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中的风景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文学文本中的风景既是单纯的审美对象，“调节叙事张弛节奏的‘修饰性闲笔’和审美主体心情变化的意象性陪衬”（郭晓平《中国现代小说风景叙事研究》），同时也被赋予各种文化习俗、人物情感和社会政治的内涵，具有时代的、社会的符号学意义。这些内涵的渗透和注入，使得风景成为具有独立主体意义的话语空间，同时还“具有空间架构、身份认同和国家想象等功能”（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在小说《千里江山图》中，风景成为革命故事的发生地、主题开展的话语场，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意蕴。小说中的各种风景不仅展现出时代风貌，也映射出人物的内心世界，隐喻着政治形式与革命精神，从历史图景中展现了不同个体在时代中的选择与成长，绘制出革命者们浴血奋战追寻理想的精神图谱。

一、多元丰富的都市风景构成

美国学者W.J.T.米切尔在《帝国的风景》这篇文章中认为：“风景本身是一个物质的、多种感受的媒介，在其中文化意义和价值被编码。”风景书写不只是对自然的简单勾勒，更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中社会运行情况的再现，这些自然风景的描摹承载着文化意蕴。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风景”已经成为一个涵盖宽广的历史性的审美与文化问题。“风景”包括自然景物、建筑风貌等可视性的存在，这些符号有着文化意味，可以延伸出“人文精神”“空间”“饮食”等社会、文化内涵。《千里江山图》在谍战故事的叙述中不仅对人物活动的街道、建筑等地理空间进行了细致描述，也重现了当时的饮食和艺术文化生活，从中揭示出具有地域时代特色的文化意象，建构起都市风物志。

“真实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写实风景，指的是作者在客观实际的角度之上，不需经过主体想象与以及外界投射的影响，直接描写有形的、真实存在的、具体可知的风景。”（赵茂林《张恨水的风景书写》）在上海这一地理坐标中，《千里江山图》中的部分章节标题就体现了这些风景，如“龙华”“茂昌煤号”“兴昌药号”“添男茶楼”“小桃源”等，孙甘露参考了当时的地图、报纸等资料，复原出三十年前上海的历史现场，展现了上海街巷的外貌与细节。在都市风景的建构中，既有都市化的标志，如跑马场、新亚旅社、兰心大戏院等，也有日常市民生活空间，如四马路小菜场、南市老城区、炒粉铺等。这些地点编织出了华洋交错的都市风景，它们由共产党员的行动串联在一起，在激烈紧张的革命叙事中，谍战故事在场景的变化中展开。

饮食是生命之本，人与食物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类生存于世的第一关系”（石访访《饮食的文化符号学》）。《千里江山图》复现了沉淀于不同地域的饮食风景，建构起饮食、读者与革命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秦传安从马路斜对面的小德兴馆叫了菜，在整桌酒席的菜单上摘掉了几样大菜，但想到同志们刚在看守所吃了苦头，又往回添了油爆虾和糟钵斗。”在众多糟货中，“糟钵斗”堪称一道古董级名菜，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摘掉几样大菜”是节约经费，为之后革命活动做准备，而后续又添了两个菜，一方面是对革命者们被拷问的慰问，另一方面是在除夕夜吃丰盛年夜饭的传统饮食习俗。《千里江山图》中也出现了江苏、广东等地的特色菜，在各种美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董师傅的淮扬菜。从“焯水三次……小火焖了几个小时”的猪头，到“肋条肉与鱼肉同斩，用手捏成松松一丸，逐个放入砂锅，小火清炖而成”的狮子头，这隆重的三头宴是董师傅为招待未来女婿做的，这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女儿和女婿是共产党员，这一桌子菜也代表着他对女儿、女婿共产党员身份的认可。《千里江山图》中的食物不再是单纯的物质产品，而作为一种文化再现媒介，刻画了历史悠久的各色菜系与饮食风俗。这些文化风韵的加入组成了革命场域的背景，使革命故事充满市井烟火气与习俗文化内涵，更具真实感。

郭晓平在《中国现代小说风景叙事研究》中认为，“风景与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共生关系，打造和构建的文化理念，直接影响了现代小说的风景书写”。《千里江山图》在展现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也有着与时代密切相关的艺术风景，如《赛马票》一节中，陈千里和易君年在戏院相会时出现的《图兰朵》：“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这句歌词既是图兰朵杀害猜错谜的人的剧情呈现，又暗示当时的政治局势。陈千里和陈千元相见时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作为接头暗号，象征着他们面对残酷现实的英勇，表现出他们矢志不渝的革命勇气与乐观精神。孙甘露将各种文化知识有机嵌入文本之中，使小说充满隐喻意味的同时又富有内涵。这些渗入近现代史的符号化风景在文中不仅是时代背景的塑造工具，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驱动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书籍、杂志及其背后的时代内涵呈现出政治环境与文学景观，成为小说内部不可分割的文化结构，由此建立的历史语境，也是故事革命主题的交互，生成了极具历史感的时代艺术风景。

《千里江山图》中的都市风景呈现搭建了故事开展的写实背景，满足了读者的历史想象，渗透着作者的切身感受与文化信念。这些风景不仅是上海、广州等地景观的回溯复现，也是宏大历史中细枝末节中呈现的城市文化记忆的发现，在惊心动魄的谍战中，这些风景提供了解密的空间，也以丰富的意蕴暗示着革命主题，使故事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人文色彩。

二、浸润主体情感的自然风景呈现

“格奥尔格·西美尔在其著作《风景的哲学》中对现代性书写方式与风景美学之间的关系作了简要阐释……风景是归属于美学和视觉层面的，区别于具有整体流动性的自然，风景实质是一种心理主义。”（樊智华《论孙犁小说中的风景书写》）作者在小说叙述中，通过风景传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了解人物的所思所感，借此达到风景与人物、情感、理念、信仰等的紧密联系。

《千里江山图》在人文景观之外有着丰富的自然风景，这些风景的塑造离不开人物，随着人物的行动、视角变化呈现出风景主体化的特点，它们承载着主体思想与集体理想意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例如，“正是早春二月，虬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这是陈千里和叶桃相恋时的一次约会，粉雾不仅是梅花的颜色，也代表着爱情的甜蜜，陈千里内心的情感投射在梅花、粉雾之中。花园、早春的湖水与天鹅，这些风景都是美好的，是陈千里美好爱情的外在映射。陈千里与叶桃志同道合，共同的革命信念让他们彼此吸引，约会中这些景色是陈千里对美好爱情及未来的期盼，也是他对革命前途的期盼，是他革命信念、情感传达的辐射对象。

风景的主体化除了表现在风景与人物情感的交融，还表现在人物在各自视角对风景的感知。在小说中，“不论是具体情境、事物背景或是主体事件与人物，均是通过视角的感知去发现并展现出来的”（樊智华《论孙犁小说中的风景书写》），在不同的人物视角中，他们所观察的风景都带有主体化色彩，蕴含着他们的主观情绪。例如，陈千里和叶启年在叶桃墓前看到的不同风景，在陈千里眼中“天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浓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他凝视着叶桃的墓碑……平静，令人依赖，视死如归”，天气的恶劣象征着革命局势的复杂，叶桃的英勇牺牲给陈千里带来了勇气与力量，让他在面对危机时临危不惧。叶启年眼中“寒风席卷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这一凄凉的风景也映衬出他的内心，从陈千里口中，他得知了女儿的死亡由自己促成，这突如其来的真相，让他内心充满痛苦，所以他眼中的风景也是萧索的。再如返回上海时陈千里眼中的风景也体现了他的心境，“凌晨三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海面大雾”是他内心一直思考的特务谜团，“暗礁丛生”是他对当前局势的判断，稍有不慎任务就会失败。船上紧迫的氛围贴合他的内心世界，最后轮船的转舵也是陈千里内心计划实施的映射，在革命形势紧急的情况下，陈千里领导这些革命者完成了“千里江山图”计划。

《千里江山图》中的自然风景是变革动荡时代的记录，这些风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联结了人物的内心，传递着人物的精神和意识。《千里江山图》中风景的主体化除了具有个体意识的主体化之外，更有着承载着整个民族革命信念及民族命运整体的主体化，革命者们的坚定信念与精神在自然风景中鲜明地呈现出来。

三、时空交错中的风景隐喻

风景书写不单是对自然的粗略勾勒，更是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中社会运行境况的再现，一旦与风景发生关系，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文化意味和国家政治建设构想等均被容纳此中。在文本内部，风景作为隐喻符号，被赋予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千里江山图》中的风景与地域空间、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联，作者致力于风景空间布局的展现，以情节的发展带动场景的变化，在时空交错中将历史与风景连成一线，将城市性与历史性、空间性与时间性融为一体，风景意象的象征与隐喻也在这种时空变换中展现出来。

《千里江山图》中的风景是超越时空的，这些时空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双重特征，它们既是谍战展开的空间，也是社会和历史的寓言，具有政治隐喻特征。空间和时间的交错构建了过去与现在的多元对话，在这种语境下，有着不变的革命精神与主题。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在黑暗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在砖墙外面有着高低错落房子的一幢四层楼房，共产党员分散在各地。这些据点都是偏僻的，也隐喻着当时中共党组织生存空间被压缩，面临围剿困境，而革命党人迎难而上，将各个隐秘地点串联起来，织成跨越时空的交通网。在不同的时间轨迹中，凌汶和龙冬有着相同的行踪，他们夫妻的宿命在时空变化中交汇在龙冬的埋骨地—天官里后街二十三号。凌汶越接近真相也越接近死亡，几年前卢忠德在天官里后街二十三号杀害龙冬，几年后凌汶也在此被杀害。凌汶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在时空的交错中体现出来，这种坚持也是龙冬信念与人格精神的再续，展现了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

在时空转换具体场景的呈现外，风景的一些载体中也蕴含着时空感，这些潜藏的时空有着丰富的意蕴。例如，《千里江山图》的隐喻当数全书的点睛之笔，在第十四章《暗语》中，陈千里和林石有一场关于《千里江山图》的对话：

“我想找一幅宋画。”

“那可不好找。”

“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

“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

“《千里江山图》。”

“你打开窗朝外面看。”

“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名画《千里江山图》作为风景的载体，再现出祖国河山的壮丽风景，在小说中，“千里江山图”这一“符号”被赋予了革命内涵，它是秘密行动中确认对方身份的接头暗语，也是秘密革命任务的行动代号。“千里江山图”计划本身就具有时空感，它的任务是打通上海至瑞金的千里秘密交通线，计划中的绝密交通线不是孤立存在的，无数共产党人跨越时间与空间完成了“千里江山图”计划。

小说《千里江山图》与名画《千里江山图》构成互文关系，陈千里和林石看到的窗外的风景与名画《千里江山图》中蕴含的风景跨越时空在此交汇。宋画《千里江山图》有着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昌盛的美好祝愿，“千里江山图”计划也是为了国家安定与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建设以人为本的美丽河山，这一计划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它们共同的愿景跨越时空交汇于此。这些风景蕴含着广阔的时代和现实议题，有着更为阔大的历史、精神和现实意义。

《千里江山图》将个人与时代结合，再现了以陈千里等人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人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与此同时，风景也作为独立的话语空间影响着文本的深层意蕴，作品中“看似无意描写的风景，实际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民族、国家、人民等宏大话语”（罗文婷、徐勇《风景话语、地方空间与革命历史叙事—关于郑欣的〈百川东到海〉》）。文中的风景营造了小说的意义空间，浸润着人物的情感，也隐喻着革命主题，读者借此了解陈千里等革命者的信仰选择，实现与其革命信仰精神的共通。《千里江山图》中的风景书写为作品的革命历史叙事增添色彩，实现了文化性与历史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