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多俊秀，春发数年枝

二〇二二年是《红豆》创刊五十周年的纪念之年。作为一份地方刊物，《红豆》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和诚笃的情怀在广西文坛发掘了众多优秀的中青年作家，全方位呈现八桂文学之美，还在凝聚本土文化资源的同时，突破文学层级化和地域化的窠臼，在全国各地广纳贤士，形成一个具有稳定性、风格化和年轻态的作家群体，在广西乃至全国形成一股强劲的创作潮。二〇二二年，《红豆》继续深扎南国，注目时代，依傍传统，力求豹变，刊发了一大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中短篇力作，本文仅对此做挂一漏万的梳理。

一

凸显地域文化和岭南风情是《红豆》文学版图的重要底色，绚丽多彩的多民族文化为本土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二〇二二年《红豆》刊发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彰显地域性特色的同时，试图从新的角度描摹中国城乡社会的共同特点。小说家们关注到了外生的现代性如何征召、改变和塑造新型的城乡社会，他们有效摒弃了“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的守旧意识，深度刻画了在乡者、恋乡者、两栖人等复杂形象，深描当下城乡社会精神和底层人民心理的嬗变，力图探求新城乡世界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符浩勇发表于二〇二二年第一期的《城里没有故乡月》，描述的是一个农村青年“进城”的故事。但不同于东西在《篡改的命》中所描摹“希望”落空、“绝望”又起的城乡冲突，符浩勇恰如其分地规避了已成定势的对城乡区隔的痛心和急迫，赋予这位流寓青年现代意志，给予“进城者”温暖的告慰。小说围绕农村青年李群向城市青年李卓群的转变展开，初入城市的李群感受到高速运转的城市车轮不会因为“一个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而放慢速度”，呼啸而过的车流和饥肠辘辘的生活给了他死的威胁，但他的内心仍澎湃着：“他不是来找死的，而是找活下去的路！”——这是深深扎根于泥土的生命力。而符浩勇也向读者证实了，农村青年在汹涌而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刺激之下，仍能守住中国传统道德的伦理底线——这正是小说的光明感所在。作者并没有让李卓群沉溺于幸福想象中，在他穿着体面的西装驱车行驶在城市街道上时，依然能够体察三轮车车夫、煤球商贩和农民工的不易，纵然坐在光鲜的写字楼中，“秋天村里那片田野”仍是他习焉不察的最后依靠。作者诚实地表达出了李卓群在面临选择时的犹疑，但也赋予了他难能可贵的孤勇与正气，使他扎扎实实地在城市里站成一株蓬勃的野草。而像他这样的一株株野草也必将铺展到更远的地方——可以说，作者正是利用了这种野性生长的文本力量，消弭了文学生产长期困囿于城乡对立书写的魔咒。

俞胜的《逃离》有意与爱丽丝·门罗的名篇《逃离》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住在乌苏里江畔小城里的婉婉既想跟着萍水相逢的客人到哈尔滨过另一种可能的生活，但又顾念丈夫，心思踌躇。就像门罗笔下的卡拉从开往多伦多的大巴车上下来并给丈夫克拉克打起电话一样，婉婉也是在心生逃离念头的当口向丈夫泄露了有人要带她去哈尔滨的信息，一场未遂的逃离凸显了生活之幕的沉重。不过，与门罗意在深描女性的心理困境不同，俞胜的“逃离”故事里对人性的打量是不分性别的，无论男女都被“生活在别处”的念头撩拨着，而这念头里既有对庸常生活秩序的反抗，也混杂着隐秘的欲望，但是当“别处”可能降临时，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小说里的几个人物每一个都有“见不得人的小心思”，这心思体现的并非“绝对的邪恶”，而是每个常人都很难戒除掉的“可哀的罪孽”。小说叙事带一种讥诮的轻松，不做评论，纯用白描，但三言两语之间，却能透射出市井小民写心的劲道和伶俐。

李国彬的《彼岸》塑造了一个倔强而正义的姐姐形象。乔麦子与弟弟谈不上姐弟情深，但她宁愿亲手毁掉婚约，也不忍心让弟弟成为金店抢劫杀人案的同犯，这个日渐瘦弱的女子有着执拗的硬骨头。小说围绕着罪与罚、责任与伦理、亲情与良知的纠缠展开，在剪裁上有意避开案件、避开弟弟与他那些同伙交往的前史，而是聚焦在姐姐三番五次的行动上，不断地以她在“彼岸”的慈悲映衬弟弟的莽撞和无知。小说最终以“梦”作结，让通篇质实的叙事有了一层“虚”的意味，相对拉开叙事的距离，也把弟弟的愧疚和感恩更内在化地传递出来。

青年作者刘巧的新作《杨凡老师》（二〇二二年第十期）无疑为新世纪文学中的“大学生下乡”叙事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范本。小说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戏剧性问题开始，乡村支教教师杨凡意外在榕树下救助了因宫外孕大出血的榕荫村村民滚仙桃，不料却引火上身被污蔑为强奸滚仙桃的罪魁祸首。杨凡与乡村卫道者之间的剧烈冲突成就了小说的高潮，乡民们企图以“强奸”的罪名将杨凡彻底捆绑在乡村，而杨凡也在孩童质朴的语言和自我的妥协中选择了与乡村和解，将自己的一生交给这片贫瘠的土地。与其说作者是以“理想”为介质来塑造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的拯救性力量，不如说是以杨凡作为“受难”的主体来表现野蛮而残酷的乡村伦理对人性的吞噬。或许最应让我们反思的是，应如何重新召唤被无知和狭隘所逼退的乡村正义。

《红豆》杂志二〇二二年第八期的名篇也体现了转型时期城乡秩序之变的观照，尤其是乡村人事的欲望和心灵的迷茫。如刘玉栋《幸福的一天》无疑与前述的《城里没有故乡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同于符浩勇笔下那位孤勇无畏的理想主义青年李卓群，刘玉栋用残忍的荒诞叙事写出了城乡两栖人对幸福生活的想象和落空，小说中马全实感的生活之重和虚感的生活之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比映照的背后正蕴含着作者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底层人物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的痛心疾首，他将笔触延伸到了最为幽暗晦昧的城市根茎之处，而其中羸弱的草根人正一次次地用自身的困顿经历佐证着：“人活着，真他娘的苦啊。”无独有偶，郭雪波的小说《泥乳》帮助读者透过阿楞和二子的视角看到哑母希望之火的熄灭，恰好对应了鲁迅所说的：“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以常规的婚外恋情节作为题材，但作者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散文式抒情笔调下所流露出的残酷与悲情，在五岁孩童有限的叙事视角下，每个人都怀揣着不可与人诉说的秘密。幼子对情感真相的懵懂，为小说渲染了清新自然的乡土风情，掩盖了表象背后所蕴含的强烈风暴。比之付秀莹将探寻的笔墨触及暗流涌动的情欲风波，李云雷的写作则更加天真纯粹。据李云雷自己在创作谈中所言，《杏花与篮球》中的六哥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他因为家庭的缘故放弃自己施展篮球才华的机会，只能在岁月中老去。但恰恰这种遗憾造就了“六哥”的永恒，从此篮球少年的桀骜风姿定格在了那场杏花微雨的篮球赛，他的少年往事和风流倜傥，他与代莲之间隐秘而克制的情感，在这个物欲横流、情爱泛滥的年代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同样描写朦胧的两性情感，了一容的笔法则显得沉重阴郁。他的小说一向有鲜明的西海固的地域风格，不过近来创作也一直在求变，努力在故事之外对人性作更本质的探勘，如二〇二二年第六期的短篇《高房子里的女人》即是如此。这个短篇依然围绕地域资源展开，如回族民居中常见的高房子，但小说的重心却聚焦在房子里那个叫苏芙蓉的女人身上，通过她的婚姻、她的回家、她的固守和走出来展现并省思女性抵抗被塑造的命运的可能及限度。小说开篇就写道：“人住在高房子里和住在矮房子里有天壤之别。”就此将独居在高房子里的苏芙蓉在小说群像中凸显出来，预设读者对苏芙蓉的所有认识都依赖于群众对她的想象性期待：她长得像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其美貌有着令“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的吸引力。对于苏芙蓉外貌及凄艳的人生境遇的大篇幅铺叙，使得小说氛围呈现出一种神秘而颓唐的美感。小说的实验色彩很强，其实验性并不体现于炫目繁复的叙事技巧，而是整个小说包含的情节省略和拒绝线性因果的构造上——结尾处，苏芙蓉抱着一个父亲不明的孩子走出了房子，似乎在传达这样的隐喻意义，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女性似乎也不能自免于男性的秩序，何况苏芙蓉拒绝的是她的前夫把她“驴化”的暴力，而不是“人间烟火气”。如何在高屋子之外自处，是苏芙蓉依然要面临的挑战。

二

在传递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二〇二二年《红豆》刊发的中短篇小说或者尝试从新的视角切入生活本相，他们或将尖锐反讽的笔尖刺向日常生活中的灰暗面，挖掘生活中被遮蔽的“真相”；或用白描手法还原芸芸众生的生活常态，探寻闪耀在庸常俗世中的温情烛光；或者从大历史中挖掘不屈的民族意志，在平民的传奇里礼赞正义的力量。

张凯的《梁园遗老》（二〇二二年第八期）说的是鉴藏界的故事。小说以鉴赏家畅快被古董商吴西哏设计购买赝品名壶“梁园遗老”为线，讲述“学鉴定先修心”“‘鉴物鉴己’不可偏废”的人生道理。小说有纷繁古意的文物知识，有通俗精彩的鉴藏家的斗法，更有对艺术之雅与俗、技与道的诸多辩证。虽是短篇，但作者对出场的各个人物的言谈形貌点染精当，如畅快的得意忘形、吴老板的精明狡诈、畅想老爷子的孤高自守，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传统的精致艺术品，离不开好的鉴赏家，而它穿越时光而来的艺术价值更有赖于收藏者的修养和珍视，就像小说中的“梁园遗老”，畅快费心索求，枉费巨资，却不知真品就在自己家中。这真品说起来得来全不费功夫，可这壶里盛纳着的却是艺术家们看不见的风骨，它背后的故事叠印着超越金钱甚至超越生活的灵韵，比畅快一掷的万金重得多！

与《梁园遗老》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高涛的《声名飞扬》（二〇二二年第七期）。小说为读者演绎了一场荒诞闹剧：退休老人孟一鸣立志要完成一部鸿篇巨制惊艳文坛，在其“成名”之路上，文学界名流依次登场为其摇旗呐喊，而他却一头栽倒在了儿子用金钱为其铺就的星光大道上。小说结尾的情节反转造就了小说的讽刺性，这场“造星游戏”背后所蕴含的现代性焦虑问题，恰好彰显了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理性洞察力。高涛用金钱试探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对功利化社会唯金钱论的危机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但愿我们不要成为助推荒诞闹剧的那一个人。”

张弛的《恍然离世》（二〇二二年第四期）讲的是“单位”里的故事。小说聚焦于单位职工的酒后八卦，用心刻画了朱西昆在传谣后内省多疑的忐忑心理，既写他传谣后懊恼的忏悔，也写他听说“刘智勇”逝世时卑琐的侥幸，用渗透于文本事件核心的反讽叙事，揭示出了现代科层化管理体系中人类精神向度的异化。小说将朱西昆寻找“刘智勇”的过程写得跌宕起伏、讽刺至极，每一个偶然性事件的出场都令“刘智勇”的身份变得更扑朔迷离。而当朱西昆无意间在夜市上与刘智勇重逢，才发现对方竟是台前戏子。朱西昆心中重新翻涌而起的“熟悉的惊恐和焦虑”，恰恰指向的是“祸从口出”“害人伤己”的职场真谛。

曹多勇的《喑哑图》（二〇二二年第一期）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一对从青年吵到老年的夫妻的婚姻景况，书写典型的中国式婚姻中匹夫匹妇的相守，既不回避他们婚姻内的孤独，也珍视相濡以沫的长相厮守。从年轻时起，宗平和苏亚的交流方式就是吵架，而且都是因为琐屑无端的口角。两个把“离婚”挂在嘴边的人为了孩子、房子，隐忍过也挣扎过，改变过也决绝过，但最终还是厮守在婚姻的围城内，相看两相厌又彼此牵绊。他们渴望浪漫的情感，向往怒放的人生，但兜兜转转绕不开生活沉重的帷幕，而且仔细咂摸，这生活的铁幕正昭示中国式婚姻的本质，它不是单纯的爱情关系，而是牵连众多的家庭伦理。小说中以“喑哑图”是这对夫妇婚姻的喻指，精准又具有一种反讽的力道。

朱旻鸢在《心细如发》（二〇二二年第七期）中也谈夫妻生活，但与曹多勇揣摩婚姻的真旨不同，朱旻鸢在创作中呈现出选材的独特性。吴、潘二人的婚姻危机与吴畏的军旅经历构成了小说彼此纠葛的两个声部，吴畏的军旅生活为读者呈现了陌生化的生活样态，文本中所营造的军旅氛围和基层官兵的酸甜苦辣增强了小说的实感。时空流转为主副声部创造了交错的叙事缝隙，吴畏在军旅理发班练就的“心细如发”的本领铺就了主声部的发展线索。小说以主人公吴畏与潘素素二人私密的夫妻生活开场，随即牵引出核心事件：吴畏在潘素素枕下发现了一绺灰白色的头发，吴畏围绕这绺头发迅速展开搜寻，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李副县长。作者毫不回避地描摹吴畏面对假想敌时的冲动、焦躁与痛苦，情节的多重逆转增强了叙事的精神性指向，小说结尾的留白值得读者去细细咂摸思索。

邱振刚的《珠市口》（二〇二二年第五期）将视线拉回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前门外的珠市口，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有卖国求荣的汉奸，有苟且偷生的百姓，更有智勇双全的斗士。小说把民族大义和连枝带叶的兄弟之情冶于一炉，在紧锣密鼓的叙事中，书写穆家子弟不同的人生抉择。小说中针对王克敏和路文霖设置的两次行刺的情节，看起来让悬念的破解越来越近，实则却是更大悬念的障眼法。而且《珠市口》并不把扣人心弦和接连的反转这类谍战小说的“爆点”作为根本的追求，作者更力图在传奇的故事中写透人性，把人在历史大势浮沉中的盲动或决断展示出来，哥哥穆兴科从爱国到叛国的转变就让人深思。此外，作者对老北京城的熟稔也赋予这篇中篇小说别样的淳厚的市井滋味，那些老字号、老掌柜、老伙计的穿插，让小说里的神魔相斗有了具体附着的空间，烘托了气氛，也带出更真实的历史烟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