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与忧患意识

杜甫一生广泛地接触社会，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渗透在各个阶层的人身上的中唐的社会弊病，又因其人生经历、家学传统以及儒家思想等方面的影响，他的创作总是带有很深的忧患意识，并能因个人之忧与家国之忧产生共鸣，忧中饱含诗人对国家、对人民深沉的爱，以天下之忧为先，个人之忧为后，这使杜诗之忧更为动人。加之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杜甫创造出了流传千古的艺术上极具魅力，思想上富有深度的现实主义的诗歌。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诗人，也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具有集大成意义的一位诗人。杜诗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体现出杜甫的儒家价值遵循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也因而贯穿着一种“忧”的精神与忧患意识。本文试从杜甫生活的时代背景、家学渊源、仕途经历等方面入手，浅论杜甫之“忧”。

一、知人论世

（一）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

杜甫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出生于河南巩县，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其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少年读书壮游时期;第二，困于长安求仕无门的十年;第三，安史之乱时期;第四，漂泊西南老病缠身直至辞世时期。

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这一唐王朝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图景，也被他一一记录下来。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是造成诗人跌宕起伏一生的重要原因。而这种人生经历又进而影响了诗人的创作，开元盛世的诗歌表现出向中唐诗歌转变的倾向，杜甫正是一位站在盛唐和中唐交汇点、衔接盛唐到中唐诗歌转变的诗人。

（二）家庭渊源与儒家思想

杜甫家族，属于京兆杜氏的分支，始自杜预幼子杜耽。杜甫的家庭素有“奉儒守官”之名，西晋名将杜预是杜甫的十三世祖，武则天时著名诗人杜审言则是杜甫的祖父。杜甫对自己这些祖先怀有非常崇高的敬意，杜氏既有不畏牺牲、为亲报仇的侠义之士，如杜甫的六世祖;也有剪髻鬟沽酒以待客的崇礼之人，如杜甫的曾祖姑;还有自认“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笔当得王羲之北面”的诗人，如杜甫的祖父。这些重情重义、博学善吟的精神共同构成了杜甫的家学传统，并给予他巨大的影响，令杜甫对于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促使他树立“修齐治平”的人生终极目标，更使得他怀着一颗仁爱之心，对目之所及的人间苦难反复吟咏。

（三）博览群书与转益多师

杜甫少即好学：“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壮游》）无论是“熟精《文选》理”，还是“读书破万卷”，都表明杜甫知识积累的深厚，这也使他能够更加精确地捕捉生活中值得入诗的材料，让他能更加艺术化地体验生活，与生活中的人和事更多地共情。杜甫也并没有因广博的学识而自视甚高，“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杜甫学习《诗经》风雅的传统，虚心地以贤者为老师。可见，杜甫不但注重自身知识的积累，也不忽视向前人广泛地学习。

二、杜诗中的“忧”

杜甫诗现存共一千四百五十八首，据笔者参考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仇兆鳌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本《杜诗详注》统计，其中直接出现“忧”字共一百零六次。多数为单独使用“忧”字，兼有与其他字连用，如“忧愤”“忧端”等，“百忧”更是出现了九次之多，其余间接表达忧思愁绪的诗，数量上也占杜诗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杜甫中晚年的创作。这些诗根据对象与感情色彩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老病之忧。和韩愈类似，杜甫一生中也受疟疾、肺疾、冻伤、头痛等多种疾病的折磨。《客堂》这首诗于大历元年作于夔州，“旧疾甘载来，衰年得无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诗人此时漂泊于西南地区，旧疾缠身，而病中之人情感总是比较敏锐，最容易感觉到人生的短暂与无常。但是，忧病中的杜甫并不顾影自怜，他“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诗人借老马、南雁传达自身对家乡、对长安的怀念，实则还是对“致君尧舜上”的人生追求的重申。

第二，别离之忧。《赠卫八处士》是杜甫写给久别重逢的老友卫八的诗，也是一首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赠诗。它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开篇，说人生以别离为常态，就像西方的参星与东方的商星难以相遇，虽然写相遇，却以离别开篇，使诗歌的基调变得忧伤，“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诗人回忆起上一次与卫八的相见，彼时二人还是少年，如今已经儿女满堂。幸运的是二人还能相见畅谈，把酒言欢，而还有半数老友已经与诗人阴阳相隔，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全诗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作结，就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给我们营造出的画面一样，“茫茫”有一种没有方向、茕茕孑立之感，与开篇两句遥相呼应，人生大部分时刻都是孤独的，相聚是一种奇迹，全诗的情感可以说是亦喜亦悲，与朋友的聚少离多引发了诗人对时光飞逝、亲故别离的忧伤。

第三，天灾之忧。忧自然灾害带给百姓的苦难。天宝十三年秋天，突发暴雨，百姓深受其害。杜甫在诗中对当时的现实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今秋乃淫雨，仲月来寒风。群木水光下，万象云气中。所思碍行潦，九里信不通。”（《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他为此十分担忧，并用《秋雨叹三首》等诗记录了下来。在《九日寄岑参》中，诗人写道：“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想到无数人赖以生存的庄稼将颗粒无收，继而想到黎民百姓的疾苦，不由得发出“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的呐喊。正如他也曾为天下寒士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一样，这是诗人因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无奈与忧愤交织的情感，正因他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无奈就显得尤为真实和激烈。

第四，国运之忧。正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在春天眺望，却只看到国家的支离破碎，但是无论人类历史如何被改写，四季的流动却是永恒不变的。战争让诗人与家小分离，连月的烽火让家书变得比万两黄金还要珍贵，但是这种对小家的忧愁终究还是引起诗人对国家命运更为深沉的忧虑，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杜甫总是把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也是他的诗总是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黎民之忧。忧百姓饱受压迫和战乱之苦。著名的《三吏》《三别》都是这一类的作品。杜甫对所有受苦的人们都怀着深深的同情，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由自家茅屋为秋风所破，想到为天下所有的寒士而忧;又如“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他不仅仅看到男性在政治场上的博弈、在沙场上的奋战，更关注到战争中最难以自保，最孤弱无依的妇女儿童，为她们而忧，芸芸众生，无不在诗人的眼中、心中、诗中。

三、超越了一般的忧愁

无论是少年时的漫游，还是因遭贬、战乱而漂泊，都使得杜甫广泛地接触到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平民百姓，深切体会到他们的苦难以及国家的沉疴，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也使得杜诗之忧成了一种超越一般忧愁的情感。

第一，诗人总是由为己而忧生发到为国而忧。诗人为自身的忧虑，多来自病痛之苦和壮志难酬之憾，但他的情感却不止于此，而是能进一步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与屈原、贾谊一样，杜甫对国家、人民也具有十分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是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因而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下层群体，所以他的忧患就与政治家的那种忧有所不同。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来，到“君舟民水”，杜甫更认识到百姓总是沦为大时代的被动接受者，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也给他们带来无边的灾难。因而，他为国忧，最终是为民忧。

封建时代，有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的国更大程度上是以统治者为核心的。汉代名臣苏武在听到他的兄弟因侍奉君王有失而自杀、妻子改嫁、儿女生死不明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他将忠君放置在爱国之前，以父事君，对君主的所有行为都不会产生怨怼的情绪。杜甫当然也忠君，否则他又怎么会因“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感动肃宗呢？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将君臣关系类比为父子关系，但是杜甫没有只知其君不知其民，当他看到广大人民百姓受到的苦难时，不但给予深切的同情，而且立刻想到百姓之苦，罪在统治者，因而毫不犹豫地将批判的笔触直指统治阶级。

第二，杜诗之忧不是单薄的、昏暗的。云蒸龙变的时代，跌宕起伏的命运往往令文学创作者们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情绪，张岱年先生指出：“在变革的时代，应有一系列的观念转变，但是人应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仍然是确定不疑的。”杜甫在动荡的社会中所坚守的，正是儒家提倡的仁者有仁心、以义为先的道德理想，他在创作之初就秉承着改变不合理现实的愿望。即使仕途不顺，但他愿为忠臣为主分忧的心却非常坚定，诗中多次将“主”“天子”作为“忧”的主语，如“主忧急良筹”“天子忧凉州”“主忧岂济时”“天子乡时忧”“主忧急盗贼”。而主之所以忧，则源于臣工无能，杜甫在指斥臣工尸位素餐的同时也是在表达自己愿意为君分忧、为国效力的决心。这也是他奉行儒家人生信仰的证明。当流寓梓州的杜甫听到唐军收复洛阳和郑、汴等州时，写下了“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杜甫时年虽已五十一岁，仍因朝廷收复失地而喜悦到了“狂”的地步，显示出他作为诗人怀有的对生活的饱满热情以及波澜跌宕的情感振幅。

第三，杜甫的忧思始终是有轻重、有次序的。《早花》诗云：“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腊日巴江曲，山花已自开。盈盈当雪杏，艳艳待春梅。直苦风尘暗，谁忧容鬓催。”以“早花”为题，却并非为咏花。“长安安稳未”更像是诗人的喃喃自语，十二月已有花开，长安却始终没有消息传来，遥想战争场面的灰暗，诗人对自身的衰老反而无暇顾及了。正如《杜臆》所言：“非不忧其老，因忧主之危而不暇及也。”

在杜甫的少年时代，他的诗还富有理想色彩;安史之乱之后，他描绘的内容就更多地转为人间苦难，中年思虑也代替了少年情怀;行将暮年时，他依然心系长安。通过人生各个时期的种种经历，他的诗风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且，不仅局限于单纯的变化，杜甫各个时期的诗歌都开创了新的诗境，增加了杜诗的魅力。杜甫的人生是动荡的、坎坷的，他的诗歌内容与情感也是丰富的，但是始终不变的是他希望为国家改弦易辙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也被后世的诗人广泛地借鉴传承，如韩孟诗派就主要继承了他的体格变化、好发议论、格调拗折、造语生新等传统，后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也得益于杜甫建立的丰富的艺术形式和多元化的审美情趣而有了更多成果。

杜甫的“忧”中包含的人文精神是很丰富的，包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治世精神，身处困境而心怀天下的精神，“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自我牺牲精神，批判战争、酷吏、暴政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无不令后世许多文学创作者翕然宗之。他的“忧”，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有一颗仁心，有“不忍”之心。楼宇烈先生曾明言：“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倡人首先一定要锤炼自身的品格，并且要投身于改变社会的实践当中，以一种对人类命运普遍的关怀，维护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杜甫的忧患，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种精神的外化。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天，我们仍然阅读杜甫，怀念杜甫，杜甫的忧患精神也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宝库里最珍贵的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