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与《文心雕龙》唯物观之比较

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开始的年代，文学在这一时期逐渐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得到了独立与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作品的增多，也促进了以解释与阐发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相关规律的理论著作的产生与繁荣。文学的发展促进理论著作的发展，理论著作影响着文学创作活动的进行，二者相互促进，使魏晋时代迎来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集大成的代表作。作为魏晋时期文论代表作的《文赋》与《文心雕龙》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后世更是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著作，其中包含的具体的相关问题的阐释，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于文学创作中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及感物观，在《文赋》与《文心雕龙》中得以阐发。从纵向发展来看，刘勰的理论来源继承了陆机的思想与观念，但在具体的细节方面仍有细微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唯物观的发展与继承关系问题及时代发展脉络。

一、《文赋》中的“言意观”与“物感说”

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言”与“意”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如他在《庄子·外物》中提到“得意忘言”。在庄子的观点中，涉及“言”与“意”的关系时说“言不尽意”，这一观点的具体内涵是言辞无法对“意”进行准确地表述与表达。虽然《庄子》不是系统的成体系的文论著作，但其中涉及的也是对“言”与“意”的关系的简单论述。在后世的文论著作中，文论家进一步对“言”与“意”的关系进行辩驳。陆机的《文赋》是第一部以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艺术构思为中心内容的理论性著作，其中包含对“言”与“意”的关系的思考。在序言部分，陆机就提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结合《庄子·外物》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陆机已经发现了“文不逮意”是创作主体自古以来在进行创作活动时面临的困境。陆机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要做到“意称物，文逮意”，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内在思想要准确地反映在客观事物上，文辞也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准确地书写和表达。

从陆机《文赋》中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等可以看出，他强调创作活动发生前灵感袭来的重要性，自然万物触发创作主体内心的情感，这也是灵感来临的契机，创作主体随之寻求能够寄托情感的事物，进而落笔于文辞。因此，在陆机论述“言意观”时也就自然地提出了“物感说”。

李泽厚先生认为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是在强调主体对外在的无限广大的宇宙万物的极览尽观，并且强调主体是可以通过对典籍的阅读，对含有深刻理性的内在情感体验进行培育陶养的。“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陆机认为，文章的体式是有差异的，客观事物也是复杂丰富的。万事万物富于变幻，想要准确地描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用适当的文辞描绘形象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陆机强调华丽的文辞能够使文章的语言富丽精工，达到“文逮意”的要求；过于简约的语言，能够在论述时显现出文章的气势。

在陆机的《文赋》中，关于“言”“意”“物”的论述结合了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的关系，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了全面阐释。具体而言，文学创作就是通过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思活动，将客观事物意象化，再将创作主体内心世界中构思成型的意象通过具体的文辞这一载体进一步具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陆机在面对自古以来的“文不逮意”“言不尽意”的困境时，对“言”“意”“物”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进行调和的结果，也证明了文学创作是出于自然界事物的客观存在与创作主体的真实情感。

二、《文心雕龙》中的“言意观”与“物感说”

从先秦时代到魏晋，从先哲到文论家都对“言”与“意”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与阐释，陆机则是最早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先秦时期《庄子·外物》中与哲学思辨紧密结合的“言意论”进行开创性说明的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至六朝时期，出现了一部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专著，也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之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对“言”与“意”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

《文心雕龙》在《神思》《序志》等许多篇章中都涉及了“言”与“意”的关系问题。《神思》篇云：“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序志》篇云：“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很明显刘勰也注意到了文学创作时的“言不尽意”问题，但他并没有对“言不尽意”和“言尽意”作出确切的断定。也就是说，刘勰没有对“言能否尽意”作出准确的回答，而是对这两种情况做了具体的分析。一方面，刘勰认识到了自古以来的“言不尽意”的困境，得出“言”是具有局限性的结论；另一方面，对是否能够准确地表达创作主体意志与情思，刘勰在《神思》篇中也做了具体的说明，“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刘勰认为，创作主体内心的主观感受是可以通过文辞准确地表达出来的。在具体的创作活动进行中，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郁结于内心世界，因而创作活动会受到主体的情感与个性气质等重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外界触动主体情感的客观事物通过五官的感受，进而在主体的内心形成可以用来描摹客观事物的文辞，因此对于能否达到“言尽意”的最终结果，文辞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文心雕龙》对“言”与“意”的关系的表述中涉及了对“物感说”的论述。创作活动是由于主体于客观事物有感，进而引发创作主体的情思感受，也就是在阐释“言”与“意”的关系发生之前，主体就已经有感于物了。就整个文学创作活动而言，“物感”是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文心雕龙》的《物色》篇有更加全面的论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一年四季景物与天气的变换引起了主体心情与情感的变化，刘勰首先点出了“情”与“物”的关系，扼要地说明了创作中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由“物”引发情感的过程。接着，刘勰在对创作活动的第二步进行阐释时提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点出了客观事物的变化会引发主体的情感变化之后，文辞也因为主体情思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至此，刘勰完成了对创作活动第二个环节的说明，即主体的情感意志与文辞之间产生了作用。

刘勰对物与情发生具体作用的环节给予了详细的说明：“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创作主体对客观事物有感，进而引发自身的联想与想象，在具体描摹的细节中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声色变化而变化；同时，也会结合自身的心情进行字句间的调和与斟酌。在《物色》篇的最后，刘勰也对文辞与物的关系做了阐释：“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其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按照着其各自的生长与变化规则进行更替的，能否引发创作主体内心情感变化的条件在于创作主体的内心是否处于闲静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准确运用文辞是可以对物进行合理描绘的，这也体现了刘勰的观点，其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言尽意”是能够达到的。

三、陆机与刘勰文学思想中的唯物观比较

对陆机与刘勰文学思想中的“言意观”以及“物感说”进行梳理，不难看出二者的观念中包含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但陆机与刘勰思想中的唯物观从根本上讲，并不只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而是与创作论相联系，对“言”“意”“物”三者进行阐释与说明。

总的来说，陆机与刘勰文学思想中的唯物观的主要联系与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陆机与刘勰都能够认识到“言不尽意”的情况，并且二人都点明了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及认识等方面的“言不尽意”的困境。陆机只是在《文赋》中提出了“言不尽意”的情况，而刘勰对“言尽意”与“言不尽意”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与描绘。在具体的理论阐释等方面，刘勰的观念更加全面具体。

其次，陆机与刘勰在阐释“言”与“意”的关系时都联系到了“物感说”。这既是行文的顺势而为，也是陆机与刘勰观念先进性的体现，二人观点的联系性在于都承认客观事物是复杂多变的。在“情”与“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情”即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思，在创作活动发生发展的条件下，是会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陆机与刘勰都同意“情”与“物”是相互作用的。但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情”“物”“辞”三者作用发生关系时，产生的具体效果方面也是存在差异的。陆机认为，在具体的创作活动中，“物”与“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灵感袭来时客观事物的变化对主体会造成影响；但在具体的文辞方面，陆机在“言意观”的论述中对文辞只做了简单的说明，突出了文辞描摹富于变幻的事物的不易。刘勰在关于“言意观”的论述中认为，由“物”到“情”，作为其中间载体的“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勰的论述相较于陆机的观点，突出了文辞的重要性与作用，表明了其认为“言尽意”的情况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文辞的表达达到的。刘勰的观点也是对陆机《文赋》中的论述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再次，陆机与刘勰在论述“言意观”与“物感说”时，都强调创作主体对物的感知能力及运用文辞的能力是可以通过日常的积累或训练达到的，这也是对创作主体的要求。

最后，我们以哲学层面的唯物观对陆机的观点进行细读，可以发现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发生作用时，陆机强调创作客体也会因创作主体自身的思想和意志的变化而被赋予了某些情感。陆机在《文赋》中谈到“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他认为主体在情思朦胧翻涌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中，客观事物也会逐渐清晰，二者是互相作用的，这也体现了陆机文学思想中的唯物观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先进的。

综上所述，陆机与刘勰关于“言意观”与“物感说”的论述都蕴含了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先驱，陆机与刘勰的文学观体现了二人既是早期哲学思想的继承者，也是文学思想发展的开拓者。与此同时，陆机与刘勰也为后世文学艺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哲学与文学两个层面的基石，为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系天津外国语大学2022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魏晋时期文艺思想中的唯物史观研究—以陆机、刘勰的文学思想为例”（项目编号：2022YJSS08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