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人物形象研究

举世闻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作者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哲学思辨，刻画了四位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即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和弗兰茨，探讨了关于轻与重、灵与肉、媚俗与牧歌等这些二元对立的哲学话题。通过作者对角色的塑造，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四位主人公在推动故事发展、塑造主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旨在运用人格结构理论分析米兰·昆德拉描绘的四位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特点及其成因，从而启发当代人关于自我人格和人生价值的思考。

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介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首次出版于1984年，小说基于苏联入侵捷克时期的历史背景，描述了原本充满民主改革希望的氛围骤然转变为残酷压迫的浪潮，普通民众所历经的命运曲折与坎坷。小说开篇探讨永恒轮回的哲学问题，引发读者对诸多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的深度思考。全书共七章，细腻描绘了托马斯、特蕾莎和萨比娜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但此书绝不是一个俗套简单的三角爱情故事，而是一部蕴含深刻哲理的作品。米兰·昆德拉对人生命运与价值的关注是该书的主题，他本人也并未就轻重的选择作出正面回答。整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围绕几位主人公的不同人生经历，通过他们对生命的抉择，将小说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使得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对于文学的创作手法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二、人格结构理论简介

人格结构理论是由精神分析学派奠基人弗洛伊德创立的，该理论主张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要素组成。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的最根本层面是本我，它是与生俱来的，自我和超我则是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本我代表着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如追求食物、性冲动和情感宣泄等生物需求，以个体快乐为行动准则，不考虑外部环境和社会道德规范。本我承载着人类最强烈的冲动力量，这些力量通常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且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往往显得混乱无序。

自我从本我中逐渐发展而来，位于本我与超我之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调节角色。与追求享乐的本我原则不同，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在追求满足的同时，也努力避免痛苦。自我是一个“不易扮演的角色”，因为它必须同时顺从三位严厉的主人—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的需要，并使它们之间相互协调。这些需求常常是相互矛盾和看似不可兼容的，因此自我往往难以尽善尽美。自我压制来自本我的非理性冲动，在超我的道德制约下，以更为巧妙合理的方式满足本我的需求。总之，自我在本我欲望的基础上，以合理方式满足这些欲望并探索自我的定位。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处于最高层次的部分，是个体的社会层面，主要涉及道德方面，包括社会道德和个人行为道德的双重规范。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是经过自我审查和道德控制理想化的自我，具备抑制原始冲动、自我监督及追求完美境界的功能。其内化了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是社会化的产物。超我以道德原则为准绳，约束个体的行为，以阻止人性之恶的发作。拥有超我人格的个体会使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符合道德规范，由此在心理上会获得道德满足感，尽管以牺牲个人幸福为代价。

人格结构理论提出个人的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相互作用又不断矛盾，在此过程中构成完整的人格特征，并表现为个人的行为、动机、态度和价值观。三者共同形成了复杂的人类行为模式。米兰·昆德拉这部作品中的角色反映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三、基于人格结构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托马斯—介于本我与自我之间的人格

托马斯是米兰·昆德拉为阐释“轻”和“重”这两个模糊多义的概念而设定的角色。于托马斯而言，生命之重意味着直面抉择并承担后果，生命之轻意味着自由、无须选择和承担责任。他一开始遵循快乐原则，放纵肉体，与女人欢好而不会迸发出爱情的火花。小说中提到：“谁无感情投入，谁就无权干涉对方的生活和自由，唯有这种关系才能给双方带来快乐。”他标榜的性友谊原则让他肆无忌惮地在情人们之间快活，这是他选择的生命之轻。遇到特蕾莎后，这种性爱游戏开始出现危机。他开始知道，爱情是通过与一个女人共眠的欲望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和她发生纯肉体上的关系。他为弥补自己的放纵对其造成的伤害而选择娶其为妻，选择了生命之重。但本性难移的托马斯在结婚后依旧与情人们保持联系。特蕾莎是弱势的，而相比之下，强势的托马斯却因特蕾莎的这种弱势地位而越发痛苦，且一生都未能摆脱这种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他的痛苦来源于本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追求快乐但同时受到现实约束的一种矛盾。他曾义无反顾地追求轻盈的生活，也曾为了生命之重而放弃过生命之轻。直至死去，他的世界始终在轻和重的双重笼罩之下。因此，他的人格介于本我和自我之间。

（二）特蕾莎—超我人格

特蕾莎追求灵与肉的统一。她是米兰·昆德拉笔下所塑造的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女性形象。生活在男性话语体系下的特蕾莎，同传统女性一样依附于男人。她从小就认为灵与肉是统一的，如果背叛了肉体，那么灵魂便无从谈起。她逃离家庭后与托马斯同居并结婚，将其视为一切精神寄托。即使她在萨比娜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热爱的摄影工作，托马斯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依旧未减半分。但托马斯放纵的天性让她饱受痛苦与折磨，这正是特蕾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并伴随她一生。她是一个孤独的守望者与追求者，在托马斯看来，“她就像是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对美满婚姻的渴望与对现实矛盾的无所适从让她陷入一种极度折磨之中，她的超我人格使她终其一生都在坚守生命之重，追求灵与肉的和谐共存。

（三）萨比娜—本我人格

萨比娜追求快乐与放纵。对于萨比娜的了解要从理解“媚俗”这个词语开始。“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上来讲，媚俗都是把人类生存中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媚俗的通俗解释是从众随大溜及无法做自己。萨比娜讨厌媚俗，但她无法完全逃脱媚俗的世界，在轻与重之间，她永远都在避重就轻。她也讨厌忠诚，不停地背叛，追求无责而轻盈的人生。她幼年受到父亲的严苛管教，美好的初恋也被破坏，从此她心里埋下了叛逆的种子，大学时与父亲的要求背道而驰选了立体派美术。由此，她的本我人格逐渐发展完善，开启了一生的背叛之旅。继她草率地选择婚姻，父亲被她活活气死后，她又开启了背叛一切事物的人生。她结婚后也在不断地背叛丈夫和情人，甚至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穿梭于各个情人和国家。可是一个人背叛了一切在社会上与之交集的人和物，那最后他还剩下什么呢？空虚，唯有无穷无尽的空虚。她属于典型的本我人格，一生都在逃避责任，看似得到了自由，但她的一生却轻如鸿毛，毫无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可言，走向了另一种人生的悲剧。这种悲剧源于无以承受的生命之轻。

（四）弗兰茨—介于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人格

弗兰茨的一切行为都遵循现实原则，时而表现出人格的超我方面。他精心维护妻子和情人的安全距离，连偷情都要以旅游的名义去另外一座城市进行。他还用美化行为来坚守着对妻子的忠诚，包括谎言、欺瞒以及偷情时的紧闭双眼。他坚信：“忠诚是第一美德，它使我们的生命完整而统一。”当他意识到自己只是出于一种保护欲而娶了自己的妻子后，他结束了这段无爱婚姻，欲与萨比娜共度余生。之后他出于对被占领国家的同情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加入了由一群自发组织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伟大进军，营救柬埔寨的难民。他逐渐认识到，萨比娜只是他对革命与冒险生活的向往，就像萨比娜为了自由而选择与他交往一样。同时，他发现这场进军实际上并没有多伟大，“弗兰茨蓦然地意识到伟大的进军到此为止了。死寂的疆界紧逼欧洲，伟大的进军的空间只不过圈在了这个星球中间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上”。但是，他并未如萨比娜那般成为反媚俗者，并未背离这次进军，而是作为革命者奋勇抗争着。他这么做，是向世界证明“仍然有人无所畏惧”，最终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走向了崇高的超我人格。他的人格介于自我和超我之间，他的选择更倾向于重，却也无法避免那些不由自主倾向于轻的行为，而他的人生价值也同样是被社会所认可的。

四、小说人物形象的成因分析

（一）时代背景

在昆氏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特点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物都生动且有深度。他们都是时代变迁下的产物，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来自时代的裹挟，时代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动着主人公人格的发展形成。以托马斯和特蕾莎为例，国家被苏联占领后，两人带着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国家蒙受凌辱的失望，离开布拉格来到瑞士，他们的人格特征也在时代这一大背景下悄无声息地发展着。此外，托马斯还因参与一场关于政治制度的论战而失去工作，沦为玻璃擦洗工。他从俄狄浦斯的故事中获取灵感，发表了一篇政治论文。由于论文触及了某些敏感的政治议题，他被指控诋毁共产主义，进而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旋涡。捷克政府要求他在收回声明上签字，但自我人格所遵循的现实原则使他拒绝这种媚俗行为。他因此走向了自我人格的转变，人物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在时代背景下，人物形象同其命运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个体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和人格的形成，只能任由时代裹挟着前进。人物形象特征内在包含并反映了时代特征，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形成了个体人格和形象特征。

（二）家庭原因

人物的人格发展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小说角色的不同家庭环境背景在他们各自独特人格的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蕾莎深受原生家庭的荼毒，其母亲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还将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附加在了特蕾莎身上，除了让她承担繁重的家务，还从心理上打压她，向她灌输身体无用论的观念。在炎热的夏季，她的母亲会毫无顾忌地在家里裸体行走，甚至嘲笑身体的存在意义，这让她产生了深深的羞耻感。她洗澡时，继父多次预谋闯入浴室，忍无可忍的她只能将浴室门紧锁。然而，此自我保护之举却遭到了母亲的严厉责骂。特蕾莎的超我人格便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形成的。幸福的人被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不幸的童年生活留给特蕾莎的是久久难以消解的童年阴影，她终其一生都在灵与肉的抉择之中挣扎，承受着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尽管时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一代人的命运与人格，但家庭环境对个体命运和人格的改变具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五、启示与结论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主人公或选择生命之重，或选择生命之轻，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价值。文学是时代的缩影，四位主人公也是众生相的体现。现实生活中如特蕾莎这样拥有超我人格的人并不多，也不乏如萨比娜这样拥有本我人格的人，大部分人其实或多或少像托马斯或弗兰茨，在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者之间彷徨。人们在遇到困难时也许会迷失，会在社会的涤荡中褪色，但终归要找寻自己的出口，用一种信念支撑自己，挣脱痛苦的折磨，更加快乐而丰富地生活，由此逐渐形成复杂多样的人物形象及对应的人生价值。文章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为视角，对该书中主人公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人格的成因，为读者展现了更全面、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对昆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将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引入昆氏小说的研究，为该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同时对其他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分析小说人物人格特点及其成因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个体成长的过程中要关注人格的形成发展，进行合理调适，实现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