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中阅读中国

作为一份享誉全国的老牌文学刊物，生于南国的《红豆》杂志在二〇二二年又抽出了令人欣喜的“新枝”。就散文版块而言，不仅有刘醒龙、胡竹峰、刘琼、杨献平、杨海蒂等著名作家的大作，也有时潇含、萧忆、伍岳等文坛新秀的佳篇，小到写一片叶、一碗茶，大到写无垠旷野、广袤戈壁、浩瀚海洋，甚至放眼世界、遥想寰宇，通读下来，满目琳琅，甫一提笔竟有一种无从落下的困惑。这也正是散文中美之所在：沿着作家们的笔锋，读者们可以足不出户地饱览世上万物；跟随作家们的心灵，读者们可以品读人间百味，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至阖卷方觉此身仍处斗室之内。

那还是从“形散神不散”说起吧。我并不是想从理论上来探讨散文写作的方式方法，那毕竟太过于艰深，尤其是在二〇二二年的《红豆》上，如此多的作家作品又怎能一言以蔽之呢？我想说的是这一年中《红豆》刊发的散文在整体上是有自己的主骨的，在作家们上下千年纵横捭阖的背后，中国，是每一位作家不约而同晕染在墨水中的底色，是《红豆》所选散文的“神”，我所谓的“形散神不散”正是说这个。读二〇二二年的《红豆》，在散文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伟大、浑厚，看到中国经历过的艰辛，当然，还有中国未来的辉煌。

且看杨献平的《丝绸路上》系列散文，一篇荡气回肠的雄文一刊便是六期，整部散文正如内容中所写的西北丝绸路上的风土一样，苍凉、壮阔、孤独，却又生机勃勃。这是一组大文，文之所以能成其“大”，不仅在于其体量，更在于其内涵。读杨献平的《丝绸路上》，只读个开头，读者便会被其中的广博所吸引，每到一处，作者便对这里的历史人文如数家珍，每一处都会引起作者的沉思。毕竟，这里曾经经历过千军万马、商队驼铃，历史从这里走过，它的寂寥和热闹中有着太过丰富的内涵。《丝绸路上》第一句便是，“在一个地方久了，总有一种难以平息的焦躁、不安之感”。杨献平果然是散文写作的大家，仅用这一句话便搅动了丝路上的烟尘，同时，也搅动了读者的阅读情绪。《丝绸路上》不是一幅静态的风景画，而更像是一部用文字拍成的vlog，“走”是这篇散文的基本姿态，不断地走，则成为作者感悟丝路大地的方式，而千百年来，又有多少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有多少人看过这条路沿途的风景，有多少人消失在丝路的深处，又有多少人留在这条丝路上，伴着胡杨红柳，成为旅人眼中的传奇。“走”是一种链接历史与现实的姿态，杨献平带着读者“走”，走进丝路的心。初读《丝绸路上·之一》时，多少有点意犹未尽，总感觉作者有些事欲言又止，而在阅读《丝绸之路·之二》后，读者们便会感受到作者在平静的语句背后强忍着的巨大情感波动。原来，这条丝路、这片戈壁、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居然与作者有着如此深刻的渊源，这里，有他半生的欢乐与悲伤。于是，读者们终于了解了作者为什么对这条丝路上的一切能够如数家珍。他熟悉每一条河流的名字和历史，熟悉每一座山峰的走向和典故，他甚至熟悉那些采沙葱的人，因为，作者本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这是一种生儿育女的扎实的生活，它摒弃了一切走马观花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它是历史的、文化的，但更是“我”的，个人的“小”与历史文化的“大”并置在一起，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当这种扎实而平静的生活轰然崩塌时，压在作者身上的并不仅仅是个人婚姻的不幸，同时还有整个丝路上历史文化的重量。但是，作者终于鼓起勇气重返这条丝路，并写下了这篇令人惊叹的长文，这是丝绸路上的历史，也是作者一个人的心灵史。“所幸的是，在河西走廊和阿拉善高原，在沙漠与绿洲，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管此前和今后，也无论多少时间，我始终真实地尊重了我生命青葱时期的人生历程，也忠诚于内心，更敬畏、热爱并感恩于这一片曾经容纳我相当一部分人生历程的别样的烟火之地。”杨献平如是说。这组《丝绸路上》确实是宏大，从历史地理到风土人情，从民族往事到个人秘辛，作品包罗万象，像丝路上的旅人在篝火边听向导讲故事，这故事从古代一路讲到未来，讲不完。不得不说，在当下，能够静下心来写这样一组巨制的作家不多了，但也正是这样的巨制，方显出作者行走于世间的见识与笔下的功力。

大有大的优势，而小也有小的好处。相比杨献平笔下的丝路，胡竹峰在《茶相》一篇中写喝茶则不可不谓之“小”。但是，作者偏要在“小”中写出“大”来，他在这有限的篇幅内辗转腾挪，却将乾坤万物都纳入文中，文章虽短，却字字珠玑，而珠玑之下，则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是作者的一颗文心。一口气读下这篇《茶相》，竟有种当初玉川子“七碗吃不得也”的畅快淋漓。胡竹峰写喝茶时极为内行，且不说他对茶色、茶味、茶形的品评，仅是读他对茶与人生的参悟便已是精彩绝伦。在胡竹峰笔下，毛尖茶中的“茴青”“梅片”竟成了与自己相熟的“小家碧玉”，约“茴青”“梅片”一同喝茶，将茶杯内外喝成一个世界；而大红袍茶却是身披红袍的将军，威风凛凛，适合在冬日边翻阅旧书边喝，茶香间，那些河岳英灵纷纷醒转来，一杯茶却喝出了英雄气节；他将铁观音和翠兰放在一起写，却将铁观音比作婆婆，将翠兰比作儿媳，妙趣横生之际却隐含着几分苦涩。读胡竹峰的《茶相》，却读出了人情冷暖、世间百态。胡竹峰的《茶相》写得尤其华丽，往往是几个字就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底，例如评安化黑茶，“不温不火，不燥不热，低眉有观音相，落喉之际，金刚相、童子相、水墨相隐隐在焉”，只是这种种的“相”为何物，则需看读者心中的乾坤有多大、日月有多长了。胡竹峰文字的华丽还在于炼句，甚至是炼字，写泡花茶，胡竹峰不说“泡”“沏”，而说“养”。在作者眼里，花茶是有生命的东西，需要用情感去“养”，而并非是简单一冲一泡便可完事的，喝茶如是，为人处世也皆应如是。胡竹峰的《茶相》篇幅不长，却有着丰富的起承转合，而字里行间也多有典故，或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或是《聊斋志异》《红楼梦》，甚至《礼记》、诗词，乃至于六朝文章，作者皆是信手拈来，融会贯通。读《茶相》时，能从纸面上读出云雾氤氲的味道来，这是江南一缕茶香，这是绵延不断的千年风雅。胡竹峰在《茶相》里处处透露着“讲究”，喝茶，喝什么茶，什么时候喝什么茶，什么茶该怎么喝，什么茶要喝多少，胡竹峰自有一套心得：喝茶留一泡，留的是未尽之谊；花茶喝六盏，求的是自得其适；滇红则可以喝得放肆一些，一杯接一杯，这就叫作一见如故。这种“讲究”可不是故弄玄虚，茶，一片树叶却承载着中国的味道，当然要“讲究”。而胡竹峰为茶写“相”，则更是要拿得起、放得下、沉得进去，在“讲究”的背后，是中华文明的积淀，是“之乎者也”在现代白话中的回响。

胡竹峰的写作风格是他自己的天赋，更是中华大地山水草木鸟兽杂什所带来的恩泽，这在《红豆》二〇二二年所刊登的散文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韩玉的《花木情缘》、伍岳的《草木深》、王琰的《滋味》、梁沃的《长征路上的那些植物》、辛茜的《辛茜散文二题》、杨海蒂的《三岭美如斯》、王国华的《一朵云来》、黄恩鹏的《无边碧翠凭羊牧》、王族的《新疆三石》、李庆益的《花鸟鱼虫》、储劲松的《烟火尘世》、李能玲的《那年，那月，那日》、五味子的《油茶香》、陈纸的《乡村动物》、刘琼的《食，性也》、潘新日的《千树结》、秦迩殊的《山野之约》、黎宁燕的《水墨之赣》、宫桦的《心路》等篇亦是如此。一茶一饭当长思，一草一木皆有情，在日常的生活中，在身边的城市、村落、山水、动静中，美和感动其实就寓居其中，这美和感动来自中华文化的积淀。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而并未察觉，这就像鱼和水的关系。而散文的作者用文字将这一秘密点破，从此，我们就会发现那些苦苦追求的、“在别处”的美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而我们自身也便是它的一部分。如韩玉写花木，写的便是花木的“格”，菊花孤峭、柿叶绚烂、槐花寄乡愁，而观芍药，竟观出了“一切皆是如幻身”的味道。草木本无知觉，而赋予草木知觉的是人，人毕竟林林总总，而能让每一个人睹物皆有所思的，则是深刻在基因中的文化血脉以及文化认同。再如王琰写吃，写甘肃武威的吃食，一共三节，头两节是“三套车”“面皮子”，最后一节标题便是一长串的“凉州拨鱼儿、米汤油馓子、全羊汤沙米面条和山药米拌汤”，我甚至觉得这后面是应有一个省略号的，只是碍于篇幅，作者将其删去了而已。王琰为散文每一段取的标题中便蕴含着她对故乡的爱。她要通过故乡的吃食将对这方热土的感情连汤带水地端给读者。中华文化的美无处不在，不仅在于诗书礼乐中的大雅，也在于每天吃喝穿住中的大俗。它充分调动着一个人的感观，尤其是味觉，所谓“味道”，也可以看作是味“道”，吃喝之间，品味的则是“道”，故乡的吃食里有中国的味道。沿着乡愁，作者带着读者们体会着中国的大美。这美在生活中、在烟火气中，在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这便是中国之“道”。当下的世界日新月异，传统的山水、草木、虫鱼，乃至吃食、住宅是一方面，而水泥森林中的都市生活中也有着另一番意趣。储劲松的《烟火尘世》把属于现代文明创造的汽车写得出神入化：“车子是有生命的，就像长存世间的石头树木白狐大蛇，饮风吸露，修炼成精。机甲即我，我即机甲，钢铁机器与肉体凡胎天长地久的耳鬓厮磨，二者应当是匹配协同的，在心气和灵魂上是相通的。对机车要时刻葆有敬畏之心，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就像一个写文章的人要谨记惜字如金，敬奉笔砚纸墨之神，并求得他们的祝福与护佑。”初读起来玄之又玄，又有一些半开玩笑的意思，但是静言思之，竟有一种对当下甚嚣尘上的技术理性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也源自东方古老民族的思维方式。在多年之前，山上有仙，水里有龙，万物有灵且运行有常，人处其中，和谐自由。随着现代社会的步伐逐渐加快，人自称灵长，与周遭事物的关系也变得扭曲了起来，人失去了对自身之外事物的敬畏，仅仅视之为工具，自觉无所不能然而却早已画地为牢。在储劲松的散文中，人驾驶汽车，却与汽车保持着一种平等的关系，一如传统文化中的敬惜字纸。这并不是迷信或玄学，而是源自古代中国的生活智慧，储劲松将其一语道破。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从储劲松的散文中，读者不难看到中华传统文明与现代工业社会结合之后的种种可能性。此中有真意，真意不仅在于山水草木，也在于汽车高楼，这也正呈现出了中华文明的勃勃生机。

散文写景、写物，也写人、写事。在人生旅程中，总有一些令人感动的人或事，即便在当时未曾察觉，峰回路转，也总能在某时某刻某地或令人泪流满面、或使人回味良久。《红豆》在二〇二二年所刊登的作品中不乏此类。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作者，感谢他们帮我们重新找回了那些被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忽兰的《布尔津盛世》、斤小米的《一座山的表情》、琬琦的《山顶上》、米来的《鄱阳湖传奇》、黄土路的《百岁老人说一生》、李沛新的《瘦父如山》、杨姗姗的《手艺人二题》、朱鸿的《长安所思》、陈家麦的《五一大队杂记》、秋月的《老吕大夫》、唐晓勇的《高堂在上》、孙善文的《老死有多难》、王春生的《兵之初》、卢周来的《书卷多情似故人》、罗晓玲的《河床》、杨晓红的《斑竹窠男人》、朱百强的《父母的杏树》皆在此列。写人、写事总是文学创作之大端，散文也不例外。但是凡百人百事只要一经散文的滤镜，就多少会带上些淡黄的色调，可这色调正好，能为世镜，可暖人心。读忽兰的《布尔津盛世》，一起笔便是令人心动的苍茫：“她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这个松木屋檐的客。”“她看见了这些，从此这些就成为她的一切。”这种带有强大宿命感的情绪召唤着读者的记忆，而作者则带领着读者们在“她”“他”“他们”“我”“你”之间不停穿梭。你是谁，她或他是谁，而我又是谁，是谁在用一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白色搪瓷大平盘吃着哈萨克土豆片，而谁又打马从草原深处走来如同拨开千年的岁月，“你肯与我起辇，去往祖先留下足迹并在血脉里日日呼唤我们的地方”。琬琦的《山顶上》则是另一种画风，草原上梦幻一般的苍茫变成了极为质朴的现实，整篇散文中弥漫着一种烧煤油灯的味道，以及在煤油灯的光晕下厚重若有实体的暗暝的色调，这正是父辈所经历的生活的色与味。也许当时的作者并不能理解为何父母不能停下劳作的忙碌来欣赏一下山顶的美景，也许当时的作者会觉得父母坚持了一辈子的“朴素的实用主义”迂得有些可笑，但是当她带领着我们这些读者通过文字穿越回那个时空后，竟突然发现当下的我们有暇去欣赏山顶的美景与父母辈的辛劳密不可分。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一旦参破，读者们便会立即感受到这个民族的可敬与可爱。而米来的《鄱阳湖传奇》初读上去多少有点“名不副实”，说是传奇，却只写“过年”“龙灯”“龙舟”“祭祖”“清明”“祭月”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节庆事体，只是热闹罢了，哪里称得上是传奇？但是，请莫急，再读一遍，慢慢读，就会发现——在过年的甜蜜中、在龙灯的舞动中、在造龙舟船匠的水烟中、在祭祖时担沙铺路的传统中、在清明时节的思念中、在中秋祭月的欢笑中，传奇也便是如此了。在这片土地上，无数人年复一年地将平凡而又踏实的生活重复了千百遍，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传奇的味道浸润在每一个仪礼的举手投足之间，浸润在春播夏长秋收冬藏之中。这样看来，《鄱阳湖传奇》还真是“传奇”，但这不仅仅是鄱阳湖的传奇，鄱阳湖只是一个缩影，传奇般的中华民族的缩影。杨姗姗的《手艺人二题》也是一篇带有传奇色彩的散文，作者写的是市井奇人，而他们的“奇”说起来也并不“奇”，这只是平凡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忠于内心的坚守。作者在正文前有一小段题记，称“时光流转间，许多传统手艺跌落在时代的边缘，或慢慢凋零，或渐渐被人遗忘，因此，那些零星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手艺人便更令人怀念，我时常会被这些平凡生活里的劳碌者深深感动”。读杨姗姗笔下的桂姐和李木匠，竟能读出卖油翁式的古意。这些市井间的手艺人虽然谈不上“技近乎神”，但是能守一份初心、做一份事业、聚一份人气，这在越来越速食的当下社会里就已经实属不易。而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坚守，平凡的生活才会多了几分“艺”的感觉，“艺”不在世外，而在人间。杨姗姗的这篇文章有汪曾祺的味道，但却没有汪曾祺作品中“最后一个”类型人物形象的落寞，《手艺人二题》是充满了希望的。从桂姐对自己业务的热情推销中、从作者留给李木匠来磨的那把刀中，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对“手艺”这个词的信心。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手艺，也都需要手艺人，这些手艺人的坚守和精神也正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工匠精神”，这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延续下来的精神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