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的突转

学界一般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在乱世之中，渺小的个人更加关注“我”的存在，文人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对个体生命价值、个人与自然关系、个人与社会矛盾如何平衡等问题进行思考，人的觉醒带动了文学的自觉，文学从“向外”转入“向内”。虽然此时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规律与艺术手法上还没有表现出较为成熟、清晰的概念与理论，但是很多文人在作品中都展露自我个性，形成自我风格，对其作品的研究也就因此有迹可循。

阮籍作为竹林七贤之一，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因为时代动荡夹逼在趋炎附势和取死独立之间，在二者中艰难寻求生存空间，如颜延之所说的“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这也就造成了阮籍诗“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避隐，百代之下，难以情测”的隐秀风格。

一、突转手法的内涵

“突转”一词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是一个戏剧理论，指剧情向相反方面的突然变化，即由逆境转入顺境，或由顺境转入逆境。这种顺境逆境的转变反映出剧中人物的处境和心境，给观众一种猝不及防的效果，调动起观众的情绪与共鸣。虽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没有关于突转的专门术语，但其仍然是文学创作中较为常见的手法。特别是到了唐宋，格律诗的大量出现使诗歌更加讲究章法，如常用的诗歌布局手法“起承转合”中的“转”就和本文所要谈及的“突转”有着相似之处，两者都有打破秩序感和规则感的作用。如王昌龄的《闺怨》中，少妇本高高兴兴地化妆登楼，看见杨柳，情绪转为低落，后悔让丈夫外出挣取功名，使自己孤独无依。见杨柳而变情感，这一转使诗歌取得巨大的艺术成就。诗虽转却不突兀，诗中可以勾起人的欲望、激发人的情思的“翠柳”，将转前、转后妇人的思绪变化巧妙衔接。以上两种转都应用于情节，指向于人物。本文所要阐述的突转，是阮籍咏怀诗在写作方法上的一大特征，从内容情节方面看，突转前后的内容或者情理未必有较强的联系，或者说阮籍故意阻断、掩盖了转前后之间的联系，较为隐蔽。在人物表现上，突转手法的运用更多体现的是阮籍个人形象与情感表达，而非诗中所描刻的人物。突转相较于转更强调始料未及，不给读者调整阅读心理的时间，是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冲击，破坏匀称感与舒适感，从而收获审美体验。虽然本文所要描述的突转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转存在着差异，但是它们也有着相同的规律，即有因可循，符合情理，不落俗套。

二、突转在《咏怀》诗八十二首中的表现

阮籍以《咏怀》诗八十二首而著称，这些诗晦涩难懂、文多隐蔽。咏怀诗将所怀之情寓于人、事、物、景中，所以突转手法首先表现在对人、事、物、景描写的转变，这种感知的转变最终成为情感转变或者爆发的驱动力。咏怀诗中的突转，表面上是一种转变，深层上反映的是阮籍的矛盾心理与情感，增强了诗歌的冲击力与表现力。本文以下阐述《咏怀》诗八十二首中的四种突转类型。

（一）情境的突转

阮籍诗歌中常描写景物，通过写景物迅速荣衰来展现世事无常。如咏怀诗第三首《嘉树下成蹊》的前四句：“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一荣一衰，三四句笔锋突转，美好的事物陡然零落，让读者内心一惊。

情境往往是人心境的反映，虽然本诗前四句只展现了两幅画面，但是阮籍的情绪早已在情境之中弥散开来，“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此句一般理解为“东园桃李生长茂盛，采摘果实的人在树下踏出小径”，按照原诗本意的语序应为“东园桃与李，嘉树下成蹊”。阮籍想通过春日桃李的夺目来反衬繁华的短暂。繁华之景在前，而后提及桃李，语序颠倒表明并非为写桃李或单用桃李之典而作此句。东园桃李不仅仅为繁荣之景，在蹊路后隐藏着阮籍对衰世的叹息，是阮籍对于时代走向的敏锐察觉，如余冠英评价此诗“情词危切，似有亡国的恐惧”。第二句紧接着写秋日凋零之衰世，便不是空穴来风。世事变幻，难以捉摸，阮籍对自身前途命运的迷茫尽数显现，内心的隐忧达到了极点，在此处瞬间爆发。

情境的突转有时也增强了阮籍诗歌意境的层次感。如第十七首《独坐空堂上》，第一二句的情境为屋室，第三四句的情境转为道路，第五六句又转为岛屿，这六句两两之间没有衔接和过渡，都是画面式的描绘，随着情境的扩大，形成阶梯式的层次结构。三个情境所表达的都是孤独，阮籍想离开这种孤独而走向外界，却未能如愿，反映出他内心的求索与迷茫。突转形成的阶梯式结构使情境的展现存在跳跃，产生了留白的效果。阮籍“独坐空堂上”，又独自出门而不见车马，最后愀然登高，突转背后展现的是严密的逻辑，读者就可以在脑海中补充出阮籍孤独的身影和孤寂的内心。

（二）角度的突转

在描写角度上，咏怀诗中有部分诗歌呈现“A角度-B角度-A角度”的跳跃结构，如第六十七首《洪生资制度》。这首诗采取了两种观察角度相结合的方式，前八句从正面描写洪生的道貌岸然，接着四句突转从反面刻画洪生的虚伪，最后两句又跳转为正面描写，并从冷峻旁观者的目光转移到自身感受的描述，“正面-反面-正面”角度的替换在两次反差之中突出洪生的滑稽可笑。

又如第六首《昔闻东陵瓜》，前六句运用东陵侯在秦灭亡后卖瓜的典故，描写东陵瓜的种植情况，展现了东陵侯成为平民后的自在生活，诗歌的最后两句也阐发了对于这种平凡顺利生活的赞美，是功名利禄无法相比的。但在诗歌的第七八句，阮籍反面着笔，描述身居高位者的忧虑，将阅读前六句清新美好的感受一扫而空。

写作角度的突转使得诗歌在结构上跌宕起伏，展现出诗歌的灵活性与跳跃性，但是这不是阮籍为了增强诗歌的可读性而刻意为之，此类转换使阮籍的咏怀诗无论从理解上还是阅读上都不能一气而下，并不像嵇康一样肆意喷薄情感，这是阮籍欲言又止的表现，体现的是阮籍内心的谨慎与克制，是欲说还休的矛盾。

（三）语气的突转

阮籍《咏怀》诗中大量使用疑问句式，八十二首诗中有五十八首都采用了疑问句，且疑问句常出现在诗歌的最末，在《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有三十五首在诗歌最后四句出现疑问句，二十四首在诗歌最后两句出现疑问句。如感叹生命短暂、人生易逝的“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表现孤独愁绪的“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渴望出世的“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等。

中国古代文学中多使用“起承转合”结构，往往用“转”作为事件发生转机或者内心开解的契机，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收尾，使整个作品有所交代，达到疏通的效果。在阮籍的咏怀诗中，除了设问句和反问句，其他疑问句通常不会在诗的后面给出答案，诗歌结尾常常在疑惑中戛然而止，缺少了“合”与“解”的过程，此类疑问有一部分是阮籍自我意见的发表，有一部分是对当时尖锐社会矛盾的提问，可能为阮籍对于问题的无解，也可能阮籍有解，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不愿多说。疑问句的大量使用增加了诗歌的灵活度与诗歌的张力，使读者对诗歌前面所写的内容产生回味，也加强读者的思考，达到句绝而意不绝的审美体验。

（四）情绪的突转

阮籍除了在诗歌的最后采用疑问的方式收尾，也常在诗歌的最后几句运用转笔，将高调的情绪一下子拉入谷底，如第二首《二妃游江滨》。

此诗前十二句描绘神女与郑交甫邂逅的美好情意，最后二句是阮籍的自我感慨，使用疑问句和感叹句结尾。诗歌虽然大篇幅描述二妃和郑交甫之间深厚的情意，表面上是赞颂爱情，实际主要还是在最后两句落笔，一般学者认为阮籍假托神女和郑交甫邂逅相好，来喻曹魏倚重司马氏，司马氏却阴谋夺权。中国古代有将男女之情比作君臣之义的传统，这也增加了阮籍诗歌的模糊性和掩饰性，所以既可以将本首诗作为爱情诗来解读，也可以将其作为影射政治的诗歌来理解。

又如第二十七首《周郑天下交》，诗歌的前八句言极可有作为，意气风发为人追捧，至最后四句，“朝阳忽嗟跎”似从高堂跌落，转为对于没有珍惜利用时光，已经垂垂老矣的忏悔。阮籍在诗歌中常回忆自己的平生过往，抒发时光易逝、老无所为的感慨，先以冷峻的笔调去回顾过去，说到兴处达到高潮，好不得意，但最后又不得不接受现实，没落结尾，令人扼腕叹息，不由得对阮籍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困境无可奈何。

《咏怀》诗所表现的情绪突转上，与阮籍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阮籍在儒家的礼教下成长起来，渴望建立功业，但面对司马篡权，在中晚年阮籍不得不游历于老庄学说之中，想要远离政治纠纷，然而又没法完全摆脱悲苦的现实。他没有像嵇康那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是选择向现实世界低头。可是就是这一低首，让他彻底告别了理想生活，从此走上了郁郁无为的仕途道路。阮籍不断对自己的思想作出一系列的重大调整，从信奉儒教到儒道矛盾再到尊道。思想内部的不断变化，使阮籍常常嗟叹不已，在诗歌最后才表露自己压抑着的愤懑、惆怅、无奈的情感。又如第六十一首《少年学击刺》，阮籍在诗的前八句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塞外从军的经历，意气风发，在诗歌的最后因为现在不能建功立业而惆怅，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叹惋与哀伤之感。

突转一般在形式上表示为突然转折之意，但在突转过程发生之前，还有迷茫与踟蹰，在突转中还有从发现、思索、踟蹰后突然疏通敞开的意味。阮籍的《咏怀》诗中常使用“从此”“竟”“忽”等字眼，对前面所写事件进行否定或者发问，或表示语气的惊奇，形成突然敞开之势，增强语言的张力。如第七十四首《猗欤上世士》，这首诗作于阮籍晚年，本诗结合当时社会现状，赞美了古代圣人高尚的节操，并在此基础上去探寻自己的人生志向，诗歌的最后两句达到了一个豁然开朗的境界，“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阮籍渴望自己如巢父、许由一样，可以抛弃世俗，过隐逸生活。

三、突转的作用

“文似看山不喜平”，在形式上，突转可以造成文势的波澜，使原有的平铺直叙变得摇曳多姿，形成跌宕的动态美，从而弱化情感一瞬间的爆发力，而使其充盈在整个诗歌的阅读体验当中，达到阮籍诗歌旨意遥深的趣味，给读者带来了抑扬张弛的审美体验。

在内容上，突转形成了曲折，扩充了诗歌的容量，增加了诗歌的可思考度与可回味度，就如清代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所说：“其寄托在可言可不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从整体来看，多次的突转又从“量变”达到“质变”，实现“突转”性的情感与意境的转变，读者可以在阅读时在有限的文字中展开无限的想象。

钟嵘在《诗品》中用“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来评价阮籍的咏怀诗，说明阮籍诗歌内容有限而情思无限的特点。在情感上，阮籍是奔荡的，但由于抒写内容的克制，这种奔荡在创作中体现着隐的倾向，这也反映着阮籍的人生选择与人生态度。特别是通过对阮籍咏怀诗中突转手法的分析，我们更可以看到阮籍似乎是有嵇康般的洒脱，但事实上这只是其思想上的聊以自慰，结合阮籍其他晚年的咏怀诗，就不难发现这种突转下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是阮籍的愿望与设想，事实上他是毫无办法的，所有的突转只是阮籍夹缝中的挣扎，而不转化为行动上的突转，他只能在自己所框设的圈子中起伏跳跃，却一步也不敢迈出。

突转所体现的掩饰性虽然对诗歌的分析理解产生一定的障碍，但是也成了阮籍诗歌研究的关注点，使读者一窥阮籍内心的煎熬与矛盾，这为阮籍咏怀诗的解读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过去即当下，虽然我们与阮籍生活的时代相隔了一千多年，但是阮籍所面临的时代处境和对生命价值的追问何尝不是我们现代人正在经历的、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突转背后的矛盾与纠结也很好地照应当代人的生活心态与生存困境，反映了当代人精神的变化与转变，使读者在阅读诗歌时增强情感上的共鸣。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1年创新训练项目“汉魏诗歌中的美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202110304054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