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诗歌的艺术特色

元结能够在世风浮躁、人情崇尚华丽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念，一心以救世为己任，是为了拯救诗坛文风，也为了改变世俗的风气。他一直提倡古朴的诗歌创作，在诗歌中尽力表现个人的真性情，自有一种质朴真挚之天趣存在。虽然也有为了朴素而导致言语质而少味的缺陷，但作为提倡者和先驱者，他的意义在于他的创新，在于他对独特表现艺术的追求。

元结诗歌继承了汉乐府和《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诗歌古朴质实。钟惺说：“元次山诗溪刻直奥，有异趣，有奇响，在盛唐中自为调，不读此，不知古人无所不有；若掩其姓名以示俗人，决不以为盛唐人作矣。”（《唐诗归》）毛晋说：“漫士逢天宝之后，置身仕隐间，自谓与世聱牙，不肯作绮靡章句，先辈譬之古钟磬，不谐于俚耳，而可寻玩。”（《汲古阁书跋》）贺贻孙认为：“晋人诗能以真朴自立门户者，惟陶元亮一人。唐诗人能以真朴自立门户者，惟元次山一人。次山不惟不似唐人，并不似元亮。盖次山自有次山之真朴，此其所以自立门户也。”（《诗筏》）

一、浅显质朴与崎岖险怪并存

倡导古朴，恢复风雅，走现实主义道路，作者要让自己的诗歌为百姓所懂、所感，就要深入百姓，使诗歌的语言口语化、大众化，并尽力从民间语言提炼诗歌语言。元结的一些诗歌就颇为浅显质朴，具体就表现为平实无华，不事雕琢，时时运用口语入诗。《四库全书总目》载：“其诗文皆寄托遥深，戛然自造，韩愈以前力变排偶浓丽之习者，实自结始。”“戛然自造”正是指他特立独行，创造浅显质朴的语言，如《石鱼湖上作》：“吾爱石鱼湖，石鱼在湖里。鱼背有酒樽，绕鱼是湖水。儿童作小舫，载酒胜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复满来。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盥漱，快意无比焉。金玉吾不须，轩冕吾不爱。且欲坐湖畔，石鱼长相对。”这是一首颇能体现元结诗歌朴素简古风格的诗，语言平实，不藻饰，甚至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什么生僻字，更没有用典，全是以手写口，以心写情，平白如话。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元结在这首诗中纯粹用的是白描手法，写石鱼湖的环境仅用“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这两句，用笔经济节省，却能传神地写出湖边的自然景物。此诗无论是写人、状物，还是抒情都不蔓不枝，没有夸饰之笔，亦无浮华之词，却能情貌俱现。元结写诗全凭真情实感，毫不为文造情。李商隐在《元结文集后序》中说他“危苦激切、悲忧酸伤于性命之际”，其诗“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就是说元结是用一片真心写诗，用自己的生命写诗，他的诗歌已经与他的生命情感融为一体，所以他的诗歌才能真情流露，才能以情动人，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絸斋诗谈》曰：“《舂陵行》沉着痛切，忠厚之意，自行其中。若令柴桑公为此，轻拂淡染，含情半吐，反不能动人。”说的就是元结的诗歌每每毫不掩饰真性情，往往“口无遮拦”。也正因为此，他敢于在《贼退示官吏》中大骂“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其他的作品中他也是任情任性，有时激昂慷慨，有时悲痛满怀，无一不是从内心深处激起的波澜。这一切形成了元结诗歌中的“真”，正因为“真”才朴实，才自然。

元结性格孤介，特立独行，与世不谐，故其诗歌也多独创，有很多文字也是写得光怪陆离，使人很难理解。晁公武说他“自谓与聱牙，岂独其行事而然，其文词亦如之”（《郡斋读书志》）。又有人说他“结性不谐俗，亦往往迹涉诡激。……晁公武谓其文如古钟磬，不谐俗耳。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不蹈袭”（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其诗歌的奇崛险怪主要是表现在早期作品中。这些作品，有典故，有冷僻字词，使人很难理解。最典型的是《补乐歌十首》《二风诗》《引极三首》《演兴四首》。例如，“四海非天狱，何为非天囚”“南风发天和，和气天下流；能使万物荣，不能变羁愁”“取方所以柯如兮，吾将出于南荒”“昔闻扣断舟，引钓歌比此声”，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如“元化娓娓兮”中的“娓娓”，颜真卿在《元使君表墓碑铭》中赞其“心古、言古、行古”，这在其早期诗歌语言中得到了确切的证明。并且，元结也常常用为事物起名字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好奇。“元结，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唯恐不奇。”（欧阳修《唐元结华阳岩铭》）但元结的好奇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耿介不俗，是为了对抗世俗的华靡诗风，不使自己流于浅俗，不只是为夺人眼目而已，如《引极三首》的《怀潜君》一诗：“海浩淼兮汩洪溶，流蕴蕴兮涛汹汹。下何有兮人不闻。深溢漭兮居潜君。彼潜君兮圣且神，思一见兮藐无因。思不从兮空踟蹰。心回迷兮意萦纡。思假鳞兮鲲龙，激沆浪兮奔从。拜潜君兮索玄宝，佩元符兮轨皇道。”这一首诗虽然难懂，但是仔细品味有屈原的味道，仿佛一个憔悴的志士徘徊江滨，寻觅心中的圣者。

二、以文为诗

元结的诗歌散文化的痕迹很严重，有的人认为他的诗歌缺少韵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结以文为诗导致的。具体而论主要表现为：第一，诗体的选择上。元结诗歌的体裁多为古体，我们知道古诗的创作风格主要表现为质朴平实，言近意远，长短随意，用韵自由，没有律诗那种严格工整的限制，可以方便人寄予更多的内容。这种诗体富于伸缩性，能够在较小的篇幅中对客观事实作出翔实的刻画，并寄予自己真挚的情怀。这些诗歌可以看作诗，也可以当作小品文读来欣赏，如《石鱼湖上醉歌》：“石鱼湖，似洞庭。夏水欲满君山青，山为樽水为沼。酒徒历历坐洲岛。长风连日作大浪，不能废人运酒舫，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坐以散愁。”句子参差，仿佛一篇山水游记，纵情自如不受拘束，令人想起陶弘景的山水文字。第二，元结诗歌喜欢用语助，使得诗歌内容没有很大的跳跃性，联系紧密急凑，不像诗歌，倒类似作古文。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就指出：“唐人则元次山参古文风格，语助无不可用，尤善使‘焉’字、‘而’字；如‘而欲同其意’‘而苟求其禄’‘而能存让名’‘而可爱轩裳’‘似不知乱焉’‘岂不如贼焉’‘快意无比焉’‘常窃愧耻焉’‘於斯求老焉’。五古‘而’字起句，昔人尚有；‘焉’字押韵，前此似仅刘桢、张九龄、宋之问、张说诗中各一见耳。”元结诗歌中常常使用虚词、介词，句末又常使用语气词，增强了感情色彩，而介词又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方向性，使作者的意图更为明显。而句首的连词则使得语义更为连贯，结构紧密。元结诗歌的连贯性，不仅是因为他的诗歌本身就是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不是用一个一个的意象让读者去想象，还因为他的诗歌像散文一样用了语助。这与元结诗歌的体裁有关，也与他崇尚天趣、爱好自由的性格有关。他的文“长于指叙”，他的诗歌也一样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平淡而有气势。很多诗作如果在句读上稍作变化，应该就是很好的短章。例如，《古遗叹》《喻瀼溪乡旧游》《忝官引》《雪中怀孟武昌》等，都用古昔、往年、昔年、天下等叙起，完全是文的写法。《故城东》也从故城东的景物叙起，由于它的水草丰茂引起躬耕的欲念，然后交代它的前景。他的其他诗作很多也是由事起叙，这种方式其实源于汉乐府和《诗经》，这使得诗歌在古朴典雅的同时给人营造一种故事的享受，如《下客谣》：“下客无黄金，岂思主人怜。客言胜黄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绮罗如婵娟。终恐见斯好，有时去君前。岂知保忠信，长使令德全。风声与时茂，歌颂万千年。”读起来很有《古诗十九首》的味道。

诗歌是一种精粹的体裁，不少诗往往是依赖营造的意象，唤起读者的想象引起感情的波动。但是，元结的诗歌像文章一样有比较完备的叙事，他作诗不仅是为了抒发情怀，更多的是要把事态、情景清楚地置于我们的眼前，这是文的写法。这一特点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用小序来说明。元结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标“有序”字样，这和其他诗人的“并序”字样区别开来。如果有元结体的话这应该是其体的一个特色。元结的九十八首诗歌中，三十四首有小序。为杜甫所推崇的《春陵行》序言就有一百一十七个字，而《贼退示官吏》也有七十四个字的小序。其二，用总序来说明。“总序”指的是某一类诗前面的短文。元结的诗歌除了用小序来说明之外，有的还用总序来说明，达到互相映照，更详尽叙事的目的。例如，他的《补乐歌十首》和《二风诗十篇》都是既有小序又有总序，这样二者可以互为参照，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意义。而有的则只有总序，高屋建瓴的统一叙述交代诗歌创作的目的或者背景。其三，用简短的自注来说明。这种自注主要用来注释人名，说明其人的官职或者与作者的关系，注释字音字意以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例如，《喻常吾直》题下注“时为摄官”，《将牛何处去》末句有注“叔闲，漫叟韦氏甥；直者，叟长子也”，《漫酬贾沔州》的“争食麧与藖”句下注“麧，麦糠中可食者，下没反；藖，牛马食余草节曰藖，下谏反”。最后，用诗论之类来说明。诗论之类主要在于论说，但是在论说的同时也结合叙事。这类的说明很少，只有《二风诗论》：

客有问元子曰：“子著《二风诗》何也？”曰：“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曰：“何如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颂帝尧为仁帝。安之以慈顺，故颂帝舜为慈帝。成之以劳俭，故颂夏禹为劳王。修之以敬慎，故颂殷宗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颂周成为理王。此理风也。夫至乱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闵太康为荒王。坏之以苛纵，故闵夏桀为乱王。覆之以淫暴，故闵殷纣为虐王。危之以用乱，故闵周幽为惑王。亡之於累积，故闵周赧为伤王。此乱风也。

这就为《二风诗》之中并没有说明治世之君为何人，乱世之王为谁人，作出了补充，说明理王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成王，乱王是太康、夏桀、殷纣、周幽王、周赧王，解决了读者的疑问。这样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看，让我们觉得诗歌可以作为叙事文字来读。

三、风骨铮铮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练于骨者，析辞必精”，讲的是“辞”和“骨”的关系，但同时也强调了风骨的重要性。风骨虽是作品的一种美学呈现，但是它的基础是作者的人品，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与崇高理念的体现。而“结言端直，则言骨成焉”，说明只要作者有鲜明的思想立场，有刚健的叙述内容，则其“辞”中必然有“骨”。张少康在《六朝文学的发展和“风骨”论的文化意蕴》中指出：“刘勰所说的‘风清骨峻’不只是一种艺术美，更主要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美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它和中国古代文人崇尚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是分不开的。”而元结诗歌无处不体现出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刚正不阿的骨气。

杜甫称赞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时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杜甫在序言中还指出他“知民疾苦”，认为有了元结这样的好官吏，“天下少安可待矣”。可见元结诗歌中的风骨就表现为他为民请命的抗争精神和不平则鸣的批判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和始终不屈服的人格精神。我们最熟悉的也最为后人称道的《舂陵行》就表现了一个儒者面对百姓苦难和自己官禄之间作出的取舍，“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把百姓的苦难毫不掩饰地诉说出来，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而面对罢官丢职的命运，他坦然处之，只希望能为百姓争取暂时的安居乐业。它的姊妹篇《贼退示官吏》一诗更是在无法正直为官时决然要弃官归隐：“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的浩然之气的表露。又如，《系乐府十二首》之九的《农臣怨》：“农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识天地心，徒然怨风雨。将论草木患，欲说昆虫苦。巡回宫阙傍，其意无由吐。一朝哭都市，泪尽归田亩。谣颂若采之，此言当可取。”诗中所谓“农臣”，绝非朝廷大员，而应该是贫苦的农民。全诗描写了农民为战争和天灾造成的灾难而悲痛号泣的悲惨情景，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元结的诗歌充盈着一种仁者的悲悯情怀，一种义者的铮铮铁骨，诗歌的具体表达上往往是语言的刚健，感情上的爱憎分明，不加掩饰。

元结在《自箴》中说：“与时仁让，人不汝上；处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谓君子。”在《喻友》中，他又说：“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他所追求的就是刚正、高洁、严正的人格境界，所以他的诗歌才能充满一种刚直之气，铮铮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