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怎能忘记？（外一篇）

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我从小沐浴在书香中，有点自命不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街上的男青年流行穿花衬衫、喇叭裤，留长头发、短胡须，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如果后座再带个拎四喇叭音响的花裙子女士，就更时尚了。而我从高中技工班匆匆毕业，除了头发留得长了点，眼镜戴得宽了点，只有满腔的书生气。那时的城镇户口很吃香，城镇户口的人毕业后劳动局会直接安排工作，我理所当然地进了本地的县属企业。

不料，迎接我的却是兜头一盆冷水。进厂培训一个月，考试倒是前几名，却被分配到冷焊车间去做锻工，俗称打铁。锻工组几个师傅都临近退休，确实需要增添年轻人，可惜选错了人。机械锻造，一般用气锤，但制作工具时只能采用传统的手锻方式。师傅用小榔头轻敲，徒弟用大榔头猛砸，叮当叮当的声音很悦耳。要冲孔了，师傅左手拿钳子夹住冲头，右手用小榔头敲击指引，我举起大榔头一锤下去，叮的一声，冲头不翼而飞，砸偏了。好不容易找到冲头，一锤下去又飞了，继续找。几次下来，师傅火了，把钳子往地上一扔，说：“还是你做师傅吧。”向领导汇报也没用，我确实是眼神不济，我进厂时体检，左右眼都近视。

锻工组活儿不多，师傅们经常抽烟、喝茶、聊天。我干活儿不行，态度蛮好，经常问父亲要几包好烟伺候着师傅们，所以上班时间也可以躲在工具间里看书。车间主任来了，师傅们假装咳嗽，我赶紧把书藏起来。时间长了，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找了块木板，在上面练起了书法。我困了，眯一会儿，眼前浮现出一幕幕上学时的景象。我自幼偏爱语文，作文比赛拿过第一名，还在报上发表过文章。母亲为了培养我的特长，小学特意跟班教了我三年，初中时华嵩元校长又教了我两年。上高中走读，每天路过黄石街，又跟着华復震老师写大字。夕阳下的天井里，一块方砖一缸水。几年下来，我写的颜体字有模有样。

宣传科科长老崔，是军转干部，刚从车间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喜欢喝老酒，一到中午便坐立不安，哪里还有心思做文章？他听说锻工间里来了个秀才，赶紧跑过来看看。他以培养新人为由，一有任务，赶紧跑下来找我。几个月下来，全厂上下都知道，锻工间里有个眼镜仔，字好，文章也好。不久，我正式调到宣传科，专职写通讯报道、出黑板报、整理宣传画廊等。那个时期，县报和日报，基本上每周能发一篇我的通讯报道，虽然大多是豆腐块，甚至几行字，我也很起劲儿。

团委书记姚文兴的老婆是上海知青，回沪后老公可以随调，于是他也急于物色个接班人。我能说会道，笔杆子还可以，加上领导也赏识，进厂一年多，就成了享受中层待遇的团委书记。人家十年的路程，我一年就走完了。

工作比较顺畅，情路却遇到了阻碍。

初恋的两条大辫子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在我的眼里，起初她就是一个黄毛小丫头。她有肥嘟嘟的脸蛋，一双又圆又大亮闪闪的眼睛，古灵精怪的。她坐在我的前排，上课时，时常大模大样地背靠着课桌听课，两条粗长的辫子就在我的桌面上拖过来拖过去。我爱恶作剧的天性犯了，忍不住拿个大头钉，悄悄地把她的辫子钉在课桌上。下课时她站起身来，辫子拉动桌子，桌子摇晃，把我的书本全部掀在地上。估计她被拉疼了，她脸涨得通红，转过头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跑出了教室。

有一天，放学以后，她故意拿走了我负责关锁教室的钥匙，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追出校门，不知不觉中伴她走上回家的路。走了一半，我才想起教室的门没锁好，怕被值班老师批评，只好和她一起返回学校，锁好门，重新走上送她回家的路。乡间的小路，曲折而幽长，来回好几公里，书包越来越沉重。起初我们说说笑笑很欢快，后来慢慢变得沉默。

天色渐渐暗下来，不一会儿飘起了细雨，两个人莫名地紧张起来。路崎岖不平，磕磕碰碰，起初她的手抓着我书包的背带，不知何时，竟抓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的心怦怦直跳，呼吸也急促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拉女孩子的手，那么温热柔软。我的眼睛也变得雾蒙蒙的，有点像坠在云里雾里。我慌乱地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神却格外明媚。

突然对面不远处闪来一道手电筒的亮光，还有隐隐约约的声音。她突然紧张起来，拉着我躲进路旁的稻田里，说是她爸妈来接她了。我也紧张起来，她却蹲下身子，瞅着我的窘态偷偷地笑。不一会儿，她爸妈走远了，我们继续往前走，直到运河边那个小村的村口。我再次握紧她的手，心里却像窜进了一只兔子，怦怦直跳。我紧张之中泛着一丝甜蜜，觉得从此以后，我们俩肯定会在一起了。

在那个时代，牵手是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们俩的关系因此变得很神秘。她给我看了她写的日记，说她早已偷偷喜欢我，而我却始终不开窍。女孩子早熟，男孩子会迟钝一点，但经过此事，彼此的情愫已经明了，我心中窃喜。从此，眉来眼去，你侬我侬。自以为掩饰得很好，却终究被老师看出了苗头。我被调整座位，换到了教室的另外一边。同时还有人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是同校的老师，并没有大惊小怪，只是要求我认真学习，成绩不能落后。不久以后，我发现，女孩竟慢慢地不理我了。情窦初开，正是炽热的时候，她却对我爱理不理，也不说原因。我像条被晾在沙滩上的鱼，回又回不去，只能苦苦挣扎着……

毕业以后，我还是没有放弃，给她写过无数封情书，却如泥牛入海。一次次期盼，一次次失望。一次次的打击，让我变得自卑敏感。我明明知道，她就在同一个镇上工作，却始终没有勇气去找她。走上社会的她，更加风姿绰约、神采飞扬，而我依然五短身材、不修边幅。敏感让我患得患失，自卑让我错失机会。渐渐地，我失去了她的音信，她如同断线的风筝，越飘越远，我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

遗憾的是，姻缘天定。初恋不过是天边的一片彩云，很绚丽，却很难抓住。多年以后，一次同学聚会时，我问她：“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她很认真地说：“你不知道吗？你有个了不起的母亲。你母亲是个城里人，到乡下教书，跟了你农村的父亲，吃尽了种田的苦头，哪会甘心让下一代重蹈覆辙？你母亲听说我们早恋，马上去找了我父亲……”

这事，自然就黄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所在的县属企业兼并了另一个县属企业，重组为集团公司。我作为原企业年轻有为的团委书记，被提拔为集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分管秘书、人事工作。整个公司一千多人，各方面变化很大。我的主要工作，依然是充当笔杆子。这是我的特长，也比较符合所谓的文艺青年的追求。

我的妻子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姑娘，但不是弱不禁风的那种。她年轻时很率真，经常笑，而且笑得很甜蜜。那种无处不在的乐观和豁达，冲淡了我的忧郁和内向，牢牢地吸引住我。我们相恋时，妻子是城镇户口，毕业后也分配进厂，成了我的同事。她从小跟着奶奶长大，远离父母，吃过很多苦，表面上阳光开朗，骨子里却很执拗。

她刚满二十岁，我们便结了婚。为了分房子，我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于是工作变得不顺畅，十年里徘徊不前。幸而从小有追求，那个年代文艺青年共有的梦，始终在心里。

工作还是老样子，写作也少了那份激情，觉得脑子里很空虚。一时心血来潮，租下了我工作单位的门面房，利用业余时间开起了小书店。书店对面是前洲中学，我曾经的母校，父亲退休前也在那里工作。市口还不错，店里经营一些文具和小礼品，书刊反而不是主要的。白天由父亲和丈母娘轮流守着，在早、中、晚上学、放学的三个时段，由于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校门，生意很火爆，那时我们全家总动员，有时忙得像打仗。赚了钱，可以买更多的书，生活也更充实。

慢慢地，生意冲淡了我的初心。我觉得，经商并不让我感到羞耻，反而很坦然，坦然地面对一切。

赚钱是一种需要，有时也能成为动力。文艺作为爱好，是精神上的寄托，物质也许更重要，能让你更快地接近梦想。理想和现实，也许并不矛盾。我想做更多更大的生意，去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夫妻俩，小事情经常争论，大事情却始终一致。目标一旦确立，我们便风风火火干起来。大清早，夫妻俩跨上摩托车，去红梅市场进文具，去南禅寺淘书刊，一晃就是一整天，忘记了吃饭。由于眼光精准，我进回来的文具经常被一扫而光，进的小礼品也非常热销。那时的中学生流行过生日送礼物，要有漂亮的包装，要写情意绵绵的贺卡，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时间久了，小姑娘喜欢找我这个眼镜叔叔包礼品、扎花带，小伙子干脆把钱一扔，豪爽地直接让我帮忙挑选礼品，甚至偷偷地请我写贺卡。

生意越好，信心越足。小店里增加了租书项目，顾客要付押金才能出借，我却拿出一本练习本，让学生自己填写姓名和班级。我觉得，喜欢看书的人，就算品行一般，也都还好，而且租金一天才几毛钱，借了不还的人应该很少。彼此间的信任，远比金钱重要。

过年时，小伙伴们陪我去街上卖洋泡泡，妻子支一张钢丝床，搬店里的一些小玩意儿放在旁边卖。熟悉的人很奇怪：“你们有稳定的工作，为啥还要出来练摊？”我们笑笑：“业余爱好，喜欢就出来玩玩。”妻子的一个男同学路过，以为她日子不好过，转身回来把一堆布娃娃全买走了。

节日里，我们还去其他学校门口摆摊，认识我们的老师大惑不解。过了几年，我们又在前洲二中门口开了家分店，生意也不错。

二〇〇一年，我的人生遇到了重大的转折。公司二次转制，彻底变成了私企，我将被派往新组建的分厂担任厂长。与其帮别人干，为啥不能自己下海创业呢？于是我从老厂里带出来一帮人，开始了艰辛的创业生涯。学生时代偏爱文学，青年时期热衷文艺，整天舞文弄墨，想不到三十而立后居然摇身一变，自己开厂做起了老板。

我先是与朋友合伙开了个机械厂，但产品低端，没有发展潜力，放弃了。我又去大哥的公司搞营销，仍感到平台太小，后劲不足，又放弃了。

二〇〇四年，通过朋友介绍，我应聘到常熟市供电局，和其下属的常源变压器公司的负责人合伙办了一个新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器铁芯，我任总经理，并承包经营，占有实股。公司只有几十个人，但每年销售额超过两千万元。数年下来，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四年后，经营承包期满，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买了厂房，添了设备，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实体。从此，我步入了人生发展的快车道。其间，我还去南京机械专科学校学了两年的管理课程，拿了个大专文凭，加上以前的资历，顺利地评上了职称。

在老家安安稳稳地开了十多年厂后，惠山经济开发区对低效用地企业、高能耗和高污染行业实施拆迁。我的公司虽不属此类，但处在整体拆迁的地域内，且是小型企业，只赔钱，不供地。如果要继续经营下去，就必须高价租用别人的闲置厂房，这不是长久之计。恰巧有朋友在苏北拿地建厂，我便考虑也把生产基地搬去苏北。

二〇一九年的秋天，山山寒色，树树秋声。我和儿子第一次踏上金湖。老家的张书记，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感情自然很深。秋风里，他送我，忧郁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心。另一位同学凌晨给我打了电话，也劝我不要去了。我眼一热，差点忍不住落泪。他们的担忧和好意，一下子让我有了闯关东的感觉，秋风萧瑟，心里面充满悲凉。意想不到的是，在金湖迎接我们的也是一位张书记。张书记相貌平平，穿着也很随便，虽然是银涂镇的党委副书记，且兼任开发区主任，却没有当惯了领导的那种做派。他详尽地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投资环境和具体的优惠政策，我感觉很实在。当我提及一些尚不完备的基础条件和不配套的问题时，竟感到他有一丝羞愧，让我感受到他的不掩饰和真诚。当时就认定，张书记是个可信的领导，甚至可以成为相互理解的朋友。于是，我很快地签订了投资协议。

一年后，我投资的公司第一期厂房如期竣工。高大的办公楼和三千多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与周边几十家苏南过来投资兴业的公司一起拔地而起。各方面的运作都比较顺畅。除了地域上相差二百多公里，没有其他大的阻碍。这里地价便宜，政策优惠，营商环境相对宽松。我觉得，这条路，我应该没有走错。后来，我和几个同学又合伙办了个新的企业，在新厂对面又拿了二十几亩地，建了八千多平方米的厂房。企业规模壮大了，我信心满满。二次创业虽然辛苦，但是值得，我感觉很充实。

下海二十年，由于生活和创业的无比艰难，我没有再写过一篇文章。如今，我事业有成，家庭也其乐融融，但总是不敢提笔行文。我知道，因为爱情，因为之前的种种人生缺憾，种种不如意，自己才会去努力打拼，才有了我的今天。

爱，怎能忘记？又怎能忘记？

水乡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