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韵离骚传万世，大智大勇震古今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题记

我敬唐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豪放不羁;我羡晋陶元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恬淡闲适;我叹宋李易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婉约凄清。而于两汉间，我终生难忘那独树一帜、自成一格的他：一位令人景仰的太史公，大智大勇的真豪杰。司马迁之长不但在于著写“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更体现在身残志坚之人难能可贵的不屈灵魂上，而其惊世的人格魅力与超越历史的生死观念由《报任安书》一文中可见一斑，亦为该文享有历代名家所批“千古奇文”美誉之原因。

《报任安书》除首尾问候语外全文可分八段：

首段旨在婉拒老友求助于己（即“推贤进士”）的请求，解释许久未回信的原因，同时开门见山直指全文主题：“舒愤懑。”为人臣者，应“怀利以事其君”，然太史公虽有“随”“和”二宝般高才，许由、伯夷之厚德，却“动而见尤，欲益反损”，竟无权进尽忠言，不可行臣子之务，故而悲从中来。后“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由郁愤所致的痛苦呻吟，苦闷不堪之态跃然纸上。其又借“高山流水”之典进一步强化心中悲情，亦影射武帝对自己的不公待遇。开篇首段便依稀涌现出悲恸之色，悄然引观者进入沉郁凄怆的感情氛围，奠定全文悲愤交加的基调，实为太史公发于真心、出自肺腑之沉痛的自然流露。

第二段段首，“仁智义勇行”五点初次展现了作者的“君子观”，其中“耻辱者，勇之决也”“取予者，义之表也”亦正是司马迁“大勇”“大智”之佐证;而“孔子适陈”“赵良寒心”“袁丝变色”，自圣贤之人至中才之人悉因宦官勃然变色，迫使“诟莫大于宫刑”这一历史铁律宛如尖锥无情刺破了太史公的人格尊严，是故又言“纳忠效信”“拾遗补阙”“攻城野战”“光宠宗族”四面皆“无所短长之效”，岂敢“论列是非”？只能连叹“尚何言哉”，自饮愤懑！细思之，“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复而“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然廿载苦心乃不及君王一语，鞠躬尽瘁落得身陷囹圄，仅有“刑余之人，无所比数”的顾影自怜，可想何其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使人不忍卒读！

第三段讲李陵之事的来龙去脉。“素非相善”“趋舍异路”先指明二人绝非深交，太史公仅见李陵平日谨遵礼义廉耻且“有国士之风”耳;叙写李陵效忠于沙场时，夸张蓄势、铺排渲染，融情于事、叙中含情，语句骈散结合、抑扬顿挫，短兵相接之势、士卒奋起之景呼之欲出，引人拍案叫绝。前线李陵仅率五千步卒“深践戎马之地”纵“仰亿万之师”仍连日浴血奋战、“所杀过当”，然兵力悬殊、寡不敌众，主师按兵不动不予援助，故终节节败退，山穷水尽。尚未败北时，“王侯皆奉觞上寿”，一片泰然;及“陵败书闻”，“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不明实情便恶语中伤。不计杀敌有功，且以陵之品性忖度，投降亦只是“欲得其当而报于汉”的缓兵之计。居高位、享厚禄者本应通乎情理，而其后变脸易色、落井下石尽显众臣居心叵测的丑恶嘴脸！然倘徒有佞臣进言焉能置太史公于此般窘境？奈何主师李广利恰为武帝宠妃之兄，李陵之降又似与大汉昌运国势及“飞将军之孙”的身份格格不入，主上碍乎情面乃卒以“沮贰师”之罪“佴之蚕室”、施以腐刑，陵则“聩其家声”、满门见诛，惨无人道如斯，同朝为官者竟“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谬哉！真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哀哉！君不见墙头之草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君不见敷衍之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国之君躬身铸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局面。而“明主不晓”四字简短而有力地控诉汉武帝枉害忠良之大荒唐，亦同屈子《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一脉相承。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曾以“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叙说屈原生平，由此观之，此等遭遇又何尝不是自叹自慨呢？

第四段言自身及先祖世代遭受不公待遇的症结所在，即身份卑微直接导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之惨剧;未有丹书铁券免死去刑，又“货赂不足以自赎”，万般无奈下只得降志辱身、宫刑代死;更有甚者，以死殉节也会被误解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犹九牛一毛，不足为惜！究其本，实则是封建等级制度下世态炎凉、风雨如晦，“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屡见不鲜，贤能之士欲伸大义却首当其冲。主上不明，奸佞当道，忠义之士存正气而折其志，股肱之臣进忠言而损其身，得无怨乎？岂不悲哉？此劫之后，司马迁终于由困厄中如梦初醒，这是一次痛彻心扉、永世难忘的觉醒，是对直言劝谏之愚忠的绝望与对黑暗封建专制社会彻底决裂的顿悟。

第五段明晰指出作者超前于时代的崇高生死观念及价值观念，乃全篇之核心，窃以为亦是太史公洞鉴古今、高瞻远瞩的有力体现。首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乃千古名句流传至今，深刻阐述出对个体而言人生意义举足轻重的作用，初次展现了对生命价值本身的高度重视，显现唯物主义超前思想的熠熠光辉，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生死观、价值观的一步腾跃！紧接该句便是连用九层递进、八层“其次”，语势似骏马驰骋般势不可挡，如山洪倾泻般喷薄而出，情淋漓悲壮，语慷慨激昂，字里行间犹见其发指眦裂之态，每层语意下皆好似钢钉一般节节攮入子长之灵魂，而其为人为臣的尊严片片稀碎遍地。是故名家有评：“发挥又发挥，唯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有大力量大文字。”之后便以猛虎因“积威约之渐也”不得已“曳尾而求食”作喻，沉痛控诉了皇权至上的苛政暴刑对人性的摧残。同时，“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一针见血地道破不计后果的死节只是思虑不周、强颜而为之举，无法根本体现个体生命价值，于国于己亦“轻于鸿毛”，何用之有？后又所列“西伯”“李斯”等九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却也只“在尘埃之中”了结一生，得出“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之结论，勾勒出历史巨轮下个体生死荣辱宛如沧海一粟、九牛一毛之微不足道，唯有不计个人利益而献身于宏伟事业方可“重于泰山”;如若不可忍一时之羞辱愤然引绝，安能一雪前耻？彼时又欲有所作为，则譬如“挟泰山以超北海”，必“难于上青天”。

第六段坦言“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自己“亦颇识去就之分兮”，岂会“沉溺缧绁之辱”惮于一死了之？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呜呼！奈何于子长之境，生死皆非易事，是之谓进退维谷、跋前疐后，生则负宫刑之辱苟且偷生，死则背沮师之耻汗颜无地，有若豺狼断其前，虎豹阻其后，诚为末路穷途，但存倒悬之危。何其困哉！何其哀哉！然纵困厄之至太史公仍不会赴死，其所以“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般“隐忍苟活”，可由《自序》中窥得原委：“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简言之，子长绝非惧于引绝，但以载世家大夫功业、录明主圣上政绩之要务在身;又明了先父“意在斯乎”，恐愧于其父临终殷切嘱托寄语，有辱门庭;最下言之，不甘于一己“文采不表于世”而“鄙陋没世”。凡此种种注定百折不挠的司马迁须忍人之所不能忍，背负宫刑之耻、无辜之怨，承受诬陷之语、不忠之名，蹒跚踉跄、缓步前行，纵举步维艰也容不得分毫懈怠，身不由己，除死方休！

第七段，“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至“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以雄浑遒劲之笔力堆列古今倜傥不朽之士，声势浩大、气势磅礴，如江涛怒浪势不可遏;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似崇山峻岭拔地而起。而凡所举者，悉为“意有所郁结”，皆厄而奋起方成气候，如是古圣先贤尚不乏“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之人，自己又何尝不可？此时，子长已然看见自己精神支柱、灵魂寄托所在，内心忍辱雪耻的烈焰愈燃愈旺，好似彳亍在无尽黑暗中的迷途者猝然寻得一盏明灯，如此空明透亮，如此幽邃圣洁，那恍惚间的微光于冥冥中深深吸引着此时黯然神伤的太史公，这仿佛是支撑一位受尽折磨、忍辱苟活之人的最终希望，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雪耻之战，他拖着残缺不全的身躯坚定不移地走向前方的那缕幽光，咬定牙关，作出了令历史惊叹的抉择：断然发愿负辱苟存，唯欲呕心沥血、焚膏继晷，续著一生心血之作，“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卒“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假若可成，“则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其信念之坚、决心之固，诚“金石可开”，且复同屈子“虽九死其犹未悔”暗合，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末段，太史公所寻明灯又仿佛渐行渐远，直至最终消逝于视野尽头，现实之惨烈依旧历历在目，自己仍是“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乃至无颜祭拜先祖、愧于子孙的刑余之人，故复而层层悲痛涌上心头，种种愤懑浮于眼前：受刑之后，“肠一日而九回”;念及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实乃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撕心裂肺，剖肝断肠。然身处官场，苟合取容，不得已而“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深违己志久矣，而又与何人诉之？文末，希望之火仿若重燃，“死日然后是非乃定”的真知灼见正是这位思想伟人、文史巨擘洞彻生命真理的最终体悟，隐约透露出太史公对传书于后世的翘首企盼，吹响了对平生所受一切屈辱不平的抗争号角！

司马迁一生时运不济、含冤受屈，虽无“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之哀，无“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之恨，也无“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国破家亡、山河支离之痛，却孤身一人承受更为复杂、深沉的伤怀，私以为其悲大致可分三层：

第一层，主上不明。司马家族历代为汉朝效忠尽力，未尝有忤逆皇家之举，今一语不合主上心意便予以极刑，余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世代赤胆忠心换来此等羞辱不公，难免痛彻心扉，以泪洗面，怨主之情横生。

第二层，有辱先祖。《自序》中记载司马迁之父叹孔丘后五百年后继乏人，其望子成龙之心溢于言表，故而太史公自觉担起光宗耀祖、建功立业的千秋大任。而事与愿违，自己挺身直言劝谏招来“最下”之腐刑，背上辱门败户的骂名令先列后代蒙羞，其无地自容之态可想而知。

第三层，制度黑暗。人生中两位“少卿”与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皆沦为黑暗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李陵自不用多言，保家卫国之将竟毫无辩驳余地，招来灭门之灾;而据《汉书》记载，任安忠于圣上不敢轻易出兵相助戾太子，终也以“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之名判以腰斩，平白无辜成为武帝误杀嫡子后悔不当初的献祭。而几经推敲，太史公应早已看透，在皇权至上的等级体系下想得到绝对的公平定无异于“痴人说梦”，表因在于掌权者，根因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固有缺陷，而受害者又何止自身与任安、李陵三人，恐自古至今比比皆是！

总观之，叹太史公其勇，则可分两面：

一者，在于直言不讳。当朝文武虽有不忍李陵所受遭际者，却念及头顶乌纱帽、家中万两金，谁愿去冒着殃及自身的风险为一位远在匈奴的将领打抱不平而得罪圣上眼中的“红人”？此时，唯独子长于心不忍，毅然而发持平之论，以李陵素日品行为据，为“素非相善”的端人正士辩护发声，此等勇义之举不正是孟子“舍生取义”的直接显露？如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其勇虽非空前绝后，也可称弥足珍贵。

二者，在于忍辱负重。如上所言，太史公其悲甚矣，此刻死节是一种解脱，苟活意味着承受无穷的耻辱，因此生存必然需要莫大的勇气与胆魄。我国历朝历代不乏能屈能伸之士：为日后荣膺，淮阴王侯韩信甘受胯下之辱;为最终重振大国雄风，勾践每日卧薪尝胆;为垂暮之年称霸中原，重耳常年流亡辗转。而司马迁所展现出的人格力量、灵魂大勇于历史中可称首屈一指。其向社会之黑暗、主上之昏庸、自身之苦难宣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铁心铁意，完美诠释出真正的“知耻而后勇”。

叹太史公其智，亦可分两面：

一者，在于婉拒老友。客观上，巫蛊之祸后，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甚至兴建“思子宫”以祭奠刘据在天之灵，又怎会吝惜区区一位大臣的死活？虽信中未明说，但司马迁深知任安之死恐毫无平反之可能;退一步说，已沦为宦官的他实乃人微言轻，处处伏低做小，为圣上朝臣所不屑，必将有心相助而无力回天。主观上，司马迁既遭受宫刑，恐早已坚定了著书以传后世、雪奇耻的最终人生信念，他已抛弃了后半生的尊严，如若“推贤进士”不得复而自己丧命黄泉，无异于亲手放弃无底深渊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