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生》中的爱情悲剧

一、路遥的人生经历

要想深入了解一部作品，就得先了解它的作者。研究《人生》，我们先要从对作家路遥的认识入手。“农历己丑年十月十三日（即1949年12月2日）……陕北绥德专区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的沟渠里，一户叫王玉宽的青年农民家里……等待新生命的降生”（厚夫《路遥传》），这一新生命便是后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路遥。谁都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家庭里，竟然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都说每一位作家的背后一定有着难忘的经历，有着无数个痛苦绝望的瞬间，路遥也是这样，他从小就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由于家里兄弟姊妹多，生活压力大，刚好大伯家没有子女，在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斗争后，路遥的父母决定把自己的头生子（路遥）过继给大哥，打小儿就懂事的路遥似乎已经猜到这件事了。在与父亲去延川大伯家的路途中，父亲给他买了一碗油茶，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吃，父亲只是微笑着说自己不饿，其实他知道，父亲的钱只够买这一碗。到了大伯家的第二天，父亲天还没亮就离开了，一宿没合眼的路遥躲在树后面看着父亲离开的背影，硬是把眼泪吞了回去。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这无形之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太过沉重。

路遥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在我八岁那年，家里实在是穷得不行，基本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而我父亲……实在养活不了我们兄妹几个，轻而易举地把我给了人……天还不亮……我和我的父亲就从石嘴驿公社王家堡村的家里动身……父亲就用一毛钱给我买了一碗，我抓住碗头也没抬一下，几口就把油茶喝光了。然而当我抬起头再看父亲时，父亲可怜巴巴地站在我跟前。我觉得奇怪……我后来才明白，并不是父亲不想喝，而是他口袋里再一分钱也掏不出来了。”（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在路遥最初的人生历程中，有几次差点儿夭折的经历。根据作者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回忆，第一次的死亡体验“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亲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是去死—我肯定当时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基本的生存法则。路遥的母亲回忆，在路遥五六岁时，他每年给家里砍的柴都能整整齐齐地垛在一起，很让村里人羡慕。第二次死亡体验，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也有提到“是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烧，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本该是贪玩撒娇的年龄，路遥早早就变得比同龄人更加懂事、更加成熟，为家里分担生活的艰苦。“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警世贤文·勤奋篇》），正是这种早期的苦难经历，使路遥具备了文学创作的强大内心世界，在文学里，他可以找到自我，可以不再忍受生活的煎熬。这些痛苦而又难以忘怀的经历，成了路遥创作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为路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人生》这一代表作，以改革开放时期陕北的生活现状为背景，讲述了一代青年人追梦最后回到庄稼地的曲折人生历程。主人公们之间微妙的感情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让人不得不惋惜。就像柳青在《人生》开篇评价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二、《人生》中的爱情悲剧

《人生》是路遥的成名之作，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它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叙述了农村青年高加林从教师岗位回到农村，成为通讯员离开农村，被举报后又一次回到农村的曲折人生历程。在城乡间辗转，他既选择过坚持，也选择过放弃。他与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纠葛，最终不仅自己的事业落空，对这两个姑娘各自的承诺也没有兑现，成了大家眼中的笑话。这一部充满了现实主义的作品为我们描绘了当时陕北农村的真实状况，是那个时代一批青年人的缩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路遥为了创作《人生》，告别了妻女，远赴延安地区的甘泉县，准备一鼓作气地创作，其间反复酝酿，几次修改这部中篇小说。路遥后来谈到过他创作《人生》的情形：“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1981年写成的，但我1979年就动笔了。我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1980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没有交织起来。”（路遥《路遥文集》第2卷）经过反反复复地修改打磨，一部风靡一时的小说《人生》就这样诞生了。

小说开头便给人一种压抑和难以言说的感受，作者运用环境描写营造了一种即将“变天”（发生大的变故）的气氛，为小说故事的情节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渲染效果。“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这里开篇的描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曹禺《雷雨》的故事环境，这意味着在高家村这个地方要发生大事了。首先是高加林的教师工作被高明楼的儿子顶替，因此高加林失业了，从城里回到了农村，这种大的落差让他担心会被人瞧不起，他不想像父母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看天吃饭”的生活。他是有理想的，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对于这一事件，他本想讨个说法，但被父亲劝了下来，毕竟高明楼还是有权有势的，如果惹了他们，那高加林一家以后恐怕是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就在高加林非常失意的情况下，一直都喜欢他的刘巧珍出现了。她时不时地安慰他、鼓励他，两人日久生情，偷偷谈起了恋爱。“两个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相跟着走路，他们的心都不由得咚咚地跳。爱情啊，甜蜜的爱情！它像无声的春雨悄然地洒落在他焦躁的心田上。他以前只从小说里感到过它的魅力，现在这一切他都全部真实地体验到了。”男女之间自由恋爱在当今社会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简直是伤风败俗，见不得人的。高加林有些担心，但是刘巧珍却敢爱敢恨，不怕村里人的嘲笑，也不顾家里人的反对，铁了心要嫁给高加林。高加林也在爱情中重新振作起来。当爱情在一个青年人身上第一次苏醒后，它会转变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使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人重振精神。但是，两人还是受到了封建家长制的压迫，刘巧珍的父亲刘立本算是农村传统道德最坚决的卫道士，他得知自己的女儿与高加林有瓜葛后，感到自己丢尽了脸面。“在他看来，人活着，一是为了钱，二还要脸……现在，他那不争气的女子，竟然连体面都不要了，跟个文不上武不下的没出息穷小子，胡弄得满村下雨。”其实，作者早已设计好了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悲剧，其中一个重要的但是不起眼的人物“德顺”就是这一悲剧的见证者。小说中“我的憨娃娃呀，你总有一天要跌跤”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说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一次是说后面高加林被人举报的事情。高加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高明楼弄成通讯员，甜头刚吃了不久就被举报，他又一次被撤职。而在这期间，他又对中学同学黄亚萍产生了微妙的情感，无论从哪方面相比较，黄亚萍都要比刘巧珍优秀。当高加林得知黄亚萍对自己也有意思后，两人对未来展开了畅想，高加林也抛弃了刘巧珍，幻想着自己与黄亚萍的美好未来。而被抛弃的刘巧珍在经过撕心裂肺的痛后，最终嫁给了马拴。刘巧珍的女性意识其实已经觉醒，但受到高加林的背叛后她还是选择了投降，将自己后半辈子的人生交给了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在高加林被举报撤职后，黄亚萍也与他分手，他最终落得只身一人。这个时候，高加林才回想起刘巧珍，也应验了那句话—“我的憨娃娃呀，你总有一天要跌跤”。

三、酿成高加林爱情悲剧的原因

（一）家长的封建专制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鲁迅全集》），纵观文学史上的爱情悲剧，大多数受到了来自家长的压力，大多是讲述了情投意合的男女主人公迫于家长的阻挠而不得不放弃爱情，与另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将就度过余生，更是有些主人公受不了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双双殉情。《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与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家》中的觉慧与鸣凤，《人生》里的高加林和刘巧珍。这种来自家长的封建专制有很大一部分是受门第观念的影响，尽管现在提倡婚恋自由，但在真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还是会顾及门当户对，会去打听对方的家风，会考虑经济条件，那更不用说处于二十世纪刚改革开放的时期，人们思想观念还很保守，男女但凡是有一点儿亲密的举动都会被看作是不正当的，会认为男子放荡不羁，女子不顾颜面，败坏门风。其实，刘巧珍算是那个年代正确认识男女观念的人，不逃避男女之间的情爱话题。尽管她没受过教育，但她有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就像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黄亚萍，她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及《红与黑》里面的于连来形容高加林，她是敢于直视、敢于欣赏一个异性的。但是，她还是躲不过家里的反对，“城里人总是瞧不起乡下人的”这种无形观念是很难消失的，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小说《家》中的觉慧与鸣凤的爱情也是遭到家长专制的阻拦，觉慧是少爷，而鸣凤是丫鬟，身份地位相差太大，这条鸿沟两人是无法逾越的。在封建社会里，丫鬟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鸣凤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更无法选择自己爱的人，于是她被高老爷当作礼物送给冯乐山当妾，这便酿成了不屈的鸣凤投湖自尽的悲剧。

（二）命运的捉弄

高加林本来教书教得好好的，一切生活即将步入正轨时，可恨的高明楼插了一脚，利用关系让自己的儿子代替了高加林的职位，高加林被迫失业。这种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伤自尊；而且高加林还是知识分子，失业回到农村的他完全不会劳动。因为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当然没怎么让他受过苦头。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与调整，加上刘巧珍的开导，高加林决定认清现状，不再做自己的城市梦，做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就在这时，他任副师政委的叔父光彩地回村了，高明楼和马占胜借机又将高加林安排到了县委大院，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除了高明楼与马占胜。高加林又一次进城了，这次他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因为他日日夜夜都盼望着能在城里工作。想不到的是，高加林竟然遇到了黄亚萍。黄亚萍忘不了高加林，她本来是要和张克南结婚的，在与高加林相遇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不顾父母阻挠，坚决和高加林在一起。他们谈天说地，畅想未来。高加林在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下决定抛弃刘巧珍。他是有野心的，是不愿意一辈子当农民、娶农村媳妇过一辈子的。正当他和黄亚萍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之中时，张克南的母亲举报了高加林，这让高加林一下子跌入谷底，这时他才发觉自己真正爱的人是刘巧珍，但是刘巧珍在他的背叛下已经嫁给了马拴。高加林所有的美梦全都破灭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再也没有办法工作了，他与城市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与自己的梦想也越来越远，同时也错过了自己与刘巧珍的爱情。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刘巧珍嫁了人，高加林永远地回到了农村。他逐渐开始觉醒，认清了现状，认清了自己，充满了对刘巧珍的自责与对他们之前恋爱的追忆。两个相爱的人永远地分开了，命运总是会和自己开着一个又一个的玩笑，直至主人公的醒悟与忏悔：“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

路遥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人生》这一作品，生动描述了陕北农村男女主人公的历程，这不仅是书中青年主人公的人生，也是路遥自己的人生写照，更是我们众多读者青年时期的人生之路。路遥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是其不同时期的缩影：《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是弟弟王天乐的缩影，《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县委书记的原型就是当时延川县委书记张史杰，路遥被派去拉大粪其实就是《人生》中高加林干过的那份工作。这些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下人，在城市与农村这两种文化之间徘徊；生于农村却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向往城市但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谁的一生是不曲折的，是笔直的，有时候一个路口的选择便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或许是事业，或许是爱情。路遥将自己一生的心血都投入了文学创作，为这片哺育过他的贫瘠的陕北大地倾注了一腔热血，成为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