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与写作

弗吉利亚·伍尔夫是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代表。伍尔夫于1928年10月应邀在剑桥大学做了两次学术讲演，一次是在纽南姆的艺术学会，另一次是在戈登女子学院，题目是《妇女和小说》。1929年，伍尔夫出版了在这两次演讲基础上写成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前瞻性地揭示了性别差异是一种社会构建，批判父权制二元对立。伍尔夫倡导女性写作，鼓励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属于女性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女性以扮演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存在，她们的名字不为世人所知。伍尔夫认为，要摆脱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写作史的抹杀，女性就要重构历史，拿起笔进行写作，以一种不同于父权制文化所规定的面貌进入历史。时至今日，《一间自己的房间》已成为伍尔夫所有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作品，被公认为是一部深刻且独特的女性主义著作。本文拟从女性写作传统的缺失、女性写作所具备的条件，以及理想的写作状态—雌雄同体进行分析，以期读者能够理解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宝贵思想的积极意义，其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了无数女性主义者。

一、女性写作传统的缺失

自古以来，“妇女天性论”在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尤为盛行，因为它从生物性的角度说明女性天生就比男性低一等。妇女成了不健全的物种，成为男性的附庸。她们不能同男性一样拥有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等。伍尔夫把女性所受的教育称为“消极教育”，它的目的是培养所谓的女性气质，不利于女性独立个性的发展。伍尔夫在《三枚旧金币》中写道：“它不是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而是规定你不准做什么，它是束缚、阻碍人的自然发展的教育。”于是，社会规范及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使女性不能真正走出家庭。女性扮演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房中天使”，女性负责照顾家庭、操持家务。于是，她们被困于私人领域，被剥夺经济来源，这使得她们只能依赖于男性并成为其附庸。正如约翰·罗斯金在《芝麻与百合》中所指出的，女性的“权力不是用来统治的，不是用于战争的，她的智力也不是为了创造发明而存在的，而是为了甜蜜地服从于家庭生活的需要”。因此，伍尔夫认为，女性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她们被隐形、被排除在历史与史书之外。在英国的史书中，人们找不到女性的名字，即使偶尔有一两个，身份地位也是极高，然而伟大的男性则不计其数。因而，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讲述了女性的历史，引用特里威廉教授的《英国史》，“我再度检索‘女性’词条，发现了‘女性地位’一节，翻开相关部分，我读道：‘殴打妻子是男人公认的权利，无论是上等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不以行使这一权利为耻。’”这一次因女性扮演着妻子的角色而被提及。《英国史》第二次提到女性是在17世纪的历史中，如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和一些回忆录中的女性，如弗尼夫妇的回忆录和哈钦森夫妇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女性，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似乎都并不缺乏个性和特色”，但并没有详细描述她们具有怎样的品质与特性，以至于弗尼夫妇和哈钦森夫妇回忆录中的女性如此平凡，甚至都不被人们知晓。事实上，女性本就微不足道，她们只存活于诗人的作品中，像烽火般燃烧着，成为想象中最为重要的人，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她们只是虚构的女性。实际上，诚如特里威廉教授所说，她们被关在屋里，饱受拳脚。正如伍尔夫所言：“于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多面人就出现了，想象中，她至关重要；实际上，却完全微不足道。诗卷中，她的身影随处可见；历史上，她却无迹可寻。小说里，她主宰着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现实中，只要父母将戒指硬套在她手上，她就是任何男人的奴隶。文学作品中，最有感悟、最为深刻的思想从她的唇齿间流出；现实生活里，她却几乎不识字，不会写作，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女性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结婚、生儿育女，直至终老。

由此可见，由于父权制社会规范，盛行的理想女性典范，使女性无法进入到公共空间参与任何伟大的运动或行动。因此，她们缺席于史书，甚至连写作的自由都没有。在探寻女性文学传统时，伍尔夫一直努力着并明确表示：“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到那些昏暗的过道里，在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寻找。”由于女性写作传统的缺失，因此伍尔夫锲而不舍地寻找女性写作的传统，终于找到了女诗人萨福和紫式部夫人，但接下来呈现的是女性写作的停滞期。16世纪的英国文坛，男性作家不胜枚举，女性作家却屈指可数，直到18世纪，女性才开始写作。到19世纪，女性写作进入到繁荣发展期，这一次的写作声势浩大且成绩斐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以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的出现证明了女性写作队伍的扩大，而不再仅限于幽居在乡间的少数女性。对于历史上的女性写作先辈来说，伍尔夫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她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先辈的不懈努力才构成了女性写作传统。对此，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写道：“妇女写作具有一种独特和清晰连贯的文学传统，否认自己女性特征的妇女作家限制甚至削弱了自己的艺术。”女性作家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独特的身份、经验的前提下，拿起笔进行创作，明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有可能完成对女性写作史的追寻。所以，伍尔夫重新发掘女作家被“隐匿”的作品并对女性写作的历史加以探寻是有意义的工作。

伍尔夫既肯定了女性写作传统的存在，又对其进行梳理，证明了女性写作传统并没有缺席于历史。而且，为了使这种传统得以延续，伍尔夫鼓励女性进行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对此，笔者对女性写作所具备的条件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

二、女性写作所具备的条件

女性要获得自由、实现自我，必须走出牢笼，进入属于自己的空间，那就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强调了房子对女性的重要性：“我能做的，只是就一个小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上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仔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她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由于母亲们没有职业，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庸，没有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更不用说可以给女儿们提供可继承的遗产，女儿们没有继承权和受教育权。没有金钱，女性写作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于是，金钱是女性写作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在这一方面，伍尔夫无疑是幸运的。她从米莉姑妈那里继承了每年五百英镑的遗产，这使得伍尔夫不必再为经济的问题而四处奔波，进而可以专心致志地写作。“如果一位女性要写作，就只能在大家公用的客厅里写。南丁格尔小姐就强烈抗议过—‘女人从来没有半个小时……可以说完全属于自己的’—总是有人来打扰她。”伍尔夫认为女性从来没有支配自身时间的自由，她们总是被人打扰，忙于各种琐事。例如，简·奥斯丁终生都只能在起居室里写作，每当有人进来，她不得不停止写作。因此，伍尔夫多次强调金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对女性写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伍尔夫看来，房间不只是一个容身处所，更是实现女性自我的象征。女性有了自己的房子，就拥有了独立、自由的心理空间。因此，“房子”既是物质的空间，又象征着精神的自由和自主思考的力量。在这里，她可以避开家庭的索求或暴虐，随心所欲地审视自己回忆过去、憧憬未来，或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任何活动和工作，如“用来读书、写作和完成她每日必需的大脑与心的交谈”。

伍尔夫对小说中“房间”意象的塑造，显然融合了她自身的体验、思想与情感。伍尔夫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是一个“无形的牢笼”，她如同一只笼中的小鸟，她渴望走出笼子，获取一片自由、独立的天空。一间单独的屋子，就成为她理想中独立空间的隐喻。伍尔夫意在揭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至19世纪早期几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理想追求，其实也在表达她自己的女性经验及其对男性社会的不满与谴责。所以，伍尔夫潜心追寻女性先驱们的写作传统，重新发掘女作家失落的“声音”与写作经验，使众多女性作家的经验汇聚成一个独立的声音，因为是她们赢得了女性表达心声的权利。伍尔夫对私人空间的向往与喜爱，体现出她对传统体制与观念统治下的家庭牢笼的反叛。伍尔夫鼓励女性进行文学创作，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其对独立、自由、自我生命价值的追求。因此，“女性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将自己的经验嵌进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内心，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伍尔夫除了鼓励女性提高小说本身的质量，还要求女性大胆涉猎其他的文学样式，而不仅局限于小说。“因为，我绝非将大家局限在小说这一种体裁。如果你们愿意要让我高兴的话—世间有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人—你就会写旅游、历险记，写研究著作和学术著作，写历史和传记，写评论、哲学和科学著作。”再者，如果女性想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还要保持理想的写作状态。

三、理想的写作状态—雌雄同体

“雌雄同体”这一生物学术语是伍尔夫经过仔细研读，第一个将其运用到文学创作与批评当中的理论家。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指出“雌雄同体”是一种最佳的文学创作状态和批评标准。她强调，这一标准应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导原则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使其成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诗学理论。柯勒律治说过，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伍尔夫认为“与单性的思想相比，雌雄同体的思想更不会轻易将男女区别对待。可能他（柯勒律治）是指：雌雄同体的思想容易与人产生共鸣，易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因而，传递情感时没有障碍；具有天生的创造性……”换句话说，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关注的是作家的精神状态，即一种消解男女二元对立的观念，倡导男女平等。这一构想打破了“妇女天性论”，实际上也表明了重铸女性的相关身份问题与重铸男性相关的身份问题同等重要。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论是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基础上，提倡个体多元化。“雌雄同体”观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伍尔夫长期以来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深刻思索。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所言：“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生命之初就发现，找到一种有条理的、感觉自在的性别身份是个迫切的问题。”

伍尔夫由男女两性身体上的结合而想到头脑的结合，通过借助柯勒律治的说法阐述自己“雌雄同体”的主张，她的构想体现出双性和谐统一的理想。她还以作家创作为例，指出“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两股力量在统辖着，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大脑里，男人支配着女人，而在女人的大脑里，女人支配着男人。正常又舒适的思想状态是，二者和谐共处，精神上协同合作。如果你是男人，大脑中女性那部分也一定具有影响；而女人也一定与她大脑中男性那部分沟通交流。柯勒律治说伟大的思想都是雌雄同体，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只有二者相融合的时候，思想才会得到充分的滋养，才能调用所有的官能”。因为，纯粹男性化的头脑不适用于创作，纯粹女性化的头脑也不适用于创作。显然，伍尔夫深刻地认识到了男女两性矛盾对立却又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因而提倡两性间的互补、协作，实现两个性别的完美融合。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不主张“女性为反对男权的压迫而成为男性的对立面，更不主张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那样只会犯跟男性同样的历史错误”。伍尔夫的“雌雄同体”思想既消解了对立，也高扬差异，男女两性中的任何一性都不会排斥另一性；它不是自我抹杀，也不同于一性吞并另一性。

《美杜莎的笑声》是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的著作，它对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论进行了诠释，“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多次强调任何创造性行为都必须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心灵的某种协同。所以，伍尔夫认为只有当大脑处于一种平和的、和谐的状态时，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才不会武断，没有偏见，也没有歧视。在作者看来，理想的写作状态要求双方都必须兼具另一性别的特性，都拥有“雌雄同体”的头脑。“作家还都是用雌雄双面思维来写作的。你必须回溯到莎士比亚，因为他是雌雄同体的，还有济慈、斯特恩、考珀、兰姆、柯勒律治。”于是，要写出优秀的、真实的、不含偏见的作品，就必须具有“雌雄同体”的头脑。揭示两性对立，不是伍尔夫的终极目标；追求两性和谐，才是伍尔夫的最终理想。伍尔夫对女性写作传统的不懈追寻及女性写作所具备条件的探讨让她认为沉默、失语和“失落的”女作家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形成了女性自己的文学史。伍尔夫发现女性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自己嵌入历史，被湮没的女性文学传统从文学海洋中升了起来。伍尔夫以开阔的胸襟和富于超越性的视野，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两性对立的思维模式，追求性别差异的整合，形成了一种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促进两性的协调、合作关系。其“雌雄同体”观主张始终不失为解决性别对抗、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策略，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只有当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完美融合之时，头脑才会产生巨大的创造力。伍尔夫对女性生活和写作倾注毕生精力的做法值得我们敬佩，她为后世女性主义者建构的理论框架、所开拓的研究方向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