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艺的双重叙事

民间传说中的蔡伯喈形象与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士蔡邕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元末文人高明观照自身命运，作南戏《琵琶记》，对民间传说的蔡伯喈形象进行了重塑，塑造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悲剧型文士形象。本文试图把《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人生悲剧、历史中蔡邕的命运遭际以及高明切身仕宦生涯相对照，从艺术、历史、现实三个维度，揭示三者之间耦合的命运线索。

一、弃“恶”从“善”：“蔡伯喈”形象流变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所说的“蔡中郎”故事，就是早在民间流传的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结为夫妇之后，蔡伯喈进京赶考。赵五娘贤惠孝顺，艰苦持家。岂料蔡伯喈考取功名之后竟然丢下双亲，抛弃发妻，另过一番荣华富贵的生活。其妻赵五娘在公婆死后进京寻夫，蔡伯喈却拒不相认，使赵五娘在马蹄下惨死。最后大不孝、大不义的蔡伯喈被暴雷劈死。

这个故事的演绎形式在南宋时已有鼓词，又有金院本《蔡伯喈》、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这些艺术作品中的蔡伯喈与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士蔡邕同名、同官职（蔡邕曾于汉献帝时期任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虽然艺术演绎与历史人物毫不相关，但细节处的巧合落到民间，让一代文豪在传说故事中成了不堪的“负心汉”“不孝子”。艺术演绎中的蔡伯喈和历史人物蔡邕缘何出现如此偏差，对此后人有种种猜测，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后人对蔡邕痛哭董卓之历史事实多有不齿，故而在传说中加以丑化。或许是不忍或许是相惜，一千年之后的高明，在历代传说的基础上，对一直以来的艺术蔡伯喈形象进行重塑，创作南戏《琵琶记》。高明的《琵琶记》虽没有改变“蔡中郎”故事的基本大纲，但其笔下的蔡伯喈形象较以前却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是为了个人功名而抛弃双亲和发妻的无情无义之人，而成了一名充满“哀伤”和“痛苦”的文士形象，不仅如此，高明笔下的蔡伯喈还成了“孝”“忠”“义”的道德模范。

那么高明为何要撕下艺术蔡伯喈身上黏着千年之久的“不忠不孝”标签，换成“全忠全孝”呢？明清之际影响较大的一种猜测，就是高明欲一“管”历史蔡伯喈的“身后事”，试图通过创作为其“雪谤”。而明人王思任认为高明作《琵琶记》主要是“传孝子贤妻之事”，因高明在《琵琶记》第一出中的【水调歌头】就提出了自己的创作宣言：“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他所作要让“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第一出《副末开场》）。事实证明，高明的《琵琶记》果然不负他“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第一出《副末开场》）的雄心，甫一问世就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可，上获得朱元璋“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徐渭《南词叙录》）的赞叹，下有“无班不演《琵琶记》，无脚不做《琵琶》中人”（洛地《戏曲与浙江》）搬演之盛，“曲祖”“传奇之祖”等美誉纷至沓来。

二、殊途同归：艺术蔡伯喈和历史蔡伯喈

高明到底是基于何种心理对“蔡中郎”故事进行改编以及形象重塑，今人的一切说辞不过都只是猜测。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高明在重塑蔡伯喈形象之时，从各处细节着手，试图将笔下的蔡伯喈与历史中的蔡邕尽力重合。除比较明显的籍贯、官职相同之外，《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博学广识、颇通音律、至性笃孝等形象特征也与《后汉书》中所载的蔡邕相同。然而这些只是表象的吻合，高明笔下的蔡伯喈和历史中的蔡邕还有一个重合的要点，这个要点进一步拉近了艺术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让高明笔下的蔡伯喈身上背负了更多文士的遭际：无论是戏曲中以中式经典大团圆“喜剧”结尾的蔡伯喈，还是现实中以悲剧收场身死名毁的蔡邕，他们都在身不由己之时自己把枷锁甚至铡刀架到了自己的脖颈儿之上，还不能说出半句分辩的话。

戏曲中的蔡伯喈虽有“高才绝学”，亦有心“望青云之万里”，但内心秉持“入则孝，出则弟（悌）”，故而又“怎离白发之双亲”（第二出《高堂称寿》）。但其父蔡公却强逼他赴春闱“争名夺利”。蔡伯喈念着“亲年老，光阴有几？行孝正当今日”（第四出《蔡公逼试》），谁知父亲却说他只是“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第四出《蔡公逼试》）。蔡伯喈再辩，实在是因“爹妈年老，无人侍奉”才不能离家赴考（第四出《蔡公逼试》），但蔡公却不认可，认为蔡伯喈所说不过是“小节，不曾说着大孝”（第四出《蔡公逼试》）。随后蔡公搬出他关于“孝”的理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第四出《蔡公逼试》）至此，蔡伯喈一心留在家中侍奉双亲的孝心，在父亲眼中竟成为“不孝”，无奈他只能在“孝”的名义下离家赴考。蔡伯喈考中状元之后，牛丞相“奉旨招婿”强迫他入赘相府，蔡伯喈于殿上辞曰“自家为父母在堂，故上表辞官回去侍奉”，但皇帝却诏曰“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第十六出《丹陛陈情》），以“忠”的大义一语驳回蔡伯喈辞官与辞婚的请求。至此，蔡伯喈的“三不从”—“辞考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在“孝”“忠”“义”的围剿之下形成。也就是这“三不从”最终的恶果，竟使蔡伯喈连双亲死于饥荒都未得见。但奉养双亲，力尽“孝道”又正是蔡伯喈一直以来的人生目标，然而这个人生目标却早早地在“孝道”的名义下被扼杀。追究这灾祸的原因，并不是“逼试”的父亲、“逼婚”的牛相、“逼官”的君王，因为父、相、君皆出自一腔“好意”，祸首竟是蔡伯喈自己的种种“失职”：为人子不能尽孝，为人夫不能尽责，为人臣不能尽忠。悖谬的是，蔡伯喈的种种“失职”又恰巧是一心为了尽孝、尽责、尽忠。整个悲剧的责任人是蔡伯喈，整个悲剧的受害人也是蔡伯喈，这种看似离谱的恶性因果其实并不是高明在《琵琶记》里的艺术独创，因为历史中的蔡邕也在经历同样的宿命。

蔡邕，字伯喈，东汉末期著名大儒。彼时豪强并起，战乱频仍，天下已经不是和平盛世，政治已经是一个巨型的历史改革的车轮，文士不再是高坐于车轮之上的改革者，而被无情地抛扬在时空的隧道里，任车轮碾压。故而，蔡邕虽亦有功名之心，但也“睹暧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蔡邕列传》），于朝局有着清醒认识。虽如此，但作为当时声名显赫的名士，他一再被当局“逼官”。第一次是，君王听闻蔡邕善于鼓琴，遂征召蔡邕入京献艺。彼时宦官得势，官场污浊，故而蔡邕在入京途中称病辞归。辞归之后的生活并不平静，他再次被征辟，而他也以“让官”再次避祸。直到蔡邕颇为敬重的桥玄邀蔡邕入朝，加之他终究从未放弃过“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三十八岁的蔡邕正式身落宦海。但宦海本就多巨浪，遑论乱世，蔡邕深陷宦海九年的终局是得罪奸佞被诬下狱，几乎丢去性命。后又因他不肯与奸佞示好，招致忌恨，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江海亡命生涯。江海亡命之中的蔡邕虽遇逸事、交隐士，日子与信念愈加稳定平和，但在混乱的政治争斗中，他再一次被裹挟其中：“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蔡邕列传》）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蔡邕在董卓的淫威之下，不得已再次步入仕途。四年的“事董”期间，蔡邕并不是没有想过脱身，但终因种种未能成功。董卓死后，在一众人的庆贺声中，蔡邕却在席间发出叹息之声，“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令“除卓”的主事人王允大为火光：“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蔡邕列传》）遂将蔡邕下狱。虽多人恳请，蔡邕终死狱中。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历经“辞考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三重磋磨，东汉末年的蔡邕亦历经三重辞官风波，前者在三重磋磨之后失去了灵魂，而后者则丢掉了性命。戏本中的艺术构想和史籍中的命世之才，在高明刻意的细节设置和命运的无心安排之下，两者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以至后人又有质疑高明此举并不是在为蔡邕正名、“雪诬”，而是以真实细节做实艺术之蔡伯喈实乃历史之蔡邕。例如，清代周亮工《书影》就发出疑惑：“高则诚传奇，即云有所讽刺，假借托讽，何不杜撰姓名，行其胸臆；乃一无影响，遂诬古名贤若是，诚所不解。”连曾经认为高明创作《琵琶记》乃是在为蔡邕“雪诬”的清代诗人施闰章也忍不住提出“今《琵琶》仍是痛诋伯喈，舛悖不伦，不审何云雪耻”（《蠖斋诗话》）的疑问。但如果我们将《琵琶记》之蔡伯喈、历史蔡邕以及高明自身的经历放置一处，作宏观比对，就会很难认同高明作《琵琶记》乃是在“诬陷”蔡邕的说法，因为他笔下的蔡伯喈不但注入了历史蔡邕的悲剧内核，也融入了自己的命运线索。

三、感慨系之：高明与“蔡伯喈”们

处于元末明初之际的高明，其身世际遇与其笔下重塑的艺术之蔡伯喈颇似，又与历史中的蔡邕几近。和“蔡伯喈”们一样，高明出身书香门第，性聪敏，“自少以博学称”，能“识圣人大义，属文操笔立就”（黄宗羲《宋元学案》）；又从师元朝“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颇得理学浸润，对“忠”与“孝”极为看重。高明早年积极求仕，授官之后颇有一番政绩。吏事练达，又有文名，高明逐渐声名远播，仕途更顺。然而，高明身处之境和历史蔡邕的遭际一样，战乱四起，烽烟不断。或许是想起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或许记起了庄子“骊珠之叹”、阮籍“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之怖，经历战乱之后，高明对自己年少之时孜孜追求的功名有了新的看法：“萧萧落木征帆过，漠漠长河一雁归。岁晚仲宣犹在旅，年来伯玉自知非”（高明《寄屠彦德并简倪元镇二首》其一），亲历宦海浮沉之后始觉功名之心乃是造成忧患之境的罪魁，欲退隐山林，只是宦海拔身何其难。乱局中，割据一方的方国珍听闻高明才名，想要将其“强留置幕下”，然高明“力辞不从”，方国珍不死心，“又以礼延教弟子”，高明“亦不就”（弘治《温州府志》）。高明这时的心境与他笔下的蔡伯喈身上一直存着的最大痛楚何其相像—因做官而坠入进退不得的夹缝，一面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远大理想，一面是“官曹各有营身计，将帅何曾为国谋”（刘基《忧怀》）的严酷现实。陷入“出”“处”两难境地的高明，风声鹤唳之中，于昏黄灯下翻阅古书典籍，细查东汉末年蔡邕的命运线索，提笔蘸下自己心境，勾勒出《琵琶记》的故事框架，工笔绘制全新的蔡伯喈形象—为了“全忠全孝”却最终“不忠不孝”的两难之人。经高明之妙笔，将历史、传说、现实融合在一起，摹画出一直架在中国古代文士肩颈之间的枷锁—枷锁之上是忧国忧民的理想，枷锁之下是处处受制的现实。

生于汉民族文化和儒学精神遭受摧残之际的高明，早年不顾亲人前辈劝阻，怀揣一颗炙热的求仕之心，妄图成举世功业、担济世重任，然“宦海风波实饱经”（陆游《休日感兴》）之后，静心审视由一摞摞典籍铸就的文士理想和由一套套严密法则打造的国家机器，又回顾元朝初期儒学精神饱受摧残的现实，始体悟到存于中国文士身上的悖谬与迷惘，遂于“词曲自娱”间，凝历史、艺术、现实于一体，创作出一个既“全忠全孝”又“不忠不孝”的蔡伯喈。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质量工程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中国传统文化”（项目编号：2022kcsz117）；安徽水利水电学院校级人文社科课题“史与艺的双重叙事”（项目编号：XJSK2021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