的几个孩子借几身。这时母亲总会特意交代：“回来不用洗，我几个娃穿几天再洗。”陈婶还衣服时也会带些点心吃食给我们。但衣服不让弟弟妹妹再穿，母亲会洗掉饭渍和灰尘，再叠得板板正正地收起来，以便我们出门时再穿。

如今，我也过了古稀，从一辈子的经历和周围朋友身上发生的故事感受到，正直做人，遵纪守法真的不吃亏，该是你的，老天自会给你。我也常现身说法讲给子侄们听，让他们也记住他奶奶的话：“吃亏是福，吃亏人常在。”

不打不长记性

作为长女，我从小就是邻居眼中手快、腿快、嘴快的勤快人，父母也十分珍视我（因我上边有一个姐姐夭折）。父亲从没舍得动过我一指头，和母亲倒是闹过两次矛盾，但与长记性没有关系，几个弟弟倒是挨过不少打。

十岁那年春节前，父亲杀掉喂了一年的猪，打发了杀猪人一副下水，卖掉全部猪肉，只留了几个猪蹄给我们。母亲让我和七岁的弟弟去给外婆和大姨送点猪肉过年。

我俩一路出发，我用破麻包背着猪头，弟弟用一个竹篮装着几块内脏。我嫌那个麻包难看，也有点儿重，而且路远，不记得用啥话哄得弟弟和我互换，他把猪头径直背到庙底沟大姨家，我提着篮子轻飘飘地前往王庄舅舅家。

我小时愿意去舅舅家，因舅母脾气好，每次去都给我做豆馅馍和炒青菜。不想走了我就住一夜，夜里和她们拱在一个炕上，和她们一起玩闹。那次舅母照例领我在矿山厂职工食堂洗了澡，晚上在露天广场看了电影。第二天，我高高兴兴地返回家中。

推开大门，不记得母亲当时正在干啥，墙角抄起一把扫帚（平时只拿笤帚），气呼呼地开始撵我。母亲当时三十岁，我跑不过她，也不知为啥打我，眼看就要追上，我推开大门一溜烟钻进路边的玉米地里。那天晚上，我也没吃饭。父亲从玉米地里把我找回。躺在炕上，我细细反思，母亲一定怪我私自换了两家的礼物。

直到成年，我已调入商业局工作。春节时，下属各公司都会为局机关工作人员准备节礼，有一年食品公司给每人准备一个猪头，称好斤量用一个纸捻塞进猪耳朵里，我们拿着纸捻到总务交钱即可。我们科长知道我家八口人，就让我拿个大的。那年春节，母亲不仅整出猪舌、猪耳、猪拱嘴（猪鼻）几个凉菜，还熬出一盆冻肉，漂着油花的凉粉汤我们一家喝到正月十五。

那时我才明白，因我偷懒臭美，自作主张，辜负了母亲孝敬姥姥的一片赤心，真该让母亲拍一扫帚解气。

1966年9月，我在家务农。一天，大队干部来我家，说学校通知我去北京进行交流活动，还说他有几斤全国粮票借我拿上。父亲急忙跑到我另外两个男同学家里，他们都说没接到通知，估计下一批。母亲看我们忙碌准备，一句话也不说，当时三弟刚出生没几天，感觉她不想让我去也不说。第二天，我带上一身换洗衣服，拿了一个馍出门往西站二中学校赶。母亲跟在我身后，我快她也快，我慢她也慢，走走停停，出村已到雷家湾。母亲看撵不上，就从路边拾起一块砖头朝我腿上砸来，虽没砸中，我还是停了下来，母亲也坐在路边歇息。我俩对峙了一会儿，母亲开始返回，我也慢腾腾地跟在后面回了家。后来听说大坪和张赵的两个女同学结伴去了北京。

我和母亲怄气，不伺候她月子，只去生产队干活儿。母亲也不需要人伺候，我奶奶去世得早，母亲没见过婆婆，生育七胎，一般休息三天后就下地做饭干家务，一家人的吃穿都要从她手上进出。

长大后，我才理解母亲当年是担心我的安全问题，那年我不到十四岁，新城（三门峡）是我去过最远的地方。现在我也有了孙女，她有时出去玩，我千嘱咐万交代，一定要有伴同行，若是形单影只我也坚决不同意。

母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姐弟六人，我们一辈子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踏踏实实，对人谦和诚恳，都留下了不错的名声。现在我们也都做了爷爷奶奶，也常用母亲的语录教育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