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失窃案

张军第一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大操场上跑步。我从头到脚穿戴着一整套网购的“专业”跑步装备，手里抓着手机，里面播放的一首首节奏舒缓的歌曲通过骨传导蓝牙耳机传递到我的听觉神经，引导我以平稳的节奏和配速在鲜红的塑胶跑道上像驴拉磨一样机械地绕圈。离五公里的日跑量还剩下最后一圈多的时候，腾格尔深情的《蒙古人》突然变成了叮叮当当的来电铃声，跑步的节奏一下就乱了。我恼怒地端起屏幕看了一眼，一个陌生号码，虽没有显示被多少人标注为骚扰电话或推销电话或诈骗电话，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狠戳了一下那个红色的拒接按钮。

脚步凌乱地跑完最后几百米，我喘着粗气把一条腿搭在一个简易健身器材上做拉伸，铃声又一次响了起来，还是那个号码。这种情况不多，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请问你是朱旻鸢先生吗？”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问道。“啊？”我警惕地应了一声，惊愕而不置可否的语气，为下一步的应对留足余地，因为无法确定电话那头到底是熟人还是生人还是机器人。这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成了名人，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的个人生活，问我要不要低息贷款，要不要高档住宅，要不要美女服务……跟第一代电话骚扰者相比，这些人竟然都知道我的真名真姓，但却没几个能准确地读出那三个汉字，有的叫我朱日鸟，有的叫我朱冥冤，好不容易有一个三个字都读准了的，而且是个声音柔美的女士，但问出来的却是“是朱旻鸢女士吗”，气得我当场就喷了一屏幕的唾沫星子。这次这位，应该是我遇到的最有文化的骗子了，就凭这一点，也应该多给他几秒钟的说话机会。

“嗯，那个……我是张军（也可能是张君或张均）。”对方显然被我的“啊”字吓着了，声音变得更加畏怯起来。

“你是……哪个张军？”我也小心谨慎地问道。我认识的人里，估计叫“张军”的最多，尤其是在部队，二十多年军旅生涯，到过的每一个单位，几乎都有叫张军的，有的还不止一个，有军官，有士兵，有职工，有家属，还有营区门口的小卖部老板、出租车司机以及外卖小哥。这些张军，无论是仍在跟前的，还是天各一方的，几乎都没有和我以电话方式交流过。我无法确认这个通过无线电波传来的声音到底属于哪个张军，只能凭以往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像试探敌情一样往下收集更多的信息。

“就是神炮旅教导队的那个呀。指导员，您忘了二十年前的那起失窃案？”

我靠！我浑身一颤，沾满汗液的手机就像一块打湿了的香皂，哧溜一下从手中滑了出去。我急忙用另一只手去抢救，却忘了自己的一条腿还搭在齐腰高的铁杆子上，独木难支的身体顿时像一棵被砍断的大树，不由自主地往后倒去，最后与手机一起重重地摔在了坚实的水泥地上。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耳机里传来一声脆响。电话挂断了。

我拾起手机，从地上爬起来，就近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望着眼前空无一人的操场，合计着是等他再打过来还是自己主动回拨过去。天色毫无预兆地迅速暗下来，如同在空荡荡的操场上拉下来一道幕布。二十年前的往事像当年教导队上课时用的幻灯片一样从记忆深处一幕一幕闪现出来。

二十年前的神炮旅教导队，幻灯片是最先进的教学手段，全队还没有一台电脑，更没有投影仪或多媒体；发工资、买东西通通是现金支付，刷卡是驻市区部队官兵才能享受到的高级待遇。当然手机已经在干部中普及，只不过严格限制使用，平时大家都默契地把它调到震动或静音，装在比较隐秘的口袋里。手机里也有游戏，但不是《王者荣耀》和《绝地求生：大逃杀》（俗称“吃鸡”），而是《俄罗斯方块》和《贪吃蛇》——如果你用黑白屏手机玩过这两款游戏，说明你和我一样，已经老了。

但二十年前，我还非常年轻。年轻得脸上没有一个褶子，身上没有一块赘肉，头脑灵光，四肢敏捷，五公里可以轻松地跑进十八分钟以内，《俄罗斯方块》可以轻松地玩到千分以上。通信员赵亮的声音似消防警报一样在楼道里响起的时候，我就坐在教导队队部的办公桌前，叼着烟卷，用那部花了几个月工资才拿下的摩托罗拉V998手机堆砌着“俄罗斯方块”。

那是初冬的某一天，具体几月几日我早忘了，就像早忘了自己是几月几日正式调到教导队，又是几月几日正式离开教导队的一样。我只清楚地记得那时自己从正规连队调到这个山村还不满半年，塞外的驻军部队已经统一换上又肥又大的冬装，而教导队周边的山头上已经枝枯叶落，比司务长魏登月摘掉假发时的头顶还要荒凉。我还记得那几天，由我具体负责的全旅预提士官集训刚刚结束，旅里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在即，所以头一天我不仅送走了自己管着的五十多名上等兵学员，还送走了管着自己的两位顶头上司——队长、教导员，他们去旅部开会。

那天之所以会坐在队部玩《俄罗斯方块》，是因为我所领导的和领导我的人都走了，整个人突然前所未有地空闲下来，闲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干什么好。尽管队长、教导员走时都曾拍着我的肩膀郑重交代，党代会期间队里的工作由我全面负责，我也郑重地点了头、表了态，但我坚信这种交接形式大于内容，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像教导队这样的纯教学机构在没有教学任务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去“全面负责”的。这样的认识在送走最后一个学员，院里彻底恢复冷清之后，变得更加牢固起来。那天早饭后，我在院子里连转了五圈，总共才遇到三个人，以至于回到队部，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我脑子里依旧一片空白，直到我点上烟，打开手机。

通信员赵亮的声音就是这个时候从室外传进楼道，又从楼道传进队部的：“指导员，指导员，不好了……”声音连呼带喘，听得出来是在边跑边喊，像拉着警报一路冲向火场的消防车。我一把合上手机，拔下快烧到嘴唇的烟头，看着已经站在门口的赵亮，说：“出啥事了？快说！”赵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保险柜被撬了！”

我像被瞬间解除压缩的弹簧一样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问：“哪儿的保险柜被撬了？”话一出口就感觉到自己问的是一句废话。赵亮能知道的保险柜当然是教导队的，而整个教导队只有一个保险柜，在司务室——司务长那间加了防盗窗的办公室兼宿舍。我于是马上又问道：“怎么回事？慢慢说。”赵亮边喘气边说出事情的大概。就在几分钟前，司务长魏登月在家里吃完早饭回到司务室，一开门便发现保险柜被撬了，里面存放的两万元现金全部被偷走了。

我深吸了一口塞外初冬季节特有的干冷空气，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呛人，一分钟前还堆满各种方块的脑子里一下变得空白。我故作镇定地用两个巴掌抹擦了一把脸，对赵亮说：“慌什么？看看去。”“是！”赵亮答应着掉头就往回跑。

我随赵亮赶到现场的时候，司务室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但声音都很小，仿佛故意压低嗓门，怕引起别人注意似的，尤其是一见到我，立即安静下来，默不作声地让出来一条通道，好像终于等来了管事的人。

我第一次感受到“全面负责”的待遇，很顺利地走到门口。司务长魏登月脸色苍白地杵在一旁，汗水正从被假发覆盖的额头往下淌，两条瘦长的腿在肥大的作训服裤管里不住地颤抖，像在布袋里装了两只老鼠，与平时那个经常在饭堂里当着队长、教导员的面大声训斥学员们浪费粮食的中尉军官判若两人。

“报案了没有？”我问。魏登月抬起头，见是我，又低下头看着脚尖说：“向队长、教导员报告了。”“然后呢？”“然后，他们向旅政治部报告了，保卫科的人正往这儿赶。”魏登月把头扭向窗外。

我站在门口探头向里面看了看，屋子里并没有想象的狼藉，只是角落里那台外表布满锈迹、上面堆满杂物的保险柜敞开着，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把魏登月拉到一边，问：“除了保险柜，别的东西动了没有？”魏登月不耐烦地摇摇头回答：“没有，办公桌的几个抽屉和文件柜都好好的。”“发现被盗后，再没有人进去吧？”“除我进去过一次，其他人没有进去过。”“你晚上为什么没住在司务室？”我盯着魏登月蜡黄的小脸。“我……”魏登月像被我点了穴，一下就愣住了，半晌才缓过来，说，“我家属来队了，晚上回家住，队长、教导员都知道。”“那就好，保护好现场，这对下一步破案很重要。”我学着探案剧里警察的样子，开始安排部署：三名战士负责守在司务室门口，在保卫科的人到来之前，任何人不准进入；其他人等马上回去，集合点名，所有人员停止外出，在家待命。

围观者一哄而散，身边只剩下了赵亮一人。我又拍了一下赵亮的脑袋，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准备？”赵亮站着不动，问：“准备什么？”“准备各种花名册，在编的，在岗的，借调的，休假的，家里有困难的，都单独列一份出来。”赵亮眨了眨眼说：“你怀疑是自己人干的？”我头也不回地往外走，说：“你说呢？”赵亮捣着小碎步在后面紧追，说：“我也觉得是，这家伙情况太熟啦，不撬窗户撬门，进了门又直奔保险柜。”我突然停下，问：“要是你，偷到钱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赵亮的眼睛立即大了一圈，回答：“怎么可能？我可是差不多二十四小时都在你眼皮子底下晃悠，你怀疑谁都不能怀疑我！”我忍不住笑出声，说：“瞧你紧张的，我是说假如、如果。”赵亮长松一口气，说：“吓我一跳。这形势能不紧张吗，你看看现在全队谁还敢大声喘气？”“瞧你那点出息，到时候还不知道能紧张成什么样！”我嘴里怒斥着，两只手却不由得搓在一起——手心里全是汗，心里恨得直骂：这狗日的哪里是为了偷钱？这分明是为了专门给我找点事干。

到时候能紧张成什么样，我很快就感受到了。不仅是我，全教导队的干部战士都感受到了。

基层司务室被盗两万元现金，算是大案，尤其是在全旅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党委即将换届选举的非常时期。旅政治部保卫科安科长亲自带队莅临教导队办案，足以看出旅首长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跟着安科长一起来的两位干事都是尉官，一上尉一中尉，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如果不穿军装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一对演喜剧的老搭档。但这仅仅是就体形而言，并不包括面部表情。此二人的表情不仅与喜剧毫无关联，还格外严肃，脸如铜浇铁铸一般冷峻。即便是见了堆着笑脸为他们拉开车门的我，也没有任何表情，除了象征性地与我相互敬礼、握手，连礼节性的寒暄都懒得说半句，便提着大包小包直奔司务室，硬是把我悉心准备汇报的腹稿活生生全都堵回了肚子里。同车抵达的还有我们教导队的队长于光明，不见教导员。见了于队长，我既惭愧又惊喜，但刚上前还未开口就被他制止了。他看了一旁的安科长一眼，摇了摇手：“现在还不是时候，先办案。”

一高一矮两位干事果然都是专业的办案人员，一到现场便开始工作，不仅在门口拉起了警戒线，还端着照相机对旮旮旯旯都照了一通，然后从一个铁皮箱子里取出一堆我说不出名字的设备，开始提取各种指纹和脚印……这些平时只在影视里见过的侦破场景毫无征兆地在司务室这间小屋里真实上演，让人恍如隔世。

安科长也没有闲着，马不停蹄地找人谈话，把凡是跟案子沾点边的人都找过来谈了一通。唯独没找我谈，因为我负责传唤——根据安科长列出的名单，挨个儿把人带进大会议室，然后关上门在门口等着，出来一个再叫下一个。

谈一天下来，我跟安科长一句话也没搭上。直到所有人谈完，我总算被叫了进去，坐到了会议室靠门口的靠背椅里。坐下来我才知道，安科长和于队长经商量决定组成案件侦破小组，除了保卫科的三人和于队长，我也被列入小组成员名单里。

接下来便是开会了。于队长虽然和安科长一样也是组长，但会议却完全由保卫科主导着。两名干事汇报现场勘察情况，安科长根据他们的汇报和谈话掌握的情况，作出判断。现场留下的痕迹和证据比较多，说明作案人员是新手。窃贼直奔司务室保险柜，其他地方基本没动，说明事先来过、熟悉室内情况，内部人员作案可能性极大。

这样的判断令我既振奋又失落。振奋是因为安科长的分析判断和自己几乎一样，失落则是因为精心准备好的发言又要咽回肚子里了。正纠结着要不要发言、该怎么发言，安科长的目光已经落在了我身上，他用三层的下巴指着我说：“那个，那个谁，你不是还有情况要汇报吗？”

于队长赶紧介绍：“哦，这是小朱，今年新调过来的指导员，我和教导员不在的时候他负责全面工作。”说完也充满期待地看向我。我站起来说：“没有了，我要汇报的跟刚才科长说的差不多。”两名干事不约而同地嘴角抽动，笑了一下。

安科长却呈惊讶状：“哦？那你有没有特别的怀疑对象？”“暂时还没有。”