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树根的葱叶：故土根脉的断裂与接续

一棵繁茂的大树飘浮在半空，盛开出巨大的树荫，它的根部却被齐齐斩断，空无所依。当你定睛细看时，又会见到影影绰绰的一把葱叶，它们缠绕成一团，形成新的树根，将飘浮的树拽回大地。

一把葱叶为什么能接续起断裂的根脉，让半空的树重现神迹？它既不是神仙的灵丹，也并非医生的妙药，只是瓦村田野边随处可见的一把葱叶。但就是这随处可见、随处可摘的葱叶，治好了刘耳久治不愈的排尿障碍，让无法融入故乡的刘耳再度长出故乡的根。

故土乡愁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无法割舍的话题。在古典诗歌中，地理空间的阻隔是乡思乡愁的根源。碧山暮云的重重遮掩，造就了物理意义的乡愁。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自身命运无法掌控，加剧了对故乡的留恋。当我们从晨钟暮鼓的农业社会行至灯火通明的现代社会，城乡间的巨大差异促使一批徘徊在中间地带的边缘人出现，故土乡村的根脉逐渐成为他们跻身城市文明的累赘，那么此时，究竟该如何抉择，又该以何为根呢？

这个答案在旧乡土小说中是斩断故土根脉、去往城市扎根，在新乡土小说中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反转。扎根城市的离乡者再度回归，以现代文明的眼光重新审视故土，或将其视为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家园，或赞颂其在时代浪潮中的新变，或哀叹古老乡村文化的消失，无一不是以返乡者的主体身份进行观照，却鲜有人注意到：被割舍的乡土是否愿意再次向返乡者张开怀抱？斩断根脉的人是否能如愿接续起断裂的故土根脉？从这个角度来说，鬼子的最新长篇小说《买话》为新乡土小说的返乡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情感与文化之根

根是树木枝繁叶茂的本源，向下扎根愈深，向上探索到的天空就愈广阔。对人而言，故土便是人滋长的生命之根，它是文化的烙印，也是情感的出口。在鬼子看来，“农村长大的人他就像一棵树，这棵树长大了以后‘它’就被城市拿去用了，做成城市的建筑材料，这棵树根还在不在农村？有的人连根都拔掉了，都没有了”。从瓦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刘耳便是这样一棵断根的树。

斩断的树根喻指断裂的故土根脉，在故事中蕴藏两重含义，分别指向两个问题：其一是作为情感载体，个体的人该如何接续断裂的情感根脉？其二是作为文化符号，乡村自成一体的文化脉络该如何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接续传承？二者一明一暗，遥相呼应。

对作为个体的刘耳而言，鬼子首先用生殖部位的疾病指出刘耳的失势。“自进入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文明社会后，男性的性能力就被赋予了多重的文化意义，它不再是一个所指，而是一个具有隐喻功能的能指和象征。”男根的强弱象征着男性权力的大小，男根的疾病隐喻着身份地位的失去和精神力量的缺失。刘耳的排尿困难是老年男性常见的身体疾病，它彰显着刘耳的衰老和无力，作为导火索推动刘耳返回故土。

刘耳的疾病不只源于肉体的生理衰老，还在于精神的心理重负。电视新闻为什么会让刘耳尿急？想儿子为什么会病发？城市的芭蕉树丛，瓦村的玉兰树下，斩断故土根脉的刘耳面临着情感无处流通的窘境。对儿子的担忧，被故土排斥的沮丧与不能控制身体衰老的焦虑融为一体，共同造成刘耳排尿困难的躯体化症状。

在某种意义上，刘耳的疾病是现代化症候的表现。文中多次出现空的鸡蛋壳、空的脑子、空的院子。“空”既是故土根脉断裂后灵魂的空无所依，也是现代化进程下个体意义的缺失空荡。前半生，刘耳努力跳离乡土，扎根城市，希望得到生活质量的改变和身份地位的跃迁。后半生，如愿以偿的他却陷入精神危机。孤独、迷惘、焦虑，刘耳的烦恼不在于空，而在于满。在城市，他的耳边“总是风言风语，有时候就像打雷一样”；在乡村，刘耳想听见村言村语却无法听见。城市里风言风语的中心是他的儿子，乡村里风言风语的中心是他，他的烦恼既有对儿子的担忧，也有对自己被故土排斥的沮丧。

过载的烦恼导致了刘耳五感的麻木。虽然名为“刘耳”，但刘耳的耳朵既听不见瓦村人的求助，也听不见瓦村人的流言蜚语，反而需要向身为中间人的小孩扁豆买话，才能听见故乡的声音。这是一种讽刺，更是一种警醒。所以那在城市里无法控制的排尿障碍，在瓦村列完可能被审判的清单后再度病发。清单让刘耳意识到乡土与自己的隔阂积重难返，但病发后一把葱叶的疏导救治，再次搭建起故土与刘耳的联系。它表明：即使故土拒绝承认刘耳的回归，但仍然会在他需要时伸出援助之手。人与故土的感情，恰如这丝丝缕缕的葱叶，看似纤微可断，实则柔韧顽强。正是这些微末情感的累积叠加，才接续起故土的根脉。

对作为文化符号的乡村而言，乡村面临着两层凋零的风险。第一层凋零风险是人口的凋零，小说着重描写了瓦村的光棍儿活动委员会，成员数量从十几个逐渐增长到二十个。乡村单身男青年数量的增长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乡村单身女青年几乎涌入城市化浪潮中，既导致了乡村常住人口数量的减少，也增加了留村男性的婚恋困难。无后意味着乡村人口的凋零和乡土文化无人传承的断裂窘境。

城市化的入侵不仅伤害了乡村男性，也伤害了乡村女性。为了给家人治病，青女在街头卖酸，却意外被富商看上，急需金钱的青女接受包养，进入了城市生活，又因富商的入狱走向疯傻。青女的境遇与城乡二元化发展差异有关。在巨大的贫富差距面前，她以身体为代价，向商业化的城市文明屈服，最终陷入精神的畸变。

第二层风险源于优良品质的传承断裂。老人家是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儿子明树因为水轮泵牺牲，作为母亲的老人家深明大义、不慕名利，拒绝了歌颂明树的长篇烈士碑文。老人家的女儿竹子大胆追求真挚情感，成为刘耳乡村生活的光亮。如此至真至纯的一家人堪称乡土精神的真实写照，却都历经曲折，一一离世，这何尝不是乡村优良文化断代的写照？在老人家的葬礼上，瓦村的光棍儿们披麻戴孝，充当老人家的儿子，他们自发为老人家抬棺喊号子这一幕成为震撼人心的高光时刻。它唤醒了人性本真的善良，是对乡土中国传统精神的接续。

返乡背后的乡愁断续

在鬼子早期的作品《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李四向上托举，希望子女进入城市，他的子女们也真的如愿扎根城市，开枝散叶。可是当纸质的身份证销毁后，子女宁愿诋毁李四是妄想攀亲的骗子，也不愿承认眼前这个捡垃圾的老人是他们活着的父亲。城市生活对人性的吞噬和异化让人不寒而栗。尽管“我”目睹了这一切，但故事的结局里“我”仍然离开瓦镇，拔腿朝瓦城飞奔，继续追求“我”成为瓦城人的梦想。而在鬼子的新作《买话》中，刘耳从城市退居乡村，想重新融入瓦村人的生活，却不断被拒绝。倒错的城乡流动图景和相悖的行动目标仿佛在回应与延续着二十年前的故事。

离乡与返乡——两个完全相悖的方向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生存困境。如果说，城市是离乡者心中乌托邦式的精神符号，那么对返乡者而言，城市则是现代性精神危机的枷锁。

刘耳的归来是一次毫无罪疚感的返乡。他的返乡动机并非源于乡愁，而是源于对城市生活的逃离。作为拥有市长儿子的退休官员，刘耳无疑是城乡突围战里功成名就的幸存者，他的返乡动机主要在于其精神困境：其一是对儿子命运的担忧，儿子身居高位，贪污受贿，时刻有落马风险；其二是对自身境遇的迷惘，儿子是刘耳在城市的依靠，然而儿子与父亲有不同的价值观，刘耳的城市生活充满着不被理解的孤独和随时崩塌的风险。他无法在城市获得真正的精神认同，所以他选择退回家乡，想寻找故土的记忆。

“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对食物的怀旧是刘耳乡愁的开始。城市里的刘耳无须多言，便有人安排好摆满茅台酒、鹅肝、蓝莓酱的宴席，回到瓦村的刘耳想吃的无非是一碗玉米粥，却遍寻不得。老人家宁愿倒掉多余的玉米粥，也不愿将这碗粥送给刘耳。玉米粥承载着刘耳的乡愁，对玉米粥的渴求和被拒，让刘耳意识到故乡的疏离和抗拒。明明身在瓦村，过往乡村生活的记忆也历历在目，但过去与村人同食的经历再也无法重启，一种“在地的乡愁”朝刘耳扑面而来，他是城市的他者、家庭的他者，如今回到故乡，再度成为故乡的他者。

随之而来的是刘耳对现代性生活的反思，以及故乡对刘耳的灵魂审判。对过往的审判与回忆是《买话》叙事的主要动力，总共二十八章的故事分为顺叙和插叙两层叙事结构，两层叙事按照时间顺序平行勾连。如此错落有序的叙事旨在对刘耳的现存境遇梳理反思，探究造成目前境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刘耳的故土根脉又是如何断裂的。

审判从七个空鸡蛋壳开始，这引起刘耳对改变命运的七个鸡蛋的回忆。刘耳与明通因为这七个鸡蛋，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解释了刘耳如何走入城市。七个空鸡蛋壳隐喻着刘耳心中乡土情感的缺失，蛋液的抽离也是刘耳对故乡的抽离。他凭借七个鸡蛋的虚假新闻获得进城身份，让奶奶圆谎、警告明通都表明刘耳的急功近利。在急切地奔向城市的道路上，刘耳离淳朴诚实的乡村道德越来越远。对竹子的背弃、对村人求助的拒绝，在扁豆的发问中，刘耳不得不想起那些被遗忘的回忆，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斩断与故土的联系。

此时的审判尚且属于刘耳的自我审视，扁豆的登场对峙彻底宣告：故乡的无法回望不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实体的消亡，而是因为乡土伦理道德体系对刘耳的否定与拒斥。它指向故土根脉的终极本质。所谓故土，不仅是作为人经验起点的地理空间，更是爱情、友情、乡情重重社会关系缠绕的人情社会。一旦情感断裂消亡，也便失去了维系故土根脉的情感纽带。

买话是故乡的审判，在话语的传递中，刘耳不得不反思过往，也因此作出接续故土根脉的努力。当小说接近尾声时，刘耳不再需要向扁豆买话，而是直接与会长、半桶水等村人对话交流，这是刘耳听觉的恢复，也是故土态度的缓和。那碗遍寻不得的玉米粥终于来到刘耳面前。从渴求玉米粥被拒到主动拒绝玉米粥，刘耳完成了从被动反思到主动反思的蜕变，保留了对自我的批判，实现了人物精神的重塑。

结语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作为鲁迅文学奖的得主，鬼子的小说以冷峻犀利闻名，苦难与悲剧是鬼子笔下主人公的共同遭遇。无论是《被雨淋湿的河》，还是《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都密切关注城市化过程中人性的异化。作为十八年磨一剑的新作，鬼子的《买话》更像是对过往作品的回应，展示了侥幸融入城市生活的乡下人新的精神困境。

《买话》抛弃了炫技式的反转再反转，而是回归到本真的写作方式，围绕刘耳展开叙事。刘耳与扁豆的对话拓宽了有限的叙事视角，提供了多样的话语表达。但是扁豆只是其他意见的传达者，不能完全明确地与刘耳对峙，这就增加了刘耳话语的可信度，让读者更容易与第一视角的刘耳共情。由于斗争对象在暗，小说情节没有明确的反对者和阻挠者，情节的推动较为单一，几乎全靠刘耳的回忆以及刘耳想和村人吃饭的行为动机。在故事后半段中，买话的功能意义消失，现实问题的解决过于轻易。

与早年的锋利锐气相比，《买话》不再聚焦个体的深刻苦难，而是多了一份对衰老的怜悯与温情。小说的写作对象从身处底层的普通人转向身份较高的官员的父亲，较为独特的身份遭遇是否能引发普遍性的情感共鸣？小说过于关注刘耳的心理世界，是否充分开掘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呢？温情本无错，但是当这股温情过度流淌在主人公个体的苦衷时，作品的力度与深度都需要打个问号，故土根脉的接续效果也值得怀疑。

【作者简介】琚若冰，女，二〇〇一年生，上海写作学会会员，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博士在读。曾在《江淮晨报》《太原晚报》《安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红豆》《演讲与口才》《读者》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篇。

责任编辑   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