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对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

曹丕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批评主要见于《典论·论文》《与王朗书》等。其中，论题最广、成就最著者莫过于《典论·论文》。它是曹丕在建安后期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作为诗文专论，在继承前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总结建安文学的同时，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体分类、文气等问题。这些具有承前启后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观念，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研究。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虑周、包举宏富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对所处南齐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作了要而不繁、鞭辟入里的总结与分析。魏文帝曹丕是一位集“近代辞人”与“近代之论文者”于一身的文学家。刘勰对他相当重视，且能破除文苑陈见与庸论，独具慧眼，予曹丕应有的文学地位与客观公正的评鉴。

一、风骨

风骨是什么？一切艺术品都有风骨。刘勰讲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文心雕龙·风骨》），风是感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符合志气的，志是情志，气是才气，作品内容空洞，没有才气，就没有感人的力量，就没有风。对作品说，写得生动，有气韵，有生气，写人写得活，写景物写得如在目前，有情味，能感动人，就有风。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征引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借以说明作者内在个性气禀与作品的关系。“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刘勰认为，好的作品应该“骨髓峻”“风力遒”，不但文辞要精当，情感的表达也要明显。为什么潘勖的《策魏公九锡文》让很多模仿的人望而却步，就是因为它的骨力较高，让人不敢轻易尝试。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因富有文采成为辞赋的模范，也是和它风力强劲分不开的。所以，刘勰认为在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重视风骨，借鉴这些要点就可以写出好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论述风骨问题时专门用了不短的篇幅来讲气。气与风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刘勰在说明这种关系时直接引用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观点“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萧统的《文选》也说明他本人对曹丕的文气说是非常赞同的。曹丕认为，“气”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和文章风格。作者的气质可以在其文章中感受到，一个人有怎样的气质就有怎样风格的文章。而作者的个人气质，有清有浊，且不可改变，所以他论孔融，说他气质和风格都很高妙，二者是同步的。野鸡颜色鲜艳，一飞百步，肌肉丰满而力量不够；鹰隼高飞冲天，气势凶猛而缺乏颜色。这个道理也可以运用到文采和风骨的问题上，如果有风骨而没有文采，就如同文艺园林中的猛禽；若有文采而缺乏风骨，就像野鸡在文艺的园地里乱窜，只有文采照耀高飞冲天，兼备文采与风骨，才是文章中的凤凰。

按照上文中刘勰关于气的论述，徐幹的“齐气”是一种比较舒缓的风格，刘桢是“高超的风格”，孔融则是“不同寻常的风格”。风骨需要鹰隼一样有力量感的风格，这与建安时期个性张扬、慷慨激荡的时代风貌有一定的关系。风骨的形成应该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语言的因素还只是形成风骨的一个要素，情志的刚健有力和饱满充盈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只有思想感情和语言表达二者结合才会最终形成“骨劲气猛”的风格。提到风骨，最容易联想的诗人就是曹植，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的诗歌常常拿来与曹丕作比较，这里各举一篇就风格进行比较。

曹植在《白马篇》里描写了一位武功高强的游侠儿，歌颂了他慷慨赴国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色彩鲜明，气势昂扬。曹丕在《燕歌行》中描写了一个闺中女子在不眠的秋夜中对丈夫的深切思念，反映了汉末社会动乱、离散的现实。两首诗对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曹植的诗更具有风骨，曹丕的诗则多了些阴柔。刘勰认为，曹植文思敏捷，才华卓越，诗歌清丽，表章杰出。曹丕思虑周详，思力迟缓，所以在抢先方面不能和曹植争胜。可是，他的乐府诗音节嘹亮，《典论》辩论得当，屡次运用他的长处，也不该不被看到。由此可见，在风骨这方面，曹丕与曹植相比是不足的，不具有刚健的特征，也即风骨不足缺少的是饱满的阳刚之气。

“刘勰风骨中的风，相当于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既有内在情志意气的意思，又有外在风貌的意思。即使从风貌的意义来看，也不纯然是一个语言表述的问题，思想情感本身仍然是形成风骨的一个重要因素。”（归青《刘勰论气与风骨的关系》）这里讲思想情感，不是侧重在政治道德方面，不是讲思想是否正确，也不是讲内容中具体的事理，而是侧重在事理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性质。这种性质不是按伦理的标准来划分的，而是根据清浊刚柔的标准来区分的。刘勰的风骨论发挥了曹丕的“文气说”，并以“建安七子”为例，说明作者的气质与作品风格是相对统一的，气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外移，这些说法都与曹丕的观点相一致。

但刘勰又进而提出了气为风骨之本的观点。《文心雕龙·体性》云：“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在曹丕的基础上，其更加注重后天的创造性，写作不单被作者的天赋所掌控。人的才能有平庸的，有杰出的；气质有刚强的，有柔婉的；学识有浅薄的，有渊博的；习染有雅正的，有浮靡的。这些都由性情所造成，习俗所陶冶。文辞和理论的平庸或非凡，离不开一个人的才能。风格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婉，难道会和作者的气质有差别吗？文中用事述义或浅或深，没有听说过谁会和他的学识相反；体制的雅正或浮靡，很少有人和他的习染相反。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认识写作，作品正像他们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

二、文学地位

曹丕非常重视文学的价值，从个人生命价值方面来说，文章是“不朽之盛事”；从国家层面来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这就将文学和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且摆在了相当高的位置。曹丕将文章的价值看作是不朽的，这些经典的文章不但能传之无穷使后人受益，也将使作者名垂青史受后代人景仰。这种观点是站在作者本身的角度考虑的，使作者为了个人的名望而努力创作好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刘勰也对文士有所期许：他希望文士既能独善其身，又能兼善天下；能垂文于金石，也能效命军国，建功立业；要培养才能来充实内在的美，也要散播文采显示外在的美，具有楩楠那样坚实的质地，豫章那样高大的躯干；做起文章一定要规划军国大事，担负起重任。具备这样的品格和才能，就属于《尚书·周书》中《梓材》篇里说的人了。我们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刘勰在肯定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述，二人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对文章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曹丕也将文章看作是治理国家的大业，涉及了文学对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他在创作的同时，也阐发自己的治国理念，包含了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探索，且文学的功用不仅存在于政治方面，其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也间接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早先的人都没有像曹丕这样将文学和封建政治紧密结合，他突破了道德教化的框架，赋予文学更高的政治作用。在儒家传统文艺观里，“文”是作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而存在的，学“文”的目的是“达政”和“出使四方”（指出使四方之国，从事外交活动）能“专对”（指外交场合的随机应对活动）。这是对儒家文章工具论的反驳，也是对先秦以来“重德轻才，徳本文末”文章价值观的否定。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曹氏父子大量网罗人才，礼遇文人了。这与个人的名望得失相比，国家层面的地位就高了个层次，一切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

曹丕的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刘勰的赞同，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这里也是说明文章的作用，五种礼制靠它来完成，六种法典靠它来完成，君臣的政绩得以照耀，军国的大事得以显明，都离不了文章。曹丕所说的文章，除诗赋之外，其他各项都是应用文体，在汉代，这些文体无足轻重，只不过是政治的辅助工具，汉儒真正看重的是经学。曹丕不以经学为大业，反而推崇诸多应用文体，因为这些文体应用最广泛，对治国有极强的实用价值。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全集·而已集》）。文学不但要为政治服务，还要体现文学作品本身形式、艺术的价值，这是曹丕和刘勰共有的观点。

三、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这里的“文人”指的是善为文章之人。在古代，文人往往是国家统治力量的核心，身兼“士人”的双重身份。文人之间相互贬斥挞伐，其实质多出于政治利益的争斗。

“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这段话也表达了“文人相轻”的意思。从古以来的知音多数看轻同代人而怀念古代人，所谓“每天在面前不信用，老远听见名声便想念”。从前韩非的《内外储说》开始传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方才做成，秦始皇和汉武帝看到了，怨恨不能和作者同时；后来知道是同时人了，则韩非被囚禁，司马相如遭到轻视，明显地看出他们对同时人的看轻。“古人”因为与此时已经没有联系，不参与任何事件，不可能对自身造成威胁或影响，所以被视为理想的化身和境界的标尺。而现实中的文人，因为存在各种利益的纷争，所以很难以公正的心理去评判他人的作品。现实中的人和已经作古的人相比是可以接触到的，人的心理通常把自己熟识的人或事物看得较轻，因为存在感很强。这里刘勰直接引用了曹丕的观点，除了对此比较赞同外，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并举出了历史上很多留名的人物的例子，进而提出了“知己难逢”。

曹丕年仅三十九岁，与曹植相比，他的诗文更显悲观消沉。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说，这种悲观更符合当时身处乱世、人生短暂的社会背景。《典论·论文》中流露出的深沉与壮阔，被刘勰所认可。钟嵘将曹植放入上品，将曹丕放入中品，将曹操放入下品，将不同风格的作者分为上、中、下三等，显然是不太有说服力的。与此相比，刘勰对他们的评价更显公正严密。刘勰注意到曹丕在篇幅不长的《典论·论文》中凝练的精华，二人在文学批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多次直接引用曹丕的原话进行论述，并在曹丕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整理成有体系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