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心雕龙·谐讔》

刘勰首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将“谐讔”作为文体加以讨论。他跳出将谐讔文放在边缘位置的窠臼，在《文心雕龙》的《谐讔》篇中对两种文体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不仅着眼于谐讔文的形式，而且对其功用也予以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其流弊倾向，提高了像谐辞、隐语这种具有特殊功用的边缘文体。本文通过考察“谐讔”含义、文体渊源、形式和功能，分析刘勰的批评态度，以期凸显“谐讔”价值所在。

一、“谐”与“讔”的含义及文体渊源

（一）含义

所谓“谐讔”，其中“谐”指谐辞，“讔”指隐语，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刘勰在此篇中的第二部分对谐辞下了定义：“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可见，其与后来的笑话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最后一部分对隐语进行阐释：“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讔”就是隐藏，用“隐”来训隐语，也指其不便明说，而是通过隐晦的言辞暗含本意，用曲折的譬喻暗指某个事物。

刘勰将谐辞和隐语放在同篇进行论述，认为二者存在交叉之处，不可截然分开。当时，谐辞、隐语、谣谚等民间文学体裁仍处于一种浑融的状况，彼此的界限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三者同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二）文体渊源

1.先秦两汉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文学的萌芽时期，也是谐辞和隐语的起源时期。刘勰将谐讔文的源头追溯到《诗经》《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如《诗经·大雅·桑柔》中的“自有肺肠，俾民卒狂”，民众对于无道之君的暴虐敢怒不敢言，内心深处的怨愤便通过嬉笑怒骂的讽喻性言语表达出来，从而形成“谐讔”。之后，其列举《左传》中城者讴华元之弃甲，国人戏臧纥之丧师的例子，从而指出“嗤戏形貌，内怨为俳”是谐讔文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民众通过“睅目之讴”与“侏儒之歌”表现对华元和臧纥二人无德行径的不满和讽刺。

春秋战国时期，由文人所创作的谐讔文数量较少，如荀子的《礼赋》《知赋》，以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等。荀子的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刻画某一事物的特征并进行反复说明，到最后点出此为何物，类似后来的谜语。宋玉则是借《登徒子好色赋》来讽刺楚襄王饮酒享乐的纵欲常态，可谓“意在微讽，有足观者”。

秦汉时期，谐讔文的创作数量有所增加，如《史记》和《汉书》中的谐辞和隐语较为显著。尤其是《史记》开辟专章《滑稽列传》，李景星评“数句之中，极嬉笑怒骂之致”（《史记评议》卷四）。《汉书》中的《枚皋传》《东方朔传》等篇目是专为善讽人物所立的传，但这些人在朝堂中所说的话往往不能纠正统治者的错误，可谓“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

总的来看，谐讔文起源于先秦时期，在两汉时期逐渐发展，但作品数量较少。早期的谐讔文“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辞虽倾回，意归义正”，在言语中运用调笑、委婉的手法来表达怨怒和讥讽，内容简短且形式简单，艺术上较为质朴粗糙。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各个领域的思想逐渐走向多元化，由此带来了谐讔之风的盛行。相比先秦两汉，这一时期的谐讔作品显著增加，谐辞和隐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三国时期，创作谐讔文的文人主要是曹植与糜元。曹植创作了《蝙蝠赋》《七启》《鹞雀赋》等大量具有谐讔意味的“俳优小说”；糜元的谐讔文主要有《吊比干文》《讥许由》《吊夷齐文》三篇，后两篇将沽名钓誉之徒进行了一番批判和讥讽。

两晋时期，谐讔文的作品数量和作家数量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明显增加，正所谓“魏晋滑稽，盛相驱扇”。这一时期的谐讔文，内容有所丰富，篇幅有所增加，风格上更为诙谐幽默，比如“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

南北朝时期，谐讔文的谐谑性增强，讽喻性淡化。这一时期的描写对象以日常为主，如韦琳的《鳝表》、吴均的《食移》等。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新变，谐讔文风随之盛行，作品的数量相较前代显著增加，但是多了一些游戏意味而淡化了其背后的讽喻箴戒作用。此时的谐讔文，在刘勰看来已经到了“空戏滑稽，德音大坏”的地步。为此，刘勰以专篇来论述谐辞和隐语两种文体，试图寻找到折中的支点。

二、《谐讔》篇理论阐释

（一）形式论

1.“谐”的形式论

刘勰指出，“谐”在形式上的特点是“辞虽倾回”。

“倾”，偏侧，歪斜。管仲在《管子·牧民》篇提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回”，本义为回旋、旋转，后来引申为邪僻，如《诗经·小雅·鼓钟》中的“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便释为“邪也”。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中将“倾回”释为“歪斜”“辞虽倾回”，就是指谐辞在形式方面具有邪僻不正的特点，这也正是刘勰阐发“谐”形式论的出发点。

刘勰进一步提出“辞虽倾回”的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从而使谐辞这种文学体裁产生喜剧效果。

第一个方面是“嗤戏形貌”。“嗤”本义为讥笑、嘲笑，嗤戏形貌就是嘲笑他人外貌、形象。刘勰所处的时代，嗤戏形貌蔚然成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论之思。“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魏主畋于河西。尚书令古弼留守，诏以肥马给猎骑，弼悉以弱者给之。帝大怒曰：‘笔头奴敢裁量朕！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锐，故帝常以笔目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刘勰指出，“嗤戏形貌”是通过邪僻不正之辞来讥笑他人形貌，在诙谐滑稽中处于低层次，但因为它生动、直接，通常可以达到良好的喜剧效果。

第二个方面是“辞浅会俗”。“会”，聚合，符合。“辞浅会俗”就是谐辞这种体裁浅显易懂，适合一般人，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因为谐辞本身所具有的通俗性，使得它的俚俗极其原生态，下里巴人。正是这样，大众才对谐辞喜闻乐见、适会于心，谐辞才能达到“皆悦笑也”的喜剧效果。刘勰以“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释“谐”，因文求义地阐述了“谐”在形式上的通俗性。

第三个方面是“谲辞饰说”。“谲”，欺骗，诡诈，婉曲。“饰”，装饰，掩饰。“谲辞饰说”就是用欺骗性的、诡诈的言语来委婉隐晦地掩饰内心真实的想法。在刘勰看来，“谲辞饰说”的文辞形式在具体的语境中设计带有欺骗性的圈套，从而建构多重言语层次，采用欲抑先扬、欲擒故纵等言语计策，形成反差极大、对比鲜明、瞬间彻悟的震撼效果，最终达到会心一笑、开颜解颐的目的。比如，“优孟之谏葬马”这个典故，优孟欲谏楚庄王勿以大夫之礼葬马，却先提出以靡费的人君之礼葬马，其实故作诡诈之辞来掩盖其真实意图，欲抑先扬，使楚庄王自悟其非，可谓“谲辞饰说”。与此同时，其将六畜之礼葬马与人君之礼形成鲜明对比，别出心裁，最后成就了极佳的喜剧效果。

2.“讔”的形式论

“讔”这种文体，往往通过隐晦的言辞暗含本意，用曲折的譬喻暗指某个事物。由于其本身深奥晦涩、神秘莫测，因此“讔”本身是一种庄重的文体形式，可以用来“兴治济身”“弼违晓惑”。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过分追求言语层面的诡谲，形成了只重言辞不重义旨、重诙谐不重讽喻的“讔”。

刘勰用“辞欲隐而显”来表述“讔”的形式。刘勰认为，“讔”的言辞形式既要委婉含蓄，又要从中呈现出显白，从而兼具幽明的特点。他进一步提出“辞欲隐而显”的形式是通过“遁辞”“谲譬”“讬辞”“巧辞”“谬辞”“回互其辞”“衒辞”来具体实现的，他以《汉书》中东方朔所作的诡谲多变、构思奇巧的“讔”来巧妙化解郭舍人的谜，以论证“辞欲隐而显”的形式。在刘勰看来，东方朔所作的“讔”，在形式上可谓达到了极尽巧妙之地。

此外，在研究“谐讔”这种文体时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谐讔文实际上文无定体，一体兼众体，比如“讴”“歌”“赋”等文体，都可用之。例如，“淳于说甘酒”中的谐辞，实为赋体。第二，谐讔文属于“有韵之文”。刘勰将天下文章分为两类，有韵之文，无韵之笔，《谐讔》篇作为有韵之文的最后一篇，其式昭然。从刘勰细致的论述和精选的六篇诙谐作品来看，标准的谐讔文实为韵文。比如，在“睅目之讴”中，其先以“目”“腹”“复”为韵，后以“思”“来”（古音同韵）为韵。再如，在“侏儒之歌”中，“裘”“子”“使”是古音“之”部字，“儒”“邾”是古音“侯”部字。作品中的用韵皆是有意为之，且换韵自然巧妙。

（二）功能论—娱情与教化

齐梁时期，谐讔文的创作已成为当时文坛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形式、韵律、娱乐等的审美风尚，淡化了谐讔文的道德教化的功用，因此刘勰言之：“自有肺肠，俾民卒狂……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可见，刘勰认同具有宣泄情感、自我娱乐的谐讔文。但是，他指出那些具有箴讽喻作用的谐讔文才是正统，更符合“载于礼典”。

“谐辞讔言，亦无弃矣”，刘勰对谐讔文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肯定，点明其娱乐作用，与此同时，也对其“本体不雅，其流易弊”表现了隐隐的担忧。虽然他肯定了具有娱乐作用的谐讔文，但他对于纯粹以娱乐为目的而忽略教化功用的谐讔文持批评的态度。比如，东方朔和枚皋的言辞，往往滑稽轻慢，供人嬉笑娱乐，并无针砭时弊之用，因此地位卑贱，被人视为俳优。

“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推崇“征圣宗经”的刘勰对文体的教化功用甚为看重。他所精选的六篇谐讔文都是运用委婉修饰的言辞来讽谏以正君主之行。因此，司马迁开专章作《滑稽列传》实则是对具有教化作用的谐讔文和滑稽家的肯定。谐讔文通过曲折隐晦的言辞含蓄委婉地表示了劝谏之意；滑稽家通过诙谐睿智，明哲保身。

“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珮玉而呼庚癸”，刘勰引用《左传》中的史实，表明隐语在危急时刻能够挽救国家。“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这几则例子表明隐语还可以传递消息和劝谏君王。这便是刘勰所说的“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在危难时刻，人们灵活地采用寓言、暗语、谐辞、隐语等诙谐文体来表明真正的意图，从而修身治国，正所谓“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

总言之，谐讔文的教化与娱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学回归本体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谐讔文这一文体的娱情功能便是这一文学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是教化功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因此，谐讔之风和文体的发展是文学与社会发展一起作用的成果，谐讔文的娱情和教化功能可谓此消彼长。刘勰对兼具娱情和诗教双重功能的谐讔文最为推崇。

三、谐讔文体批评贡献

首先，文中两次提到谐辞和隐语的文体价值—“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和“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该篇的开头和结尾两次提到“无弃”的观点，表明刘勰在肯定雅正文学的正统地位时，也没有忽略像谐辞、隐语这种具有特殊功用的边缘文体，这与同一时期的研究者相比，尤为可贵。

其次，对中国古代诙谐文学理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诙谐文散见于各种篇章典籍中，刘勰对其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之后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接受与传播。例如，韩愈的诙谐文学理论就受到了《谐讔》篇中“以戏为文”观念的影响，在他的《答张籍书》中也提出了“以文为戏”之说；又如，明代祝允明对《谐讔》篇“释惫”之说的借鉴。对谐辞和隐语的逐步接纳和认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世对这两种文体的正视，也反映出其地位的攀升。

再次，肯定了民间文学体裁。刘勰没有忽视植根于民间土壤的歌谣、笑话等。以“睅目之讴”与“侏儒之歌”为例，这些以“城者”“国人”为代表的民众所作的民间歌谣通过诙谐的语言或人物来表达怨恨之情和讽喻之意，小到个人，大到社会，暗含了劳动人民幽默的语言智慧，同时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刘勰正是看到了民间文学的社会功用，在把握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对民间文学体裁给予了肯定，推动了民间文学的发展，也为之后进入文学大雅之堂奠定基础。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讔》中对两种文体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他跳出将谐讔文放在边缘位置的窠臼，不仅着眼于谐讔文的形式，而且对其功用也予以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其流弊倾向，提高了谐辞和隐语的文学地位。虽然刘勰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偏颇，如谐辞和隐语界限较为模糊，对两种文体的问题指出不足等，但刘勰对该篇的贡献仍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