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中的挚情诗人——郑珍

晚清诗人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有“西南巨儒”之称。郑珍生活在国运日蹙、日趋衰败的特殊时代，贫困潦倒、屡次考试失意、晚年颠沛流离，这些坎坷艰难的历程真实地记录在他留世的《巢经巢诗钞》中，读起来酸涩悲苦，但在诗人真挚情感的关照下，更加撼动人心。这部诗集不仅让人感受到“情真”，而且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的人格魅力。

对于文学的价值，古今中外看法各异，但共同点都离不开一个“真”字。所谓的“真”是“要将社会的真实状况、人生的真正面目、作家的真诚体验等表现出来。也就是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秉持着“言必是我言”“我吟率性真”的诗论主张，郑珍将自身独特的苦难体验和经历熔铸于诗歌当中，写真事、抒真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窃谓子尹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独特的苦难经历使郑珍诗歌与众不同，读者在阅读中的最大感受就是“苦”，姚永概在《书郑子尹诗后》中写到“生平最怕读郑莫诗，字字酸入心肝脾”。郑珍的诗歌如同一本难民日记，令人不忍卒读。那么，郑珍到底有多苦？

一

（一）人生存之苦：少小苦长饥，贫薄多艰虞

郑珍出身布衣，家境清贫。其祖父曾凭借精湛的医术闻名乡里，家境也逐渐殷实，但祖父对己克勤克俭，“一布袍数十年，食饤两蔬而已”，对他人则慷慨相助，常常济穷救急。祖父临殁时，曰：“子孙才，能自食;不才，兹害人耳！”遂将家中万两银券一把火烧掉，教育子孙要有自立的能力和骨气。郑珍父亲郑伯清不仅继承了祖父的事业，也传承了美好品德，“常济急者为快，以故坐贫困”。贫困的生活常常使八口之家食不果腹，所以饥饿也就成为郑珍诗歌中最常见的主题。“人多野蔬少，日或一顿菜，惨闻食糠饼。硬涩入喉内。”总会面临 “瓮余二升米，不足供晨炊”的境况，不得不靠不堪下咽的焦麦苦度时日。郑珍有了儿子后，遭遇没有奶水的困顿;佳节到来，家家户户的美味佳肴香飘十里时，徒有郑珍贫穷到无法置办，孩子们只能一脸痴相地张望，节日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个平常普通的日子罢了。

除了钱尽粮断，所住房屋更是破旧不堪，一首《屋漏诗》将郑珍的困窘描绘得淋漓尽致，“上瓦或破或脱落，大缝小隙天可瞻。朝光簸榻金琐碎，月色点灶珠圆纤”。不禁让人联想起五柳先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陋室和杜甫的茅屋。下雨时，屋内雨水如注，宛若“水帘洞”。到了冬天，买不起石炭，没有火炉取暖，“雪风刁调吹破篱……天寒拥卷作跏坐”。

饥饿和贫困的长期困扰使郑珍孱躯多病，而且是奇病、怪病，“蹉跎一病半年余，欲裂牙床腐颊车。怪症无名医欲避，纠缠不放孽何如？”牙痛欲裂，医生束手无策。在一次远游中，忽发疾病，“十年养奇病，稽古绝无说。前朝惊疟作，爪黑青照骨。凌晨抹额汉，滴掌诧鲜血。心知入死机，其势转横决。昨宵信奇极，顷刻遂痿”。病情危急，令人惊心，幸而得到良医的救治。还有一次生病，他绝粒半月，竟然痊愈，自嘲自己“汝穷命真铁”。疾病也成为他科举路上的一大挫折。1844年，郑珍三十九岁，参加第九次科考。当时的郑珍由于眼疾，双目处于几乎失明的状态，又因为风寒使得疟症复发，气息奄奄，不能行走，但仍坚持进入考场。由于病情沉重，实在无法正常答卷，强撑着在号舍里躺了三天两夜，最后交白卷出。他写下的《自清明入都，病寒，遂夜疟，至三月初七更与向人诀而气尽，三更复苏，以必与试，归，始给火牌驰驿，明日仍入闱，卧两日夜，缴白卷出，适生日也，作六绝句》，仅从诗歌标题就能感到郑珍所承受的病痛和艰辛。贫困和疾病让郑珍未老先衰，“行年五十二，老与常人殊。两镜作全目，一茎非黑须”。年未半百却早已白了头发，人到中年早已垂垂老矣。

生活充满荆棘，郑珍说自己是“喘喘脱命鹿”，像一个逃命的鹿。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郑珍的后半生竟真在流亡奔命中度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声势浩大的白莲教与各少数民族起义军在贵州的活动风起云涌，郑珍家园被毁，为躲避刀枪斧钺，已经年过半百的郑珍，拖起一家老小在饥饿与疾病交困中翻越险山恶水，踏上了逃亡之路。在流亡的路上，诗人边走边记，“凡所遭际，山川之险阻，跋涉之窘艰，友朋之聚散，家室之流离，与夫盗贼纵横，官吏割剥，人民涂炭，一见之于诗，可骇可愕，可歌可泣”。不仅再现了那个动荡流离、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表达着诗人真切实感的哀歌，可以说他晚年的诗歌是一部流亡史。

（二）个人理想之悲：六年不试北风寒，又历人间行路难

贫而择仕，是郑珍在贫困生活中的选择，不仅是希望通过科举重振门楣，同时也是为了实现济世安民的理想。十七岁考取秀才，十八岁从师莫与俦，二十岁拔贡，学业一路顺达。纵然生活艰苦，但“少志横四海，夜梦负天飞”是对郑珍青年时期精神面貌的概括。然而，当时官场上的干谒之风早已无孔不入，就是一个小小的山长，也成为众人哄抢的“利鹄”。面对权贵，郑珍不肯违己献笑，和陶渊明一样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其于伺候权贵、奔走要津，为性所不近”，保持着一个学者的谦恭端严。二十岁之后郑珍的科考之路十分坎坷，乡试四应三不中、会试三应三下第，屡战屡挫的经历使他意绪寥落，并质疑仕途和考试的意义，“人言读书可以显亲，我未见有益而徒累人”。理想化为泡影，彻悟“青袍误我”。这是除了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外的个体理想失落之悲。

二

“抱不世之才，僻处边隅，生出晚季，羁身贫姿，暂位卑官，文章事业半得之优虞艰阻之境。”处境艰难，郑珍用诗歌的形式表达着各种境遇下产生的各种心境，抒发着他在死生穷达、离合悲欢等不同情形下的种种情感。这些情感包括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打击时的坚韧，对亲朋的爱以及对家国的关怀，震动着人心。

（一）穷达知有命，浪走无乃颠：贫而能乐、达观幽默的人生态度

在儒家文化中，穷达观一直是修养论的核心命题，普遍认为只有“穷于心”才能“达于道”，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郑珍有“君子固穷”的意识，常以杜甫、苏轼、元好问的艰难人生自我砥砺：“东坡处承平，得祸福亦随，江山与朋友，天固纵所为。遗山历丧乱，晚岁思有贻。筑成野史亭，著述自娱嬉。我今视两公，余绪未敢窥。累累《移居》篇，一读一再疑。天生独麟角，珍护不在移。如何投九死，不独冻与饥。”

所以，在苦难面前，郑珍不仅有超出常人的耐力、“灯死拨犹燃”向死而生的精神支撑的志气和“我今身与世相违，誓作蠹鱼死残简。三旬两食未为馁，九冬无裘亦觉暖”的豪迈之气，还有旷达诙谐的态度。例如，在面对屋内漏雨如麻的情形时，他自言“尘桉垢浊谢人洗，米釜羹汤行自添”，虽然屋内处处漏水，但屋里的尘垢就不用麻烦人来洗刷了，连锅里的米汤都可以自动加“水”。在得知米缸里所剩已不足以晨炊时，“仰天一大笑，能盗今亦迟”，自嘲即便是学大盗也为时已晚。在晚年逃难途中，为答谢友人送的一包干鱼，赋诗自嘲“一包还寄饷，胜似十牢馈。所叹去百里腹惯难为继。题诗答珍赐，笑带干鱼气”。这种临危不乱、处之泰然的真性情和不俗的气质，哪能感受到这是一位正在逃难的诗人。

在农事方面，郑珍练就一身功夫，“加料壮猪糠屑白，烧灰除蝗菜畦红”，既能浇园种田，又能纺棉缫丝，还能种树造池、饲养禽畜。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幸福的存在，如：“有时阿母来小憩，有时阿母还留连。挲挲挽挽撚菅线，续续抽抽纺木棉。紫薤堆袍妇脱，黄瓜作犊与孙牵。一窠鸡乳呼齐至，五色狸奴泥可怜。”虽然物质生活贫苦，但家人和睦，在平凡生活中他感到知足幸福。同时，他能够在平凡事物中洞察哲理，如在一个冬天的雪夜里，全家人都等待着生火取暖，但无奈由于是湿薪，火迟迟生不出。郑珍用竹筒吹气，可是已经吹到腮帮子胀痛，烟气缭绕把眼泪都熏出来了，火仍然是“求燃不燃愁杀人”，儿子已经等得不耐烦地离去，妻子开始变得不高兴，只有郑珍安心地坐在旁边，劝慰自己不要生气，并从烧薪中想象火与木之间的故事，由此联想到人生，劝慰自己一切都会向好处发展：

缓蒸徐引光忽亨，木火相乐笑有声。

头头冲烟涨膏乳，似听秋涛三峡行。

人生何性不须忍，干薪易热亦易尽。

湿薪久待终得燃，向虽不暖终不寒。

尽管一生科场蹭蹬，诗中难免会有歌哭，郑珍沉思命运，逐渐开始认识到“歌啸于林间，亦乐焉”，抱定儒家安贫乐道的尊严和骨气，决心退守山林、寄情山水、专心治学，所以诗中常有登高抒怀、写景状物等诗篇，在悲苦酸涩诗风外还有一种闲情淡雅之风。

（二）劳君分饷增余感，多少人家正断饮：忧生悯乱的仁者情怀

穷困潦倒早已自顾不暇，但“更为佃者忧，明年待谁餐”，心怀民生家计，和百姓同喜共悲。郑珍作诗歌《断盐》反对苛捐杂税。作《煮海铅厂三首》第一首写矿工赤身裸体地劳动，后两首进一步写他们所处环境之恶劣、劳动之繁重、生活之凄惨：“无斯煎煅利，鬼亦掉头还。墨井人生底，炉场夕照间。百年无树影，众皱是灰山……”采铅工终日不见天日在深井下劳动，忍受鬼都害怕的铁炉炙烤，甚至死了也只能以废铅罐做墓。他痛斥官僚资本，揭发社会疾苦。在漂泊逃亡中，他耳闻目睹了地方官员剥削百姓致使民不聊生的种种暴行，愤而写下了一系列揭露黑暗现实的诗篇，如《西家儿》《东家娼》《僧尼哀》《捕豺行》《抽厘哀》《南乡哀》《绅刑哀》《禹门哀》《移民哀》《经死哀》等，表现流离失所的人民生活的惨状，对统治阶级进行批判和揭露，直斥统治者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为受着苦难的人们哀歌痛呼！这也正是郑珍的可贵之处，自己的生存问题还未解决，却以悲悯的双眸关注着百姓的生活是否安康，传承了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义和使命。

在《遵义山蚕至黎平歌赠子何》等诗歌和文章《樗茧谱》中郑珍积极推广蚕业，表现他生财利民的思想情操;从重视经济、关切民生的角度修订《遵义府志》，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贵州山林资源丰富，他提出“安边长策重耕栽”的发展战略，救世热肠和对百姓的同情心在诗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孔子一样的社会理想，但人微言轻，他为民请命的理想未能实现。

（三）平生无长物，独此富百城：对书的痴情

虽然郑珍资身无术，但他喜书爱书。这与他从小的家庭教育有关，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带他和表兄黎兆勋一起到山东探望时任知县的外祖父，途经河南朱仙镇时，遇到李文成起义，当地居民忙于散逃，只有郑父不受外界干扰，每日在旅店为儿子授课读书。店主很不解，问生死未知，你们是何苦呢？郑父反问，不读书就不会死吗？起义结束，《毛诗》也就读完了。母亲黎氏对郑珍的学习也更是关心，母亲常常伴读到深夜，“平生我亦顽钝儿，家贫读书仰慈母。看此寒灯照秋卷，却忆当年庭下时。虫声满地月在牖，纺车鸣露经在手。以我三句两句书，累母四更五更守”。尽管家境贫困，父母还是将郑珍送进私塾读书。十二岁，郑珍被送往遵义川湘书院读书。书院讲席是江西知名学者李腾华，指导郑珍读了很多书。十四岁时，举家迁往外祖父黎安理家附近的尧湾居住，郑珍拜舅父黎恂为师，“始知览八千”。在《巢经巢诗集》中有很多记录郑珍读书的诗篇，或是坐在牛栏旁，或是在寒夜，抑或是在病中、在逃难中，郑珍无时无刻不在读书，而且常常通宵达旦。“我年二十时，终岁不识床。对书观日落，忽复窗已光。”在《夜诵》里写到没钱买灯油，晚上只能就着先人神龛前的灯的光亮来夜读，可见郑珍发愤读书之志。四十岁之后，他的身体衰老厉害，但“精力过人，神明不衰”，治学精神不减当年。科举失利后，他更加专注于读书撰述、潜心治学，在经学、小学、史学、美学等方面著述颇丰。

郑珍爱书如命，不仅表现在刻苦读书，同时也表现在他对书籍的保护。在《屋漏诗》中，屋内早已如水帘洞一般，但令人惊讶的是“西间书室素完好”。1861年10月，狂寇起义，土贼肆虐，郑珍要带全家到深山躲避，临行前将书移至认为安全的地方，并认为“梁上亦君子，何必仇九经”，但十个月后回到家中，却发现书籍被烧，郑珍悲痛万分。将烧成的纸灰搜集起来，像祭奠故去的人一样将其埋掉，并作诗《埋书》用来纪念：“人之所以贵，不在七尺躯。则贵乎书者，又岂故纸欤。然人道之器，书亦道之舆。人死既宜葬，书毁可弃诸？”回想当初那些书“庋案必中窗，窗窗可卷舒”，而今日书籍被毁，徒感惋伤的同时又庆幸在逃难时，“随身十二担，经子史已备……汉碑一百卷，去轴席卷囊”。如此能看出郑珍将书视为珍宝、自己的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