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受害者

林玉玲是一位出生于马来西亚的美籍华裔女性作家。其首部长篇小说《馨香与金箔》反映了华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生活情形，讲述了亚洲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压迫以及她们的反抗。小说塑造的华人女性可分为三代，女主人公利安与其好朋友吉娜和艾伦所代表的青年女性是作者重点刻画的一代人，她们不仅深受身份问题的困扰，在家庭中也遭受着各种压迫。作为生活在传统男权中心制家庭中的一名华人女性，吉娜丧失了在工作和婚姻等方面的选择权利，但她依然用最微弱的力量去反抗最沉重的压迫。表面看起来吉娜是“扭曲”的，但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入手，分析边缘女性采取双重话语的深层原因以及她们为反抗社会和家庭压迫所作出的努力，探索吉娜为了获得自我表达的权利以及应对社会与性别压迫的多种策略，并且通过分析表面上所呈现出的吉娜的形象，揭示出吉娜“扭曲”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她不断抗争的过程，以此通过吉娜的悲剧呼唤更多女性的觉醒。

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兰瑟区分了三种叙述声音来展现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个人型叙述声音、集体型叙述声音及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是对一个作为虚构人物的叙述对象发出的声音，即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事者;集体型叙述声音是指在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声音在文本中固定;作者型叙事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即叙述者意识到自己的叙事行为。”基于此，兰瑟又进一步细化了面向读者大众的公开型叙述和面向故事人物的私下型叙述。“前者指的是叙述者对处于故事外的受述者讲故事，后者则是对故事内的某个受述者进行叙述。”相较公开型叙述，“女性文体”即所谓“女性语言”那种“软弱无力”，没有权威强音的语言形式，反而成了强烈颠覆意图的掩护;“私下型叙述则好像意味着私下的对话，即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就会直话直说了。”借助兰瑟的公开型叙述和私下型叙述可以发现，女性在面对远强于自己的力量时并不是一味地采取服从、逃避等策略，也不是像传统父权社会中所定义的成为软弱的、男性的附属品。女性人物不仅通过话语向女性群体传递出自我的真实意图和真实处境，女性作家更是通过其叙事策略向广大读者传达出女性所遭遇的各种不幸，从而唤醒更多人为女性的平等地位进行斗争。

一、扭曲的“名字”：对父亲权威的反抗

虽然长期生活在父亲的权威之下，但由于吉娜是家中唯一接受西方教育的孩子，从一开始她就受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对父亲权威的反抗意识也在逐步觉醒。

吉娜对父亲保守思想的反抗体现在她对名字的选择上，“吉娜有中文名字，叫伟华，但看了吉娜·罗洛布里吉达的电影后，就给自己改名叫吉娜了”。从吉娜的本名“伟华”可以看出吉娜父亲对于华人身份的强调与认同。作为女儿，“伟华”二字在赋予吉娜身份的同时，也要求吉娜必须遵循父亲的意愿，承袭父亲的思想。而吉娜对名字的更改则代表着吉娜并非完全愿意对父亲的思想进行继承，她想通过改变名字来反抗父亲对她的控制。此外，借助兰瑟所提出的外部影子情节理论，笔者发现“吉娜”这一个西方名字还体现了吉娜对成为吉娜·罗洛布里吉达这样的女性的向往。

2009年，兰瑟发表了《我们到了没—“交叉路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兰瑟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一个新术语—影子情节。“影子情节是一种叙事策略，它指的是文本中的某些情节的意义来自文本中情节的对立面，两个情节同时存在于文本中，但一个情节掩盖了另一个情节。此外，根据‘影子情节’是在文本内部召唤出来的还是依赖读者的外部知识而存在可以区分为内部影子情节与外部影子情节。”

要分析吉娜·罗洛布里吉达所影射的外部影子情节，首先需要明确吉娜·罗洛布里吉达的身份。吉娜·罗洛布里吉达是一位意大利女演员，是世界著名电影传奇人物之一，也是战后复兴时期欧洲出现的首位以性感著称的女星。吉娜·罗洛布里吉达还是一个追求自由、自强不息的女人。她曾在一次记者采访中将自己的人生历程概括为没有什么资本，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她表明自食其力让她感到荣幸和骄傲，她有能力把握和掌控自己的生活。通过吉娜·罗洛布里吉达这一外部影子情节，可以发现这个名字对吉娜（伟华）而言是一位理想女性的代名词：事业有成，热情开放，拥有对自我人生的选择权，不会因为生活而向他人妥协。而华人女孩儿吉娜与这样一位理想女性截然相反。因此，吉娜对自己名字的选择体现了她对成为这样一位理想女性的美好愿望，也体现了她与父亲保守思想的冲突。此外，由于吉娜是家中唯一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孩子，她在思想上也面临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冲击，因此吉娜对名字的更改正是吉娜对父亲的传统思想的反抗。

吉娜对父亲保守思想的反抗还体现在她对华人男子的不喜之上。吉娜既想要竭力保持“乖乖女”形象以获得父亲的认可与她又想要拥有表达的权利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吉娜只能将对父亲强权的反抗转移至华人男性这一群体。吉娜宣称“不喜欢紧身旗袍、武打片和乏味的华人男子，喜欢有主心骨、有阳刚之气的男人”。实际上，她从未表达过对华人女性的厌恶。在男性的凝视下，紧身旗袍对女性身体曲线的勾勒满足了男性窥视的目光。吉娜对紧身旗袍的不喜是她在反抗紧身旗袍对女性身体的束缚，她想要反抗传统文化对女性服装的定义，想要反抗旗袍这一物品在男性的审视下对女性的物化。她认为华人男性乏味“一点都不性感”。她生长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中，古板专制的父亲掌控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可能性，她感受不到父亲带给她的关于成长的乐趣，她越是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就越是要承受着父亲对自我价值的贬低。“养女儿没什么用”是吉娜对父亲眼中的自我的定位。因此，与其说吉娜对中华文化不满，不如说是对自己华人父亲的专制以及男权社会的不满。作为女儿，父亲的威严形象和无上权威让她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的不满。于是，吉娜将对父亲的不满扭曲为对一群陌生人的不喜，既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心感受，又避免了在言语上与父亲针锋相对。

作为吉娜不满男权中心制的佐证，作者还巧妙地借女主人公利安之口描绘出吉娜父亲的专制独裁形象。正如菲利普·费雪所指出“情感叙事的焦点有时是通过富有同情心的中介人物来实现的，这些人物本身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利安便是这样一个中介性的人物。在见到吉娜父亲之前，她对吉娜的家庭并不了解，也没有遭受过来自吉娜父亲的压迫。因此，她的话是客观的、中立的。利安发现吉娜的父亲不仅严厉而且强硬，她对艾伦说：“他像眼镜王蛇，随时准备进攻。”这些形象刻画吉娜父亲的句子借利安之口说出，避免了因吉娜话语的前后矛盾而造成读者对吉娜父亲形象认知的不准确。同时，也借女主人公之口说出吉娜父亲的真实形象，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呈现出吉娜父亲的形象，令读者更加信服。利安的声音加强了吉娜父亲的专制形象，也显示出吉娜反抗父亲权威的困难与勇气。

二、“扭曲”的爱情：对自我局限的反抗

身为华人的吉娜与印度人帕鲁相恋，但他们的爱情面临着双方家庭和社会大环境的阻碍。帕鲁母亲反对帕鲁与吉娜的结合，而吉娜也深知她的家人一定会反对她嫁给印度人。吉娜告诉她的好朋友，如果她嫁给帕鲁，父亲会和她断绝关系，她的兄弟姐妹都会嘲笑她，镇上所有的朋友都不会理睬她了。此外，社会大环境也规束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思想。在土生土长的马来人阿布杜拉口中“印度人和华人不可能合得来，马来人和华人也是油水不相融。要成为夫妻也须有相同的宗教、种族和历史”。

除此之外，更大的阻碍来自吉娜和帕鲁自身的局限。吉娜的局限在于她虽然努力反抗父亲的控制，却不能彻底摆脱父亲的影响。吉娜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人，平时吵得厉害，但内心缺乏安全感。相比于父亲来说，吉娜并不反对种族间的结合，但是她虽然有着冲破种族隔阂的意愿，却无法完全逃离出文化的禁锢。她觉醒的女性意识无法支撑她进一步摆脱父亲的压迫，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已经不知不觉地内化了父亲的部分保守思想。尽管父亲的思想对她的禁锢平时可能会被她有意识地压制，但在出其不意间就会显现：在得知帕鲁听取了艾伦和利安的建议提交了注册结婚的申请后，她冲动地大喊，说自己是华人，她父亲要是知道她嫁给一个“阿三”，肯定会不认她的。把帕鲁称作“阿三”的吉娜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高帕鲁一等，这正是她父亲优越思想的体现。她想反抗父亲的控制，渴望着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但内化了父亲教导的她告诉自己要做一个乖乖女，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华人，满足所有亲朋好友的期待。她最终仍是没有挣脱父亲思想的禁锢。

帕鲁的局限则主要是他的怯懦与软弱。正如艾伦所言，帕鲁其实是一个胆小鬼。将吉娜对待马来男性和印度男性的态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面对马来男性时，吉娜处于被动的叙述位置。而面对印度男性帕鲁时，吉娜掌握了主动权，她也因此而获得了表达的权利。在希望获取主流社会的认可失败后，吉娜转向了“一直对她着迷的帕鲁”。20世纪60年代的马来西亚，社会禁制严明。“在马来西亚的社会规约中，女性的监护权在婚礼时被移交，通常是从她的父亲，但无论如何都是男性—移交给她的丈夫。”“对于她（吉娜）侮辱性的幽默，他（帕鲁）都用最温柔的语气回应。”“无论利安什么时候到他们跟前，吉娜都在苛求帕鲁。”这两句话采用了作者型叙述声音进行描述，其叙述对象为读者大众，具有较强的权威性，第二句话更是加入了女主人公利安的见证，仿佛吉娜的苛求就发生在读者眼前。出乎意料的是，帕鲁不仅对她言听计从，也对面临的所有挑战投降，帕鲁的懦弱成了压死吉娜的最后一根稻草。吉娜希望能够依附丈夫来摆脱过往的生活。然而，帕鲁与吉娜口中所喜欢的“有主心骨、有阳刚之气的男人”相差太远。在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反对下，帕鲁不但没有采取具体行动，他没有积极地为二人的婚姻寻求脱离这种两难处境的方法，也没有对他们的未来作出任何规划，反而成为一个比吉娜哭的次数还多的“男人花”，甚至注册结婚的申请都是在利安和艾伦的建议之下才提交的。懦弱的帕鲁对吉娜摆脱父权压迫起不了丝毫的作用，他的不作为反而粉碎了吉娜反抗父权压迫的最后希望。

社会、家庭、自我的内心冲突与帕鲁的软弱粉碎了吉娜所有的希望，她只能选择以死亡来反抗。林玉玲一步步刻画了吉娜如何以自己微弱之力反抗重重压迫，终至付出自己的生命。通过吉娜的死亡，林玉玲震动了读者的心灵，呼唤了更多女性的觉醒。正如本雅明总结的：“讲故事的人所说的一切均得到了死亡的批准。他的权威来自死亡。因此小说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他人的命运，而是因为这位陌生人的命运所点燃的火焰给我们带来温暖，而这种温暖无法从我们自己的命运中得到。吸引读者阅读小说的正是这么一种希望：用读到的死亡来温暖自己颤抖的生活。”

《馨香与金箔》中关于吉娜的描写所占篇幅不多，从表面上来看，吉娜似乎是个“扭曲的”、令读者难以喜欢的人物，但是借助于女性主义叙事学，我们可以发现，吉娜“扭曲”的背后，其实是她不断抗争的过程。虽然吉娜没有完全摆脱社会传统对女性的禁锢，但作为一名从最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吉娜的反抗意识已初具雏形，她的觉醒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寻求女性对婚姻的选择权以及自我人生的掌控权，她可以用生命进行最后的反击。正是通过吉娜那令人深省的悲剧，读者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吉娜的绝望和父权制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之深，才能感受到女性追求平等的决心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