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受戒》中文学的性质

一、从文学的真实性看《受戒》中的荸荠庵生活

汪曾祺老先生在给宗璞画过的一幅牡丹画中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故乡高邮便是汪曾祺老先生在人世间存留的心角一隅，那里的人、事、物便是侧放的一枝花。不管一生曾经漂泊何处，心中的暗香依旧丝丝留存，弥久不散。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虽然从汪老离家之后便不曾再有长时间的返乡生活，但是童年时期关于高邮的点点滴滴的生活记忆一直在他的作品中温存着。汪老的高邮记忆裹挟在雪天的一碗咸菜茨菇汤里，驻足在王二的卤味摊前，停留在水乡大淖中……高邮，是汪老肉身的来处，也是他灵魂的归宿。同样的，高邮也是汪老大部分文学创作的背景设定与素材来源，就像《受戒》中的荸荠庵生活，保留了少年时期，汪老为了躲避战火，与祖父、父亲寄居乡间小庙的原生态生活。这段寄居小庙的生活在汪老的心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为荸荠庵的创设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现实生活中，汪老在年轻的时候躲避时代的战火，在年老的时候躲避社会的摧残，希望追寻童年时期那段庙中寄居的安宁生活。《受戒》中那片长着灰紫色、发着银光的、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芦穗的芦花荡和那芦花荡旁的荸荠庵，虽然带有汪老少年时期寄居的那座庙的影子，但是不全然是那座乡间庙的样子。汪老笔下的荸荠庵更具体、更逼真地展露了他心中“桃花源”的模样，是一种清静安宁生活的生命体验。这座极具乡土气息的荸荠庵既有着少年时期家乡该有的人、事、物，也有着汪老老年时期想躲避纷乱的庇护所的样子。汪老以这段真实生活为基础，经过提炼、加工、改造等手段，为我们展现了一段纯洁的倾“庙”之恋。

二、从文学的形象性看《受戒》中人物形象的选取

正如汪曾祺老先生在文末写道：“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受戒》其实并不是汪老少年时期寄居乡间小庙的那段时间创作出来的，它最早的原型是在1946年《大公报》上发表的《庙与僧》。而《受戒》则是三四十年后，汪老回顾这段美好岁月时创作出来的。这是四十三年内深埋在汪老心中的一个梦，一个与世隔绝的梦。《庙与僧》相较之《受戒》来说，更多表现的是那段寄居小庙生活的真实体验。《庙与僧》更像是一篇回忆性的叙事散文，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展开回忆，描绘生活。《受戒》则是对这段寄居小庙生活的艺术化的概括，经过四十年的岁月沉淀，汪老从中提炼出形象鲜明的几个人物：《庙与僧》中迎他入门胖且发黄的当家和尚变形为《受戒》中领着明子当和尚的舅舅，即荸荠庵中掌管账簿、当家的仁山师父;《庙与僧》中用着雪白的毛巾洗脸，带着媳妇回来的二师父应该便是那《受戒》中整日洗涮、爱干净、喜欢白天闷在屋里，晚上出来乘凉的仁海师父;《庙与僧》中能够“飞铙”的能师父成了《受戒》中聪明精干，有不止一个相好的仁渡师父的原型;《庙与僧》中淘气活泼，与汪老为伴、给汪老介绍庙内情况的小和尚极有可能便是《受戒》中的男主角—明子。汪老以《庙与僧》中的人物为前提和基础，提炼出《受戒》中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动的人物。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及：“感情关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三四十年前，这些庙中的小和尚们不过是汪老一段岁月中的过客，留下的是较为表象的、客观的形象，而三四十年后，重温这段时光，这些过客蒙上了岁月的网纱，镀上了艺术的外衣，都变得更加有生气、有意蕴，以一种生动鲜活、个性鲜明、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想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

《受戒》中人物丰富的形象性除了体现在从《庙与僧》中提取并加以锐化的几个人物形象外，还体现在了女主角小英子一家比较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形象中：像个喜鹊的小英子，文静手巧的大英子，结结实实、勤劳能干的赵大伯，心灵手巧、精神出奇的赵大娘。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形象是由作家主观创造的，但是不代表不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就像这里赵大娘的原型便是汪老那位擅长剪花样的祖母。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不少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是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人物，通过艺术的加工和改造，从而使人物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具有了艺术创造性的体现，进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就像鲁迅《故乡》中的闰土的人物原型便是他的好友章运水，《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据传是纳兰性德，萧红《呼兰河传》中的主角原型便是她自己……将现实中人物的形象特征与作者想象中的形象特征进行整合、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完整艺术形象。同时，也会出现像鲁迅说他小说人物形象原型那样“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这种综合性人物形象。

三、从文学的精神性、蕴藉性看《受戒》中汪老所传达的情感

三四十年的时间中，和尚还是之前的和尚，汪老的情感却发生了隐微的变化。在变化的字里行间中，透过语言符号所传达出来的精神也在一点点变化着。《庙与僧》中，对当家的脚部有着这样一段描述：“脚下一双僧鞋是趿着的，僧鞋踏在脚跟的一块已经发一种深沉的油光。是夏天，他不穿袜子。说真的，最唤起我的黄的印象的是他那双肥脚，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黄的脚。”而在《受戒》中也提到了当家和尚黄、胖的特点，不过相比之下就少了那么些嫌弃的意味，多了分戏谑的感觉：“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双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前者表达的是对这种黄、肥的厌恶之情，后者以仁山不具备当好和尚的三个条件说起，厌恶之情减少，更多的是对这种形象的习以为常和憨态的会心。

如果说，汪老对当家和尚情感的变化是停留在形象层面，那么对于其他几位和尚那种不符合出家人的行为的宽容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变化。世俗的味道处处散发在荸荠庵和尚的“空门”生活中，融入当地风土人情中，被世俗化、被生活化、被本土化的宗教与信仰，体现了佛俗的合流，体现了人性的解放。从进入方丈房里看到两个猪眼睛和挂在梁上的猪耳朵，到感觉能和尚不像是受过戒的样子，再到最后听说二师父将师母带回来的一连串震惊中，表现了汪老对这一切不符和尚身份行为的不解。但到了《受戒》中，一切似乎都变得很寻常：和尚可以过年吃猪，可以与姑娘媳妇开玩笑，甚至说可以娶老婆。汪老精神中多了些豁达，对这些不寻常的行为似乎也觉得习以为常了。在荸荠庵中所构建的精神国度不是乌托邦式的虚幻美好，而是小国寡民式的自由与解放。汪老传达出的是对这种富足、美好、祥和生活的向往，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艳羡，对老庄所崇尚的道法自然的尊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尊崇自然天性，解放人的天性，美好的东西的本质就应该是真的，非虚假的。庙中和尚们真性情的展现传达出人性的本真特点，向善向美。

如果说，《庙与僧》更多的是表现了汪老入庙后的感受，那《受戒》中小英子这个人物角色的加入，使得小说的中心由所观之感，转移到了明子与英子的倾“庙”之恋。人的情绪往往是埋藏在内心的，汪老借助明子的心乱以表现出其内心的真实感受，突出其内含人性精神的一面：“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一串小脚印留在了田埂上，也印在了明子的心中，明子的心被这一串脚印搞乱了。通过对小英子留下的脚印的描写，对明子身上痒痒的感觉的叙述，作者钻进了明子的心中，用文字表现出了明子对小英子的怦然心动。文学所传达的精神性也如是体现出来，体现在这种对人物身体感触变化的细微之中，以一种非直观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单纯的爱情不牵涉世俗的欲望，是一种原始的欲望，这种单纯的原始情感可能是一种肉欲，但这种肉欲在汪老的笔下是极为干净的。这样一段发生在小明子和小英子身上的倾“庙”之恋，始于两人船上的初次对话，陷于两者之间纯真的活动，小英子直率表达心中的感觉，小明子也答应不做方丈、不做沙弥尾。汪老以闲淡的笔触，抒写了这段单纯的爱恋，传达出他对这段破戒的倾“庙”之恋的暗暗赞许之情。

其实，庙中的和尚们、小明子与小英子这些人物所寄存的精神只是限制于荸荠庵中。但小说中极其不起眼的两个小角色，则是汪老笔下故乡中大部分人物的代表形象，传达着那个地区人民的普遍精神特质。虽然，那个时代已经逐渐衰败，但是，汪老笔下的高邮却是纷乱时代下一隅安静祥和的角落，这里的生活富足快乐，这里的人们在汪老的笔下幻化成一个个精致的小人物，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时代精神。在庙中和尚打牌缺人时，会喊上一个收鸭毛的和一个打兔子兼偷鸡，收鸭毛的我们暂且不论，单看这个打兔子兼偷鸡的人，汪老在其后也提了一嘴，都是正经人。这个偷鸡的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正经人呀，然而汪老一句简单的调侃却丝毫没有表现他对这个人半点的批评与谴责，反而更多的是一种习以为常。文学的语言其实是很微妙的，充分发挥语言符号的审美表现潜力，在有限的语言符号中含蓄而不直露地表达主观情志。其实，除了此处还有很多语言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在引出小明子家乡出和尚的传统的时候，这样写道：“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我们由此看出汪老语言的小处理的微妙，一下子，表现了汪老心中的平等观，不管是做什么的，在民风淳朴的故乡中，都是受着平等的待遇的。再比如，汪老曾经创造了一位卖眼镜的宝应人—王宝应。他的很多货不辨真假，汪老也没有直接披露，只是在文章末尾介绍他卖的翡翠时，有一个人提出质疑，王宝应借真翡翠不怕火烧的道理，用火烧翡翠，结果是“噌—”着了，汪老以富有幽默的语言揭示了翡翠的假。其实王宝应自己也不知翡翠是假，汪老没有批评，当地的人们也没有批评。文章在表现王宝应的天真的同时，也间接地表现了民风的淳朴。汪老的语言富有蕴藉性，赋予了其创作的文学作品耐人寻味的魅力，给予了其笔下的人物憨厚可爱的特点，跳出了语言符号的直接性现实指涉和明确性的批评指向。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领悟和赏析到语言文字巧妙幻化带来的审美上的滋味和乐趣。

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序言中说道：“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黄永玉如此，汪曾祺亦是如此。对于每一个无处还乡的当代都市人来说，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家乡人、家乡事、家乡物、家乡味，读到真、善、美的本真人性，构筑我们一生的独立人格，使我们能够在时代的汹涌巨浪中不至于随波逐流，忘根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