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童小说《刺青时代》中的创伤书写

《刺青时代》作为苏童成长小说香椿树街系列中的代表作，以主人公小拐的一系列悲剧色彩的遭遇表现了时代阴影下少年成长的迷茫和困境。成长本是一个象征着蓬勃向上的美好词汇，但是在苏童笔下的少年却呈现出一种创伤性的反成长力量。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形成以来，人们对创伤的关注从医学领域深入到了精神层面，创伤也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作家苏童在他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也进行了大量的创伤书写。本文以《刺青时代》为例，从外部和内部的视角出发，聚焦苏童笔下少年的家庭创伤、友情创伤、身体创伤、精神创伤四个层面，并且充分挖掘其背后体现的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背景。苏童从少年个体中寻找共性，对少年这一群体体现出了充分的人性关怀和生命思考，对少年在创伤性成长中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一、家庭创伤—亲情的缺位与疏离

苏童曾自述在他少年时期，家庭生活常常是在哭泣声和吵架声中度过的，父母高一声低一声地吵架，姐姐躲在门后哭泣，而他望着街道行人满怀怨恨。这样创伤性的记忆和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笔下香椿树街的少年们几乎都是生长在一个残缺的、畸形的家庭关系中，少年的成长多数也伴随着来自亲情和家庭的创伤。在《刺青时代》中，小拐的成长就是在母亲角色的缺位和父子之间的对峙下发生的，而哥哥天平的去世更是带给小拐不可磨灭的创伤。

在小说开篇，苏童就简洁、冷漠地交代了小拐母亲的死亡和小拐的出生。小拐母亲临产前试图抄近路去上班而选择走结冰的河面，发生意外坠入冰河，却生下了小拐。出生即丧母的小拐似乎预示着某种悲剧色彩，而母亲角色的缺位也是小拐创伤性成长的源头。因为母亲的早亡，两个姐姐锦红和秋红就充当起家中的母亲角色，但面对父亲的暴戾无常，兄弟的处处惹事，她们每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下，作为这个不像样的家庭中唯一的亲情纽带也无时不想逃离。

不同于通常意义上深沉隐忍、伟大无私的父亲形象，苏童笔下的父亲往往是暴力的实施者，是猥琐下流、极其不负责任的形象，《刺青时代》中小拐的父亲王德基也是如此。在妻亡后占喂奶妇女的便宜，连运儿子尸体的灵车他也不愿掏钱，对孩子的教育只有诉诸武力，而他自己也坦言孩子们就像“一群生活在肮脏的牲口棚里的猪羊”。父亲角色的破碎让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了一个具有引导意义的权威，使其背离了传统观念里的道德伦理，增添了离经叛道的生命底色。小拐出事后面对父亲的恶毒拷打，天平再也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奋起反抗，直接带着野猪帮兄弟们伏击了王德基，王德基被打得落荒而逃的结局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家庭中正式的权威更迭。虽然王德基并不是完全冷血的父亲，在天平死后，他看到踢球的少年们也会触景生情，悲痛哽咽，但是这也仅仅是一种怨天尤人式的自怜。面对少年的种种暴力，父亲王德基作为伦理上唯一能够去制约的角色，却选择了置身事外，成人世界的不作为和麻木是少年悲剧的催化剂。

母亲的缺位和父亲的失职让哥哥天平成为了小拐唯一的亲情寄托，生前作为野猪帮成员的天平是小拐心中的偶像，是代替父亲存在的角色。但是长期接受着父亲的暴力对待，天平这个少年的内心变得异常冷漠，对暴力行为也近乎迷恋，最终也在石灰厂之战中以触目惊心的死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天平身上那个猪头图案的刺青也演变成弟弟小拐日后的悲剧开端。

苏童对小拐的家庭创伤书写是毫不留情的，整个家庭都在亲情缺位和分崩离析之下，这也体现出了苏童对少年命运的深刻反思。他脱离了少年个体本身，而将目光放在了少年的生长环境中，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探究少年悲剧的原因。社会秩序、家庭秩序甚至人的内心世界都失去了规范，处于一种人类混沌的原初状态，少年的青春就在这样的阴影下野蛮生长着。

二、友情创伤—孤独与背叛

通过苏童的自述和资料，回望苏童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不难发现作家本人的经历与其所创造的少年形象有非常大的联系。苏童在《九岁的病榻》里自述童年因肾脏的疾病以及引发的败血症不得不卧病在床并休学许久，面对同伴的探病，他更多是自卑自怜以及近似嫉妒的酸楚。过早地体会到了疾病和死亡带来的痛苦，以及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长期远离同龄伙伴们所造成的孤独、自闭的心理倾向，使苏童在刻画香椿树街的这些少年时带有了强烈的表达内心独白的念头。

和苏童笔下大多数的香椿树街少年一样，小拐的内心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是孤僻的。身体的残疾让小拐变得古怪游离，香椿树街的少年们不愿意和他多交谈，而在哥哥天平死后，面对以董彪为首的欺凌，小拐更是孤立无援。尽管小拐曾经短暂地建立起了野猪帮，但这些野猪帮的少年并不认同理解小拐心中那个宏大的梦，甚至在最后不能容忍小拐作为一个残疾人称霸香椿树街。文中作为叙事的“我”是小拐唯一真正的朋友，但是连“我”都对小拐复兴野猪帮的梦感到可笑而荒诞，可以说在《刺青时代》中少年小拐的孤独是贯穿全文的。亲情的缺位和疏离让少年小拐不得不将情感寄托在同伴上，但苏童也冷漠地关上了这扇窗户，让少年在友情创伤中独自舔舐伤口。

除了贯穿全文的孤独意识，背叛也是友情创伤里重要的书写。面对野猪帮的背叛，小拐选择在中秋节前夕突击赤手空拳的“叛徒”朱明，这是一场完全不计后果的报复，只有少年满腔的愤怒和冲动。似乎只有通过九节鞭清脆的抽打声，小拐才能微微平复友情背叛的创伤，但这反而让他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被打后的朱明加入了出狱的红旗，伏击了小拐，并联合了小拐所信赖的刺青师傅亡兄的旧交—“座山雕”，在小拐额头上刺下了那个屈辱、绝望的“孬种”。至于背叛的原因，苏童残忍地说道：“我知道那么多人出卖少年小拐缘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无法容忍少年小拐在香椿树街的风光岁月，尽管那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风光岁月。”“孬种”刺青彻底结束了小拐那个荒诞可笑的梦和无知莽撞的青春。少年时期的友情是率直的，是容不下一丝虚伪和隐藏的，一旦染上背叛的色彩，就即刻变成了反目成仇的死敌，完全失去了理智，悲剧也在这样的冲动下吞没了少年的青春。

家庭和友情是外部创伤书写中的两个切入点，透过这两点，苏童将少年的悲剧命运抽丝剥茧，一一展露给我们，让我们不禁去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少年又该如何走出成长的困境。

三、身体创伤—残疾与刺青

苏童似乎毫不吝啬地赋予香椿树街少年身体上的各式疾病缺陷，《被玷污的草》中患有视网膜疾症的少年，《舒家兄弟》里被尿床症困扰的舒农，《骑兵》里长着罗圈儿腿而受人嘲笑的左林，《刺青时代》的小拐也难逃这一点。九岁那年在玩钉铜游戏时意外被火车压断一条腿后，小拐的名字就从安平变成了小拐，这是苏童赋予小拐身体创伤的开端。在失去腿后，小拐一直处于一个恍惚惶恐的精神状态中，与所有目击者包括哥哥天平的说法不同的是，他认为有人在火车驶来时推了他致使意外发生。至于真相苏童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小拐的性格从这时发生了改变，怀疑和不安的思绪围绕着这个失去腿的少年，身体的创伤让小拐极度缺乏安全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想要去证明自己、保护自己的弱者心理。

刺青是苏童身体创伤书写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它不是因为意外或客观原因而产生的，而是通过少年主观行为去获取的创伤，是少年无知而又执着的一种体现，它体现在生理上的疼痛感可能不及疾病，却在精神层面对少年产生了更大的创伤。猪头刺青作为贯穿全文的一个重要线索，不仅仅是一个图案，更是寄托了小拐的信仰和荒诞的梦想。在第一次从天平的尸体上看见那个简单而丑陋的猪头后，小拐的心中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这是野猪帮的荣耀标志，是暴力游戏里强者的化身。于是在追逐这个标志的过程中，小拐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为了得到猪头刺青，小拐用尖刀刺戳自己的手臂，可疼痛和脓血只换来了一块羞于启齿的疤瘢，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刺青高手“座山雕”上，但也是这一次换来了永远刻在额上的屈辱刺青“孬种”。刺青从猪头变成“孬种”，是小拐从叛逆到死寂的成长过程，是小拐对刺青的渴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的创伤，是超越身体肌理的心灵创伤。

四、精神创伤—暴力追逐下的信仰崩塌

精神创伤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于苏童笔下其他呈现疯癫状态的精神创伤书写，《刺青时代》中少年小拐的精神创伤是一层层递进的，最终演变成经历绝望后的麻木与死心，活脱脱成为了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在失去双腿后，小拐虽然变得阴暗古怪，却还有哥哥天平这个精神支柱;天平死后被董彪欺辱，小拐还有那个复兴野猪帮的梦作为支撑;面对刺野猪头失败、清塘镇铩羽而归、野猪帮的背叛，小拐都没有被打倒，唯有最后那“孬种”的刺青彻底浇灭了小拐的希望。刺青在文中已经超脱了物质上的意义，成为小拐的精神之物。在小拐的心中，刺青是神圣的，是饱含信仰的。可是小拐人生中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刺青，却刻上了他心中最恨最厌的“孬种”，这个专属于弱者的残忍的名字。

埃里克森提出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中提到：如果一个儿童感到他所处于的环境剥夺了他在未来发展中获得自我同一性的种种可能性，他就将以令人吃惊的力量抵抗社会环境。他宁愿做一个坏人，或干脆如死人般活着，也不愿做不伦不类的人，他自由地选择这一切。于是小拐将成长中所有的创伤悉数填补在了对暴力的过分追逐上，以令人震惊的力量和方式去成为那个所谓的被崇拜的对象。在经历了天平死后的那段被欺辱的日子后，小拐用尽全身力气去摆脱弱者的标签，甚至连姐姐锦红不小心提及这一点，他也要以刀锋相威胁。可见，少年小拐心中已经将深深的自卑转化为对强者近乎变态的渴望，可当这个渴望被冰冷的“孬种”封印起来的时候，小拐可以说是彻底绝望了。

被刻上“孬种”后，小拐变成了阁楼上古怪的幽居者，再一次看见野猪帮的旗帜，那些刀棍武器，小拐再也没有往日的激情，强烈的前后变化凸显着暴力追逐中信仰的崩塌带给少年小拐的巨大精神创伤。苏童轻描淡写地叙述着这样的变化，却把悲剧意蕴渲染得淋漓尽致。

苏童笔下少年的本性是被死亡的恐惧纠缠着，被饥饿感折磨着，永远地潜伏在仇恨、暴力、血腥的深渊之中，它完完全全地屈服于本能，这样的少年本性在小拐身上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小说最后写道：“对于我们这些在香椿树街长大的人来说，温馨美好的童年都是在吵吵嚷嚷中结束了，一切都很平常。”用一句温馨美好掩盖了少年成长中触及心灵的创伤，一句吵吵嚷嚷掩埋了刀光血影的青春岁月，没有人知道那阁楼上古怪的少年小拐曾经洒下的少年热血，立下的荒诞可笑的目标，少年又一次地被成人们所遗忘和漠视。苏童用少年的视角进行叙事，把少年群体在家庭破碎，时代冲击下的种种创伤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也许是施暴者，但他们亦是受害人。

苏童曾自述所有的成长小说都没有以一个完美的阳光式结局来完成成长，而是以毁坏收场的，成长是未完待续的。在少年小拐身上，苏童延续着他冷漠的叙事风格，并没有赋予其积极和正向的成长，而是在暴力与扭曲中未完待续。苦难是人生的常态，同时苦难增添着生命的重量，苏童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寄托于生命的重量之中，最终的目的是在于探测生命的重量。在这创伤性成长书写的背后，苏童从个体上关注到了少年这一常常被忽视的群体，流露出了对少年群体厚重的生命关怀，表达了对他们生存困境的沉重反思，这使得《刺青时代》中创伤性的书写不完全是一个蒙着灰暗色彩的悲剧，而是透着淡淡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